测谎结论的可采性在美国的演变及启示

测谎结论的可采性在美国经历了从弗莱伊规则的严格排除,到道伯特规则的全面开放,再到谢弗尔之后两极分化的演变.谢弗尔案之后,具体个案中测谎结论的可靠性成为决定测谎结论可采性的关键因素.我国没有关于测谎结论法律地位的明确规定和统一认识,法院对测谎结论的处理方式迥异.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对测谎结论可采性的做法,在承认测谎结论证据能力的基础上,通过法官对具体案件的严格审查,采纳或排除测谎结论,并确定测谎结论的作用领域.     

论测谎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

测谎结论能否运用于诉讼有很大的争议性,其实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测谎结论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并具有证据的属性,不应该被排除在诉讼之外。特别是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一些特点使测谎结论在其中有广泛的发挥空间,只要在程序上予以规范,测谎结论就能够作为证据运用。     

测谎结论在证据网络体系中的价值解析——兼论测谎结论证据地位的发展趋势

测谎技术作为一项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揭露谎言的重要刑事技术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国内外理论界对测谎技术的应用和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却莫衷一是,争议颇多。因此文章在分析测谎结论证据资格以及目前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对测谎结论作为证据使用的可能性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诠释,以期进一步明晰测谎结论在证据网络中的价值。     

论测谎结论的证据效力

测谎是通过检测生理反应来探知心理痕迹，从而得知受测者与某事件的相关性，因此，测谎的结论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符合证据在基长属性，从表现形式来看应属一种特殊的鉴定结论，但在我国由于发展时间短，无统一规范性。鉴定水平普遍不高，导致测谎结论还不能被普遍接受，只有严格测谎的准入资格、规范测试程序、提高测试的准确率才能让公众接受，将其合法地纳入证据的范畴。     

测谎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

测谎技术是一种现代高科技的产物,我们既不能绝对排斥其在民事审判中的应用,使其游离于民事诉讼程序之外,也不能将其“神化”,将其视为冲破民事诉讼僵局的刹手锏。任何对案件事实的判断都要遵循基本的证明规律,如何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理性地规范地运用测谎技术判断证据,不仅需要立法上进一步完善,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地探索。     

论刑事证据的可采性

证据可采性制度在英美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指的是一项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而进入到司法诉讼程序并被采用.我国的司法解释和现行法律中还没有正式采纳这一概念,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表述的时通常将其表述为“不具有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等.本文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应当引入可采性这一概念,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     

论民事诉讼中的测谎

我国在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同时没有赋予当事人充分的调查取证手段,因此,法官为追求个案的实体公正和办案的社会效果就会想办法避开证明责任机制而采取测谎的方式来解决实际问题。尽管赞同在民事诉讼中启动测谎并将测谎结论作为定案参考的观点逐渐占上风,但在测谎结论的证据属性没有得到立法认可的情况下,有必要限制测谎启动的条件。     

测谎结论的证据问题研究

近年来,测谎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并在侦查破案和审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测谎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未统一,加之我国对于测谎结论的适用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已有的司法解释也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加深了人们对测谎结论的质疑,即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问题。因此,明晰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和应有的法律地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亟需研究的一个问题。     

测谎结论的证据问题研究

近年来,测谎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并在侦查破案和审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测谎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未统一,加之我国对于测谎结论的适用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已有的司法解释也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加深了人们对测谎结论的质疑,即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问题。因此,明晰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和应有的法律地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亟需研究的一个问题。     

非法证据及其可采性研究

非法证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根据我国国情，目前对非法证据尚不能完全排斥，而应在查证后区别对待。     

测谎结论证据能力问题研究

测谎技术和活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可和应用，自80年代起测谎技术就在我国侦查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发挥了侦查导向、查找线索、提高破案率等巨大作用。但是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理论界争论不已，而且现有司法解释的规定也存在问题。应该充分认识测试技术科学有效性，肯定测谎结论的证据能力，待条件成熟时将其纳入科学证据体系。     

论录像证据可采的基本法理

录像材料再现案件事实能力的优势和劣势都同样明显,这决定了录像证据有着较为特殊的可采性规则。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的立法例表明,录像证据可采有三个基本法理,即录像证据与录音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不一致;影响录像证据可采性的特定因素是形式真实性要件;不同表现形式的录像证据可采性规则不同。我国有关录像证据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应当按照上述法理加以完善。     

证据的采纳和采信从两个“证据规定”的语言问题说起

司法人员审查认定证据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即证据的采纳和证据的采信。司法人员审查认定证据的内容应该包括“四性”，即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充分性。采纳证据应该遵循带有一定刚性的规则；采信证据则应该依据带有一定弹性的标准。科学证据的采纳和采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澳大利亚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研究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专家证据在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澳大利亚的专家证人制度虽起源于英国,但经过独立后几十年的发展,颇具特色,尤其是在专家证据的可采性方面,已形成了一整套相当具体、完备的规则,如专门知识规则、专家性规则、普通知识规则、基本规则和终局性问题规则等。为了克服专家证据带有偏向性和专家证人被滥用的弊端,澳大利亚在当前的司法改革中提出了不少相应的对策,这为我国亟待改革的司法鉴定制度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     

英国专家证据可采性问题研究

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在刑事诉讼中专家证据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起源于英国,经过几个世纪无数判例的积累和发展,有关专家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已形成一整套相当具体、完备的规则,如专家资格规则、有用性规则,专业技术领域规则、普通知识规则以及终局性问题规则等.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专家证据的重要性越来越明现,其在改革中的发展趋势,可以为我国亟待完善的司法鉴定制度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作用.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几个问题

民事诉讼证据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要环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对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主要矛盾,完善我国入世后的法制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就民事诉讼证据中的举证责任、自认及判断证据的标准等进行分析阐述,以揭示它在审判实践中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论法律中的真实——以民事诉讼为例

本文以民事诉讼为例分析了发现真实的各种理论 ,认为客观真实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真实 ,具有理想价值 ;法律真实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真实 ,符合民事诉讼的实际情形 ;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则凸现了当事人程序主体的地位 ,有利于提升诉讼制度的民主性。民事诉讼中发现真实的程度的高低与如何安排调查收集证据的制度密切相关 ,以当事人调查收集为主 ,法官给予必要的协助是一种最优的发现真实的模式。     

论科学证据的采信——以“认知”与“评价”为视角的观察与反思

科学证据采信的疑难在于认知因素与评价因素的综合影响。通过对科学证据特有的＂认知—评价＂结构分析和比较科学证据采信中的＂认知＂因素与＂评价＂因素,科学证据采信疑难的症结在于,科学认知与经验认知、专家评价与裁判者评价、认知与评价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同思维方法、评价标准之间的张力。对裁判者采信科学证据特有的＂认知过程与评价过程＂进行分析,澄清理论上的疑惑和为裁判者采信科学证据提供清晰的思路。对科学证据采信的主体要素、标准要素和程序要素进行检讨和反思,构建我国科学证据采信机制。     

刑事诉讼中私人不法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研究

私人不法取证是私人以非法侵犯被取证人合法权利的方式取得证据的行为。私人不法取证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但与公权机关非法取证存在诸多不同。关于私人不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不应排除说、法秩序一元说、权衡理论等诸家学说中，权衡理论更具有合理性。针对我国当前立法对私人不法取证问题规定的空白，应根据权衡理论对私人不法取证进行分类排除。     

论刑事证据的客观真实

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关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及与持不同观点者的辨析上,进行科学总结,并对此标准在运用中的利与弊进行剖析.着重从刑事证据本质特征及司法实践适用中的问题等方面,对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展开深入论证,以期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