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式创建”下的村庄典型治理及其影响——以豫西L村铁姑娘队建设为例

目前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典型村庄的生成做出了丰富和深刻的研究分析,不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将典型与村庄本身的社会结构相脱离,遵循的是从特殊走向示范的典型化路径,但现在研究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村庄却较少涉及。基于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村干部主动抓住省妇联创建基层"四组一队"的工作模式号召,通过追求创建政策的落地、制造创建内容的差异性和以活动宣传实现创建成效的策略践行,使得L村通过铁姑娘队这一"组织式创建"实现了自下而上的低成本且速成的非典型逆袭。需要注意的是,"组织式创建"也为乡村治理带来了村干部治理责任单向度化、村级组织脱域化运作和群众动员工作内卷化等问题。     

我国乡村负债问题的成因及其化解

当前 ,我国乡 (镇 )政府和村级组织的债务负担 ,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较为突出的问题。本文分析了乡村组织负债问题的成因、特点及其影响 ,并就乡村债务的化解进行了探讨。     

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认同“内卷化”现象的心理机制分析

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跨地域流动中需要主动进行文化适应和社会适应,增强其社会认同才能更好地融入内地城市生活。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动融入愿望受挫,就可能出现社会认同"内卷化"现象。社会认同"内卷化"是由于感受到城市社会排斥、民族偏见、阶层差异而导致心理受挫和相对剥夺感等激发之下形成的一种心理现象,是一种消极的社会认同。克服社会认同"内卷化"现象有助于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入。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内卷化”倾向及其治理困局

从现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互动以及舆情抗争扩散演化来看,公民网络抗争动员日益呈现出"内卷化"倾向,网络抗争动员行动和网络舆情危机背后,政府在回应治理中不断趋向原有方式方法的路径依赖,陷入网络"闹大"和舆情"示范效应"的怪圈之中。公民网络抗争动员"内卷化"倾向引发治理性新难题,这种"内卷化"结构性矛盾的生成,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的结构化组合,即上层"压力型体制"下的刚性维稳与制度外的网络媒介权益抗争表达,中层"蜂窝状结构"下媒介管控体系的分化与公民网络抗争舆论场的建构生成,底层"媒介赋权"下的多边复杂利益关系博弈与抗争机会结构的创建。新时期建构推动网络"运动式治理"走向"协同式治理"成为必由路径选择。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运作机制、成因及其困境——基于黔北米村的经验调查

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明显趋势,服务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村级治理行政化包含乡村关系行政科层化、村级事务行政化、村级规范化行政与技术治理等表现形式和运作机制。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建立在治理资源和乡村权力配置结构性变化基础上的,村庄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是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内在动力。乡村治理行政化在促进乡村治理规范化、提高乡村行政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也造成了村级组织膨胀、自立性增强以及村庄治理缺位和基层信任危机,带来了行政消解自治的基层治理转型困境。因此,乡村治理转型要重塑行政与自治的均衡路径,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转型目标。     

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内卷化及其矫正

"内卷化"概念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分析价值。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在"乡政村治"的政治背景、"差序格局"的社会背景和"自上而下"的政策背景之下,逐渐凸显出内卷化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复制式推广导致协商民主形式化、行政化干预导致协商民主无实效、分利型秩序导致协商民主缺动力。矫正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内卷化,具体可以从制度性建立、主体性提升、基础性发展等不同层面推进。     

精英俘获:村庄结构变迁背景下扶贫项目“内卷化”分析——基于黔西南N村产业扶贫的调查研究

产业扶贫是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项目资源。村庄调研发现,村庄精英主动侵占扶贫资源和被动承接扶贫项目是精英俘获的两种路径,精英俘获造成了扶贫项目内卷化,成为影响农户脱贫的重要原因。在乡村变迁背景下,阶层分化的村庄社会结构、精英垄断的村庄权力结构以及悬浮型的村庄治理结构,是精英俘获扶贫资源的社会基础。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需要更多地关注扶贫工作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把村庄社会结构变迁的客观事实纳入扶贫和研究工作中。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非均衡利益博弈及其逻辑

非均衡利益博弈是“项目进村”引发的新一轮村治困境,乡村社会对进村项目的拒斥、项目资金利用的低效率、“项目进村”对原有乡村社会秩序的破坏是其主要表征。农民阶层分化产生的身份落差感是催生非均衡利益博弈的内部动力;村级治理能力不足使非均衡利益博弈失去了外在的权力束缚和制度规约;农业凋敝造成的外来资源红利不均衡分配强化了非均衡利益博弈的外部激励。但是从根本而言,这是一个政治民主化和制度完善的问题,关键是要将“项目进村”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结合起来。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现状研究——以福建省基层妇联改革为例

基层妇联能否将长期处于社会治理边缘的农村妇女牵引至公共治理空间,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构建.对福建乡村两级妇联的调查结果表明:改革后,基层妇联团结引领妇女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更加精准、妇女参与面广、成效显著,参与路径也逐渐向项目化、专业化、整体化转变.但基层妇联工作形式内卷化明显,参与社会治理力量不均衡、资源...     

村级协商民主的实践样本——基于“谢家路经验”的解读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乡村社会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压力,创新村级社会管理模式显得尤为迫切。"谢家路经验"的出现,给当下的村级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村级协商民主可以成为当今村级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途径。谢家路村协商民主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协商民主,其独特价值就在于协商民主的内生性、常态化和可持续发展,为破解乡村协商民主困境开辟了新途径。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实施机制与制度效应

全面推进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一项重大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变革。在梳理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研究脉络和政策演进的基础上,结合各地政策经验分析了"一肩挑"制度的差异化实施机制。从政治领导能力、组织团结能力、村级治理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四个维度分析了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制度效应。全面推进村级负责人"一肩挑"制度有助于增强党对农村社会的政治领导能力,而能否增强组织团结能力、村级治理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则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村级财政视野中的乡村民主治理变迁

村级财政是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重要手段,不同时期村级财政机制反映了国家对乡村民主治理的制度安排。税费时代的终结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民主的实体化,然而由此而引发的村级财务锐减也进一步导致乡村民主治理实践难以有效维系。突破村级财政的硬约束,探寻国家与乡村社会合作机制是推动乡村民主发展的关键所在。     

当今乡村公共秩序构建的路径探析

当前,面对“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困境,构建乡村公共秩序可从四个方面着手:政治、规则、公共性、心性秩序。乡村政治性的建设是根本;基础性规范的重塑是基础;公共性和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乡村共同体的构建是核心;同时,所构建的公共秩序必须与当下人们的心性秩序相契合,才能保障乡村长久有序平稳运转。当今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的关键并不是要建构一套烦琐的“技术治理”体系,而是要探求一种契合乡村社会基础的、以公共规则为依归的、建构在公共性和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的简约而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     

官办非营利组织的内卷化研究——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例

本文对中国官办非营利组织的典型代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内卷化现象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深入探讨了其内卷化的表现形态和形成机理。通过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随着政府对义务教育公益的重新代入,援助义务教育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出现了组织的内卷化,即没有效益和发展的增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内卷化表现为四个方面:制度空间的边缘化、组织机构的官僚化、组织行为的策略化和功能作用的游离化。在自主与依赖之间的钟摆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内卷化的内在机理。本研究可为理解当代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变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乡村振兴视阈下基层协商的嬗变与提升——基于浙江省村级治理集成创新的考察

以协商促治理,是浙江基层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最鲜明的特色和优势,先后创出了温岭民主恳谈和新枫桥经验、武义村务监督、桐乡"三治"融合等做法,其中大部分已从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村级治理既不能一"选"了之,同样不能一"商"了之。面对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基于浙江省村级治理集成创新的考察,这一演进路径可以概括为:村级小微权力规范体系+村民说事+乡贤参事+文化礼堂+乡贤馆——在党建引领下稳步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方向迈进。这样环环相扣、层层补位,使得治理的靶向更为精准,治理体系更具系统性、明确性和有效性,基层协商在有效推进乡村善治中不断得到优化和升级。其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既是目标也是路径。统一战线在乡村协商治理中找准定位不越位,就一定能发挥独到的积极作用,有效破解基层统战工作边缘化、空心化、碎片化的问题。     

重视村级组织办公活动场所建设 全面提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水平

一、肯定成绩．正视不足．切实增强整体推进村级组织办公活动场所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去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省领导小组的具体领导和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齐抓共管，党员群众积极参与，村级组织办公活动场所建设工作顺利推进，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任务。目前，纳入省级规划的4650个新建项目和6172个改扩建项目全部完成建设任务并投入使用。     

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村自治：基于村庄网格化治理的反思

网格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网格单元—网格员—网格长”这一套技术治理体系在进入乡村社会时,冲击了“村民群众—小组长—村干部”这一套既有的自治体系。合并小组与重新划定网格单元激化了小组间既有矛盾,破坏了村级自治的社会基础。从小组长中选拔网格员破坏了内生性力量的治理秩序,弱化了村级自治的中间力量。村干部担任网格长以应对上级考核,挤占了村级自治的主体资源,最终产生技术治理弱化乡村自治的后果。网格治理技术体系在下沉至村庄时要充分嵌入乡村自治体系,通过网格单元嵌入自治单元、网格队伍吸纳中间结构、降低村级网格考核压力,让技术治理为乡村自治增权赋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全省村级组织办公活动场所建设总结表彰会在武汉举行

全省村级组织办公活动场所建设总结表彰会议9月2日在汉召开。我省从2005年9月开始启动村级组织办公活动场所建设工程，到目前，纳入全省规划的4650个新建项目和6172个改扩建项目已全部竣工投入使用。     

基层信访“内卷化”:关于社会反作用于国家的研究

关于社会对国家的反作用,现有的理论范式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与国家的辩证关系和"俘获国家"理论。但前者只是概括性的理论,对于社会反作用于国家并没有详细论证,也没有解释社会反作用的机制和原理;后者毋宁说是利益集团理论的政治实践,而不是社会本身反制国家。本文在检索了近年来关于信访研究的代表性文献基础上,论述了信访的国家主义视角,并以社会对国家的反作用为分析框架,揭示基层信访"内卷化"的客观事实、外在表现和内在机制,最后提出了内卷化的本质要义存在于国家被社会捕获的总体趋势。     

流动时间与居住空间: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时空制约——基于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农民工随迁子女问卷调查资料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出的研究结论有:农民工随迁子女初次流动年龄对其城市融入呈倒"U"形影响;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居住时间越长,就越有机会习得"城市性",并在群体间"接触效应"中"去污名化",从而越有可能实现城市融入;大多数农民工随迁子女居住在"城中村"的这一城市居住分异的"客观事实",导致其社会认同呈"内卷化"趋势,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代际传递的"贫困文化"对其城市融入起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