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环节,没有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新型城镇化。目前,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面临身份焦虑、角色转换艰难、市民意识培育任重道远等多重困境,鉴于此,相关部门必须采取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加强社会参与体系建设、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方面,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农民工的"候鸟现象"、"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不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政府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缺失都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在协调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要着重解决几个问题,即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保护农民工的土地权益,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农民工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的路子。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及其破解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追求城市生活的动机更为强烈,目前正处于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的边缘化境地,陷入身份认同困境。为了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相关部门要在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教育和培训、实现"回流式"市民化等方面下工夫。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探析

农民工市民化,概括地讲是指农民向城市转移,最终融入到城市并转化为城市居民,获取与市民相同的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具体来讲,农民工市民化,是指＂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生活方式、交际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1]我国农民工是社会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逐渐形成的一个独特阶层,其产生有着历史的和制度的因素,其身份向市民转变既具有可行性又具有必要性。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条新型的道路将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良好的契机。     

建设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农民工问题是当前中国特色城镇化过程中最为突出的大问题,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其核心所在.建设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加快推进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有序解决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其次,强化城镇政府全域服务理念,为农民工安居乐业提供良好政务环境；再次,深化以住房双轨制改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为农民工在住有所居、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等问题上持续取得新进展；最后,积极发展城镇经济,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宁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支持

新型城镇化不仅是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但由于体制影响、路径依赖和利益调整等方面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农业转移人口虽然已进城工作生活,因没有城市户籍,难以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因此,政府通过社会政策调整,保障他们的城市权益,是当前城镇化发展中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宁波为例,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八项政策”支持,以推进宁波城镇化进程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序推进

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确定的重大国家战略，是稳增长、扩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抓手。也即是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成为我国未来十年发展的大战略。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能否实现农民工的有序市民化，事关城镇化的成败。为此，必须给予高度关注，采取系统而有力的措施，妥善解决好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关系，加快中国和谐社会建设。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与机制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城市持续稳定繁荣的重要保证。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具有显性与隐性、分期分批性、区域性等特征。农民工个人(家庭)与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的主要责任主体。在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时,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输入地政府与输出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当期成本与远期成本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程度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之间的关系、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成都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党和政府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所推行的改善民生、造福百姓的重大举措,人口城镇化作为其核心内容,正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成都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人口重镇与新型城镇化改革先行者,在其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应当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抓手,着力于营造良好的经济就业环境、公共服务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以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慢于土地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仍然存在与新生代农民工持续增加等问题,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社会权利与身份认同,进而促进人口城镇化目标的实现。     

中国特色城镇化与农民工的终结

中国特色城镇化之所以"特",说到底就在于它始终和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何把亿万农民工逐步转化为市民,是中国特色城镇化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城镇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更为关键的是农民职业非农业化、生活质量城市化、社会身份市民化.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彻底破除之日,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建立和完善之时,就是中国农民工终结之时.中国农村人口城镇化必然要经历两个过程,即先把农民转化为农民工,再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只有完成这两个转化,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任重而道远.     

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和实现途径

农民工市民化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以及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农民工市民化符合我国城镇化建设战略的要求,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所在。     

社会合作视野下的农民工市民化

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特征是农民工主体一直作为他者、客体而存在,政府、市场和城市社会等外部力量在主宰着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这种农民工主体缺位现象背后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因素在发挥作用。未来推进的新型城镇化亟需引入社会合作理念,通过政府、城市社会和农民工的合作共变,最终达成城市社会的共融共生。     

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与重点

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其市民化有比较优势,这主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宏观政策环境在优化,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水平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能力在增强。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带来新挑战。一是经济结构进入优化期,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将自然减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三是发展动力进入转换期,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度。因此,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应放在:一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为重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二是以构建高效就业信息平台为重点,进一步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三是以就地城镇化为重点,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城镇化相结合。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障碍及对策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不断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大战略举措。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分为主动、被动两条路径。要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必须针对不同路径,采取不同的对策。     

新型城镇化如何能真正成为解决农民工边缘化问题的助力器

新型城镇化要真正成为解决农民工边缘化问题的助力器,就必须抓住农民工市民化这一核心问题,树立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理念,加快推进制度创新,构建包容和谐的城市社区。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阈中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在我国快速推进城镇化的今天,我们不得不关注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奋战在城市建设的不同岗位,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贡献着他们的力量,然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等化致使他们成为游走于城市和乡村间的"候鸟"。能否改变当前的现状,将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甚至将影响到我国新型城镇化能否顺利推进。通过改善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现状,解决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加快城乡医疗补偿机制对接,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促进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等措施,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让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     

流动人口市民化政策目标偏差研究——以东莞市为例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市民化政策,旨在让农民工逐步享受与本地户籍人口平等的市民权利,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地方市民化政策却出现了目标偏差的现象。文章以东莞市为研究个案,聚焦于公共教育、住房保障和就业服务三大公共服务领域,考察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存在的目标偏差。这种现象的表征在于政府所提供的市民化政策与农民工需求之间存在张力,并在不同的公共服务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目标偏差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存在着目标替代、手段优先以及注意力转移三种主要路径,而在影响因素分析中,资源依赖、绩效压力以及参与缺失是导致目标偏差发生的根源性因素。通过对影响政策效果因素的分析,推动我国市民化政策的真正发展。     

浅议“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主要障碍

“农民工”市民化 ,是指在我国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 ,借助于“农民工”已经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优势 ,使其在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但是 ,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 ,仍然存在着思想认识的偏颇、城市政府的担忧和困惑、既得利益集团和群体的阻力、户籍与土地制度的障碍、城市基础设施的限制、“农民工”自身素质以及与市民的“油水”关系 ,使之融入城市社会困难重重等方面的障碍 ,阻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顺利推进。     

教育缺失与农民工市民化

在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而进城农民工的教育状况——整体素质的高低最终决定了农民向市民转化是否能够成功。农民工教育的缺失导致其职业分化程度低,收入水平低,生活方式处于边际性状态,难以形成市民观念,这些因素制约了农民工的市民化。所以我们努力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其城市适应能力,尽快转化为市民。     

农民市民化的新议程

当前，合理应对城乡、区域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事关我国新型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全局。基于农民工政策在国家层面的由重劳务转向重市民化的转型，以及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约束，我国农民市民化政策应实现“物物交换”逻辑向“公民权利”逻辑的转变，重视农民市民化和城镇化质量，切实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分享机制。农民市民化的政策目标是要实现由农民工市民化向全体农民市民化的整体推进。在政策内容中，应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不仅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更要提升其从市场中获得收入的能力和参与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在政策行动中，既要发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供应和兜底功能中的主导作用，也应积极发挥农民（工）在自主就业、创业与社会参与中的主体作用，还应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民就业选择、要素流动、资源开发与资金筹集等方面的作用，形成推进农民市民化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