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收益分析框架下的地方政府间合作机制研究

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间的合作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目前这种合作主要呈现为一种低层次和不稳定状态。除了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扩大化、官员的政绩考核、地方财政的困难以及落后地区的抵制等因素之外,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在于分权化制度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经济人属性,使得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收益与合作成本发生了变化。基于这一认识,相应的政策调整应着眼于地方政府角色的转换。     

打造贵州企业“航母”——贵州“百亿企业培育行动计划”成效明显

为了培育一批有竞争力、影响力、带动力的大企业大集团,2010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把百亿企业培育等八个行动计划作为实施工业强省战略的重要抓手,省经信委牵头制订并组织实施了“百亿企业培育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计划”提出,到“十二五”末,要培育形成一批千亿元级、百亿元级大企业大集团,实现“352”目标：即力争实现营业收入1000亿元左右企业集团3户,营业收入500亿元左右企业集团5户,营业收入超100亿元企业集团20户以上.到2017年,力争实现营业收入超100亿元企业集团30户以上.同时,不断提升壮大“贵州100强企业”规模,培育形成一批后备百亿元级企业.     

项目为媒，重庆企业“与狼共舞”

面对金融风暴，进攻或许就是最好的防守。在这个寒气透骨的冬天，众多重庆企业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发起了冬季攻略。     

大老板当小“村官”的“重庆旋风”

“我到垫江石岭村当‘村官’，就是为农民打工，不要工资，也不拿一针一线!”2008年1月，亿万富翁刘群成为重庆首吃”“老板当‘村官”’螃蟹的人。     

千里广州一日还——迈入高铁时代——贵广高铁开启“泛珠三角”合作新征程

2014年12月26日,贵阳至广州南的D211次列车与广州南至贵阳的D2896次动车相向驶出,标志着全长857公里,历时6年修建的贵广高铁正式开通,贵州迈入高铁时代.     

后来居上的重庆逻辑——“三驾马车”给力“后来居上”

从2008年起,重庆利用外资增速每年都在50％以上,连续四年位居全国第一。     

“压岁钱”的来历

“压岁钱”从何而来?一说源于古代“压惊”。说是太古有一种凶兽叫“年”,隔365日后之夜,就要出来伤害人畜、庄稼。小儿害怕,大人就以燃竹响声驱“年”,用食品安慰小孩,即“为压惊”。年久日深,便演变为以货币代食物,至宋便“有压惊钱”。据史载,王韶子南陔,因被坏人背走,于途中惊呼,才被皇车所救,宋神宗即赐了他“压惊金犀钱”,以后才发展“为压岁钱”。     

“四对接”“四强化”加强非公企业党的建设

上海公兴搬场物流有限公司党委通过"四对接""四强化"丰富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内容,创新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方法,取得了良好成效。     

奥运啤酒上演“三国演义”

啤酒与奥运，有一个天然的诠释方式——激情。这种诠释方式在围绕奥运的营销大战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演绎。 2005年5月，燕京集团董事长李福成在赞助北京奥运会的申请表上签了字。8月10日，燕京与奥组委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成为2008年奥运会啤酒赞助商。次日，青岛啤酒完成了同样的举动。而在2004年9月28日，百威啤酒实现了一次历史性转身，首次赞助美国本土以外的夏季奥运会。     

从“五个结合”入手探索改制企业党建之路

华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湖北省化学研究院,成立于1973年,隶属于湖北省科技厅。2008年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由湖北省化学研究院整体改制成为非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的高科技股份公司。几年来,在新的体制、新的机制条件下,公司党委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解放思想,勇于实践,从“五个结合”入手,对非公有经济党建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政—社”以何合作？——一个农村环境整治的案例分析

在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社会治理范式转型背景下,政—社以何合作替代政—社何以合作,成为政—社合作研究的重心。研究发现,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村级组织和农村居民等构成农村环境整治的主要参与者,其分别遵循科层关系下的行政推进、竞争关系下的契约合作、社群关系下的自愿合作以及熟人关系下的道德约束行动逻辑。借助扁平化、透明化的现代互联网技术,多元主体的差异化行动逻辑相互调适与耦合,形成了主体间双向互动与传递的反馈型关系。结合三清洁五级联动工作体系,政—社合作主要通过宣传动员、道德约束、物质激励、行政推进和契约合作机制来实现,政府在合作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强调合作机制的组合化运用。但由于政府压力型体制、条块化组织体系与理性化官僚、农民整体素养有待提升和社会组织独立性不足等原因,农村环境整治内生性动力建构不足、市场化运作流于形式和整体性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拓宽。破解上述困境,需要继续深化服务型政府转型,提高社区的自治能力,进而优化政—社合作环境。     

建在非洲的“形象工程”

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有一座“塞古·杜尔中心”，是以1958年几内亚独立后第一任总统塞古·杜尔的名字命名的。我几个月前曾到这里参观。中心主体建筑美观大方，主楼大门上方悬挂着几内亚国徽，院子里绿草如茵，还有巨大的菠萝蜜树，树上结满果实，无人采摘。名为中心，实际上是2008年底去世的前总统兰萨纳·孔戴的行宫。建筑前半部分是会议室、宴会厅等，后半部分是总统套房。     

“协同政府”: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浙江富阳“专委会”制度的分析

"专委会"制度是浙江省富阳市于2007年开始在其政府机构展开的一项新改革,实施两年多来被实践证明是富有成效的,其改革理念及实践中部分具体做法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西方国家掀起的"协同政府"改革有相似之处。因此,根据"协同政府"的相关理论对"专委会"制度予以补充和完善,努力使其上升为全国新一轮县级政府机构改革中可供借鉴的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包容合作清凉桐梓成为“重庆后花园”

桐梓,位于川渝南下和云贵北上的交通要塞,地处成渝经济区和黔中经济区的巨大辐射圈内,又是两大经济区产业布局的重要承接地。在这个黔渝经济大通道上,近年来,桐梓县的乡村旅游业发展态势十分红火。     

“走出去”开放战略研究

实施"走出去"战略关系到我国发展的全局,是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把对外开放推向新阶段的重大举措,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弥补国内资源不足,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的迫切需要。要有效实施"走出去"战略,就必须发挥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积极性,企业要充当"走出去"的"排头兵",而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决策与管理者,理应为实施这一战略"保驾护航",提供良好的服务。     

“运邮合作”拓宽服务“三农”新领域

“现在真是太方便了!通过邮局配送的种子和化肥,班车就直接可以送到村口。”武威市丰乐镇农民张庚福满怀喜悦地说。     

大学生“村官”的“三级跳”

＂大学毕业找工作——自己创业办工厂——帮助别人就业!＂黄尉,这名田径场上三级跳远能手,2008年从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田径专业毕业后,用汗水勾画出一道漂亮的人生轨迹。日前,在湘南小镇——宜章县梅田镇的鞭炮纸筒加工厂里，笔者见到了正组织工人抢进度的黄尉，他笑称：这是事业的“三级跳”。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合作研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是提高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合作水平的重大举措,更是增强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交流及双边和多边领域协调与合作的纲领。"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合作的成就显著,但同时问题突出。乌兹别克斯坦的威权政治、薄弱法治及非传统安全等因素制约了中乌双方经济合作的深入开展。为此,需要深化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战略伙伴关系,深化经贸、物流、金融等领域合作,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平台建设等。     

三位“海归”的重庆轨迹

2007年，启动“千名优秀人才引进计划”：2008年，启动“百名海外高层次人才集聚计划”……重庆求才若渴，急切吹响了招贤纳士的集结号。     

“融合—冲突”中国政府干预的“二重性”分析

在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干预的“二重性”矛盾日益突显。一方面,中国的市场是在政府作用下“造成”的,政府干预与市场发展是不可分割的融合体;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深化发展又要求政府减少干预,政府与市场之间又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其中,市场发展不成熟,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现实作用缺乏市场经济经验以及社会资源有限性是主要原因。从大局上来看,中国政府干预的路径方向应建立在两个认识与协调的基础上,即认识到政府干预的“二重性”矛盾将长期存在,认识到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能通过模仿自由市场化与全面私有化来实现;同时协调政府与市场以及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