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与民主:工具和价值的耦合

官僚制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张弛一直是公共行政学关注的焦点,官僚制的等级化、集权化、专业主义、封闭性等特征被认为是对民主的价值悖逆。然而,官僚制并非天然拒斥民主,民主制行政也无法独自满足效率与民主的双重使命。为契合公共行政的现实需求,"官僚制民主"结合了官僚制的理性、法制和科学精神,回应民主行政的公平、参与、多元治理的价值理念,力图在民主的制度框架下建立一个高效的行政体系,以调和民主与效率的矛盾,最大程度地实现两者的平衡。     

理性、反理性与公共理性:理性范式变迁与公共行政学科成长

理性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股重要思潮,对于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影响重大。公共行政学科的百年发展历史是理性反思和自我成长的过程。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作为两大主流思潮,影响着公共行政学科的产生和演变,使公共行政学科长期处于二者的钟摆之间。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社会解构和价值批判直接促成了公共行政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产生。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宪政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研究途径的演化,继而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科的自我完善和不断成长。     

论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民主观上的差异

民主是理性的产物,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建构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形式。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建构原则,理性具有认知含义与价值含义,前者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能力对政治问题得出具有认知合理性的见解,后者意味着每个人的上述见解都应得到同等的政治对待。这两点内容在实践中就表现为了以决策参与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同时满足了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要求,也使民主成为一种"好"的治理方式。另一方面,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紧张,围绕这种紧张,精英民主理论与协商民主理论展开了不同的理论叙事,对民主是否一种"好的"治理模式的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及其结构性冲突

以效率和稳定见长的官僚体制作为一种组织体制是有着内在缺陷的,其外在表现是效率的有限性和对人性的压抑,根本原因则是工具理性的缺陷及其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同时,作为一种非市场性的公共行政组织而存在的官僚体制,在现代社会中与代议民主制、共同参与民主制和西方社会经济系统都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性冲突,并由此而成为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内在动力.     

基于官僚制理论演变视角论我国公共行政改革

传统官僚制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在20世纪取得巨大成功,但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传统官僚制出现一系列弊端,于是人们开始改革传统官僚制,后官僚制就是在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的公共行政范式。中国公共行政仍然处于改革进程中,在选择公共行政范式的选择时要兼顾宪政主义与管理主义,传统官僚制和后官僚制。     

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克服我国官僚制弊端

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主的西方当代行政学理论对官僚制模式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在欧美这一理论指导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西方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的实践对官僚制进行的现实超越,代表着未来世界各国行政模式选择的必然方向。我国现行的官僚制是作为一种古代官僚制的传承而存在的,相对于西方现代官僚制来说存在诸多缺陷,属于前现代官僚形态。要充分认识欧美当代行政学理论与实践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在对理想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等当代西方行政学理论、运动与模式的借鉴中克服我国现行官僚制弊端,实现我国公共行政模式的跨越式发展。     

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宪法学派:一个理论述评

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宪法学派并非一个严格定义的学术流派,而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学术共同体,它源于斯托林和罗尔对以威尔逊、怀特和西蒙等为代表的主流的公共行政学的批判。面对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宪法学派旗帜鲜明地为官僚体系辩护,积极地从美国的宪法传统与政体价值中寻找21世纪民主治理的规范性根基。宪法学派不仅为理解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导入了不同于管理途径和政治途径的法律途径,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过程中的恰当角色,推动政府与公众建立一种良性的伙伴关系。     

调适公共行政过程中理性冲突的协商民主思维方式——以处理群体性事件为例

当前我国正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冲突形势,处于转型期的政府为了维稳就必须制定应对方案。面对频发的群体性事件,要均衡社会政治稳定、发展与民众利益、诉求之间关系,政府在公共行政过程中自然经常面临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突。而协商民主这一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将原本局限于选举环节的民主拓展到公共行政和决策领域,有利于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既能充分维护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又保障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的实现。     

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中的“顾客”比较

文章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顾客"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中的"顾客"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出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之间的冲突,而多元公共行政观为我们化解这种冲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理性官僚制：公共精神的嵌入

官僚制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传统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嵌入公共精神的理性官僚制。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建构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逻辑基础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困境———效率诉求与民主理念的冲突。突破官僚制、实现公共精神的嵌入需要技术基础的改善和制度规则的改进。     

现代刑事诉讼生态的民主宪政维度

现代刑事诉讼立基于公民与国家之间刑事纷争的平等对话与理性交涉，蕴含着民主、法治、自由、宪政等现代政治与法律基本理念，民主宪政由此构成现代刑事诉讼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而现代刑事诉讼又是民主宪政的根本保障与制度展开，二者保持着高度和谐互惠及良性互动的制度格局。     

新公共管理下的官僚制价值——兼论我国行政组织的改革取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场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各国传播开来,改革者批评官僚制导致了组织的僵化和低效率,引起了民主政治的危机,并忽视了组织中人的因素.本文在分析官僚制及新公共管理对其批评的基础上,认为新公共管理并没有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官僚制仍有其存在的价值.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的行政组织改革应以塑造理性精神,完善官僚制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借鉴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经验.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公共行政思想评述

自行政学从政治学中脱离而出走上独立之路起,有关学科身份的合法性质疑就不绝于耳。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二等公民",公共行政学在战后更是面临着严峻的理论和实践危机。传统行政学所确立的"威尔逊—韦伯"范式由于笃信单一的官僚制行政模式,导致公共行政既无力解决政府管理中各种涉及价值的"大"问题,也无法回应社会和民众对政府行政的要求。作为公共选择学派的"非典型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通过引入美国经典政治理论与托克维尔的自治思想,试图在重构基础理论的同时推动公共行政学的范式重建。重审奥斯特罗姆的公共行政的理论追索,对当下中国行政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公共行政的立宪分析

从宪政的视角思考公共行政通常被人们所忽视,文章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忽视从宪政秩序思考公共行政问题,探讨两种宪政秩序与公共行政之间的内在关系,即统治秩序与官僚制行政之间关系,自治秩序与民主制行政之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总结了两种行政理论之间的区别。     

论宪政精神之于我国的宪政建设

西方宪政基本精神包括正义、理性、自由、平等、协商、契约等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宪政精神的形成先天不足。近现代宪政运动中,宪政精神的传播又后天失调。宪政建设必须在正确认识、合理转化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宪政精神的树立和传播,解决传统思想文化与先进宪政理念之间的碰撞和落后的公民意识与先进的宪政设计之间的冲突,为我国的宪政发展和建设奠定更稳固的思想基础。     

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技术主义:反思与超越

以工具理性为本质的技术化追求贯穿于公共行政研究始终,科学化、技术化的价值定位非常明显。这种片面的技术主义研究路线虽有其历史进步性,但是也大大地限制了公共行政研究的方法论视野。后工业时代的公共行政研究应当超越传统技术主义局限,采用多元化的方法论路径以增强自身解释力;以民主宪政为价值基石,超越狭隘的效率与工具理性,担负起捍卫民主政治价值的责任。     

经济全球化与公共行政发展的基本价值选择

经济全球化是今天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重大背景,其影响之大不容忽视。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现实还缺乏良好的透明度和平衡性,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带有极强的挑战性,公共行政也因此受到了重大的影响。官僚制作为传统公共行政的重要基石之一,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正在经受世界行政改革大潮的挑战,效率问题再次成为世界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话语。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对追随西方、摒弃官僚制、实行效率优位,还是谨慎借鉴,吸纳官僚制,公平优位等基本价值的选择作出论断。     

背离理性:公共行政学演进的隐匿线索

现代公共行政是依据理性的原则建构起来的,理性主义也是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主导思潮。在20世纪,许多公共行政学者一直存有背离理性的冲动,并在非理性主义的方向上付出了许多努力,使背离理性构成了公共行政学演进的一条隐匿线索。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反复交锋中,理性主义不断受到冲击,行政理性的概念也越来越呈现出了相对性和不确定性。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引入,学者们背离理性的努力进入了对公共行政进行非理性建构的阶段,并提出了关怀型政府等理论方案。     

论公共管理的价值根源

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是为公众服务,追求公共利益。宪政的基本价值理念是公民权和民主政治,核心价值理念是限制和制约公共权力和法治。公共管理不能再追随和传承传统公共行政以效率为核心的价值观,其价值根源需要从宪政所要求的人权、民主、限权、法治的价值理念中去寻找。     

“宪政是民主政治”论对宪政的负面影响

"宪政是民主政治"是一个在我国广为流传的、在理论上有缺陷的、对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实践也有负面影响的传统宪政定义."宪政是民主政治"论在理论上的主要缺陷有:它偏离了宪政的主要价值目标;它不能解释民主"异化"为"多数暴政"的问题;它不能解释"有民主,无宪政"的历史事实;它把民主作为宪政概念的唯一构成要素是理论上的独断."宪政是民主政治"论对当代中国宪政建设实践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它阻碍了我国宪政分权制度的确立;它阻碍了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它妨碍了宪政观念在我国社会的传播.因此,中国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就必须修正或放弃"宪政是民主政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