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企业跨国并购的生产率效应

利用2009—2016年间日本微观数据,采用PSM-DID方法,系统评估日本企业跨国并购生产率效应的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并购有利于促进日本企业生产率进步,这种促进作用呈现逐年减弱的趋势。进一步地,从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特征两个方面细分考察异质性跨国并购生产率效应的差异后可以发现,日本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跨国并购能推动并购企业生产率增长;并购东道国为发达国家时,跨国并购抑制企业生产率提升,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时,跨国并购促进生产率进步。     

日本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保护

日本非婚生子女法律保护制度完善而具体,历史上曾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二战后其相关制度发展缓慢,许多规定已明显不符合国际亲子法的发展趋势。为全面了解日本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保护制度,需要从非婚生子女的确认规则及其权益保护规则两方面全面解读日本相关法律,并深入分析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及面临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解决中日民间交往中可能出现的子女婚生或非婚生地位的争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法律制度的变化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日本的战败对日本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乃至其国民的思想、伦理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将着重讨论战后日本法律制度的变化。     

日本教育法律的发展及启示

二十世纪是日本教育法治化的时代,尤其是自二战以来,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对教育立法的重视,日本新的教育法律、法规犹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观其全貌,它们基本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完善的教育法律体系 建立完善的教育法律体系是二战后日本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所采取的重大举措之一,其目的在于使教育走上法治化的轨道。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具体做法是:     

从近代日本法律移植看我国法律文化发展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中国的法律文化一度成为日本所学习的范本,最早的追溯至公元三世纪前期,当时被称为"邪马台国"的日本,已有强制性法律规范。《三国志-魏志》有邪马台国"其法,轻者没其子,重者没其门户"的记载,据推测,这可能源于中国《汉律》和《魏律》的"夷三族"。到日本推古天皇(6世纪末7世纪初)执政的圣德太子深慕中国之灿烂文化遂有"遣唐使"之举,隋炀帝亦遣使来日,于是中、日交通因之盛     

论日本企业对员工忠诚心的培养

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心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只有员工对企业忠诚和奉献,才能使企业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团体,在市场竞争大潮中做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培养员工忠诚心方面,日本企业可以说是我们最好的典范。《成功之路》一书的作者罗伯特·Ｈ沃特曼、托马斯·Ｊ波得斯指出：“生产率这件事,并不在于日本人有什么奥秘,而纯粹是在于人们的忠诚心,在于他们经过成效卓著的训练而产生的献身精神,他们个人对公司的认同感”~①。但是,谁都清楚,对企业的忠诚绝不是日本人的本性,应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日本人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受雇于…     

日本人中国法律观的历史考察

日本曾经在很长的时闻内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为圭臬,其法律制度基本照抄了《唐律疏议》和《大明律》的主要内容。近代以来,日本人逐渐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转向学习西方法律文化。并试图将日本法律文化推向整个亚洲。20世纪以来,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由学习转向了研究,许多中国法律史研究著述出现,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态度逐渐转向理性的思考。     

日本企业的离心力——重建日本的精神家园

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新教的教义和伦理精神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其启示,日本经济发展背后的伦理道德是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动力”,这种伦理道德就是以日本儒教文化为核心的团队精神,即企业内部凝聚力。 然而,近年来日本经济赖以发展的精神伦理──企业内的凝取力正在削弱,而离心力却渐渐生长。这将会给日本经济发展产生本质性影响。     

日本企业发展的战略战术

一、不断加强政府干预 大力扶持企业发展 日本是个国家干预经济较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政府干预经济多采用经济手段、并结合行政手段。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形成了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日本政府的这种干预是从客观的计划和微观的经济杠杆手段两方面进行的,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出逐步增强的过程。 日本政府对企业活动的干预主要表现在制定经济计划上,计划的主旨在于,指明经济上的走向,表明政府的政策主张,向企业界提供可靠的信息,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统一各界的认识。日本政府对经济的中长期管理,是以产业政策为重点,对各产业,特别是对战略产业进行强有力的管理。     

日本技术创新中企业的主导作用分析

企业在日本技术创新中居于第一主体地位，本文在日本企业研发与技术开发的特征以及日本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趋势方面进行分析，以探究企业在日本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这对解决中国技术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日本《社会保险劳务士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社会保险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保险服务专业化与规范化不够。社会保险服务专业化和规范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保险法》有效运行的核心因素之一。从国际经验的角度来看,日本的《社会保险劳务士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日本的《社会保险劳务士法》启示我们,建立社会保险师制度是社会保险服务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客观需要,要在对社会保险师准确定位的前提下,完善相应资格考试制度,推动社会保险师制度的建立。     

日本近现代宗教团体立法沿革及理念的变迁

日本近现代宗教团体法自明治政府的神道国教化政策开始,经历了明治宪法、宗教团体法、日本宪法、宗教法人法的制定与修改,迄今已有近150年的历史,立法理念经历了重大变迁:信仰自由权利不断扩大,政府排斥、压制宗教的权力逐渐缩小,最终确立了信教自由、政教分离、圣俗分离的理念。这一变迁是宗教事务发展变化的必然要求,更是日本对压制信教自由政策给个人、社会所带来的痛苦的反思,代表了社会文化、人类精神自由发展的必然趋势。     

日本《裁判员法》第73条介评

日本新的裁判员法具有重大意义,旨在便捷国民参与司法并提高对于司法的信任,但裁判员法的相关规定却侵犯了国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同时也有违该制度变革的初衷,需要进行重新检讨与制度重构。     

日本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是法律实施的具体延伸和专业发展。日本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立法与实践历经了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其具体内容表征了鲜明的日本国法律特征。日本私人主体实施反垄断法的权责义务进一步明确、竞争政策目标确实得以维护、实施效率逐步得以提升,其对中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启示。     

日本震后企业的海外转移及中国的应对

2011年3月11日以来,日本遭遇到9级震灾、海啸、核危机的冲击,促使多家企业将工厂转移到海外。当前,海外转移已成为日本企业发展跨国经营的新趋势,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提出一些新课题。     

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日本上市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梳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情况的基础上,利用2010年-2018年日本上市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建实证模型探讨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的影响,主要结论有:(1)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负面影响;(2)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具有行业差异;(3)不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日本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方向不同。贸易政策、金融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增加负面冲击企业研发活动,而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却激励企业研发投资。相较于日本,中国企业研发管理经验较少,风险承担能力较弱,政府更应重视在运用政策手段平滑景气波动的同时,避免政策施行的大起大落,警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过快、过度提高,尽可能营造、引导产生良好的市场预期,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支持企业创新活动。     

Governing Morality Issues through Procedural Policies

Abstract: Morality issues such as the death penalty, drug consumption, gambling, and same‐sex‐marriage often constitute intractable policy controversies. Classical “morality politics” scholars predict two types of governmental responses to such public problems: either a substantive policy design if there is a broad consensus among electoral constituencies or a non‐decision if there is a fundamental clash of values. We argue that the adoption of a procedural policy design represents a third option.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plausibility of this hypothesis, we compare the Swiss regulation of four morality issues in the medical field: reproductive medicine and embryo‐related research; abortion; euthanasia; and organ transplant. In fact, “moral values” frames are not always dominant, as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each morality issue allows for concurrent policy frames promoted by various policy actor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 Japanese perspective

Although Sino‐Japanese relations seem much improved in recent years, Tomoyuki Kojim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Keio University, still sees numerous problems that Japan must come to terms with before the two countries can develop a truly close relationship. Points of friction include Japan's past aggression in China, Chinese nuclear testing, regional security issues, and China's criticism of Japan.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China and Japa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ince the Pacific War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held in Beijing on Nov. 12–13, 1995, by the 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