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下的网络问责:一种新型民主形态的考量

互联网时代下的网络问责由于其匿名性、表达的自由性以及去权威化的存在,已经逐渐受到网民热捧,网民实施网络问责可以经过"人肉搜索"、BBS公共空间发帖声讨、以及网络博客等新兴媒介表达方式的撰写愤恨,一定程度上讲,网络问责将成为一种新的问责方式,但是由于网络问责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如何引导控制网络问责朝着正常化方向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网络公民问责"的异化及其消解

网络公民问责,是基于网络路径的公民问责形式,是公民问责在网络领域的延伸和发展.相较于传统的公民问责而言,网络公民问责具有一系列独特的价值和优势;同时,其发展也面临着激情问责、无序问责等一系列异化现象的阻碍.在网络公民问责日渐兴起的背景下,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和规范,引导"网络公民问责"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网络问责的风险及其化解

网络问责标志着草根话语权的兴起,打破了传统话语霸权,使公众问责政府的声音得以放大并被倾听。网络问责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发挥监督公共权力的同时,由于缺乏规范和秩序,也同样成为舆论暴力场和侵权行为的重要推手。本文主要从网络问责的载体和特征出发,阐述网络问责的风险并分析其原因,进而提出规范网络舆论,实现问责有序化、规范化的对策建议。一、网络问责的概念及风险特征所谓网络问责,广义上讲,指公民通过网络这一平台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就其因职务而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对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及普通公民对社会承担的遵守"公序良俗"的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质询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活动。     

网络草根问责行为的异化、根源及矫正对策

基于网络平台的草根问责是传统问责行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嬗变,网络自由、平等、开放的特质以及无中心的分散式结构使得网络问责的主客体、内容、途径、程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现状看,个人自由的滥用是引发网络偏激问责、迫害性问责及网络"多数人暴政"等问责行为异化的主要根源,呈现出非理性、无序化及失控化等心理表征及行为趋势。要从根本上有效地规范和矫正网上问责行为的异化,一方面,必须强化公民教育,持续提升公民的网络素养和理性问责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必须积极营造自由、宽松的政治参与文化环境,完善"线上回应,线下行动"的有效对接工作机制,不断加强"平台"建设,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和因应,扎实推进公民网络问责的良性发展。     

公共能量场域中的网络问责机制探析

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是公共能量场,由于话语的准入是免费的,任何人都有权进入政策对话的公共能量场,网络问责实质上就是一种网络话语权下的舆论监督.伴随着公民意识的强起及公共领域的拓展,网络问责在公共能量场域中付诸实践,不过其在运作过程中依然存在一定的风险,需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加以规避.     

中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诸如:重官意,轻民意、重副职处罚,轻正职问责、重执行不力,轻决策失误、重行政问责,轻民主问责;重有错问责,轻无为问责等问题。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认识存在偏差,问责心理欠佳、法律规定缺位,难以依法问责、体制权责不清,造成问责困难、制度机制不全,影响科学问责、信息公开不够,影响公众知情等。为此,我们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社会公众众对政府及行政人员责任的追究机制;政府责任划分明确化;完善问责法制和程序;建立责任评估体系;实行信息公开,建立公众投诉体系;加大监督力度,构建立体监督网络;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实施对政府官员的美德教育与提升政府的"信任"社会资本存量;对无为问责制不断进行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     

网络话语权对行政问责的影响及完善

无论是作为个体的公民,还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团体,其话语权在制定社会行动规则、参与社会行动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互联网技术日益普及,网络成为公民参政议政和行使监督权利的崭新平台,网络话语权也应运而生。与传统话语权相比,网络话语权凸显了新的特征和优势,它不仅拓展了网络舆论的空间,更是对行政问责建设有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网络话语权的出现,对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完善公共安全治理的长效机制

2003年以来,我国的公共安全治理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机制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进一步完善公共安全治理的长效机制,首先应完善统一联动的公共安全预警处理机制,包括建立公共安全预警处理联动中心,按照事件严重程度建立分级响应机制;其次应完善公共安全治理信息报存机制,包括建立完善的社会信息反馈网络、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及规范的信息报道机制;最后应完善公共安全治理行政问责机制,包括明确问责客体、强化异体问责及建立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     

全球治理中非政府组织“战略三角”问责模式研究

全球治理是多元主体在不同领域内的不同层面上共同行动的网络及过程,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治理中一个主要的行为主体,发挥着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的问责是指对非政府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与后果追究责任的活动、过程以及各种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安排。非政府组织的"战略三角"问责模式包括价值、支持与合法性、运营能力三个维度,将问责与非政府组织的使命实现紧密相连,解决了问责体系中如何去满足最重要关系人需求的关键问题,为其生存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更好地履行职责并应对挑战。     

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主体范围的厘定

行政问责主体从属于问责主体,在行政问责程序中有启动和实施行政问责的重要功能。行政问责主体即同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与异体问责主体为并列关系,同属于问责主体集合内的一个元素。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主体之间的联系,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之间的不同,以及问责主体多元化概念的明晰,都有探讨并界定的必要性。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厘清同体问责主体及其与异体问责主体的关系,以期有助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官员问责制度化:困境与出路

官员问责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制度创新。但是,在推进官员问责制度化建设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异体问责缺位、问责客体责任标准模糊不清、问责范围过于狭窄、问责标准不统一、问责程序非制度化、问责结果不科学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今后应该进一步规范问责主体、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将问责客体的职责制度化、法定化,全面界定官员问责的范围及标准,完善官员问责程序,完善被问责官员的救济制度。     

党内"精准问责"的要素要件和运行机理

精准问责是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命题,亟待从理论上予以研究和回应。现有精准问责研究主要停留在问责要素分析或问责过程分析等单一维度,"结构—过程"分析框架将静态的问责要素分析与动态的问责过程分析整合起来,为分析精准问责机制提供一个兼具学理性和整体性的分析框架。从该分析框架来看,在要素层面,精准问责思维融入现有问责制度对各项问责要素的具体设计之中,问责主体精细分工、问责对象精准认定、问责情形精细设置和问责方式精准刻度构成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的构成要素。在过程层面,精准问责方法贯穿各问责过程之中,精准获取问责信息、精准开展问责调查和精准作出问责决定前后相继,共同揭示出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的运行机理。     

人大问责:现实反思与制度建构

在我同的官员问责体系中,人大问责作为一种异体问责,虽然具有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难以具有的优势.但还存在诸多问题:人大问责的认知误区;制度安排的缺乏、偏差;问责文化的相对滞后等.要促进我国人大问责,就必须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强化人大异体问责功能;制定人大问责法规,完善人大问责机制;营造人大问责氛围,推进人大问责行为.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探索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存在异体问责缺失、问责制度缺位、问责不实、问责不全、问责不公等局限性,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需要营造“问责文化”,推行“异体问责”、“制度问责”、“无为问责”、“阳光问责”。     

中国环境问责制度的嬗变特征与演进逻辑——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建构和强化环境问责制度以落实政府环境保护责任,是近年来中国政府着力解决环境污染痼疾的重要举措。环境问责政策文本是观察政府环境问责运作实践的重要切入点,而当前学界鲜见运用文本分析法系统梳理中国环境问责制度演变脉络的成果。对环境问责政策的文本分析,可以在"行政问责—法律问责—社会问责"的三维分类框架下,结合问责对象、问责原则、问责情形、问责程序和问责结果的问责要素视角,运用ROST Content Mining 6.0软件进行。分析表明,2000—2017年期间,中国环境问责制度由偏态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但总体保持较低水平的平稳渐变态势;由突发问责向常态问责转变,但总体呈现较为明显的短期应急效应;从软性问责向刚性问责转变,但仍然存在环境机会主义的可能空间。     

完善党政干部司法问责的三个关键问题

与公民问责、媒体问责、行政问责相比,司法问责具有问责规范化、问责严厉性与问责的影响扩散性等三大优点;因此,尽快完善对党政干部的司法问责乃是完善党政干部问责制的重要环节。但就司法问责现状来看,尚存在对党政干部的司法问责启动难、极易受到外界干扰以及办法陈旧、问责效果低下等三个根本缺憾;为此,消除上述三个缺憾,自然成为完善针对党政干部之司法问责的三个核心问题。     

我国公共部门社会问责制研究——公民参与理念在行政问责领域的引入

实现良政治理,建设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问责作为行政问责体系的重要内容,它具有相对于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的独特优势。更重要的是社会问责具有建构前瞻性公共行政、提高社会自我治理水平、推动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积极功能。但由于当前我国社会问责机制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限制了社会问责的发展,抑制了社会问责的功效。要促进我国社会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建立问责回应机制,完善公民的权利保障,加强对问责者的激励,提高公民问责的技巧和能力。     

重新思考NGOs问责

NGOs问责的涵义可以从控制-交待、外部-内部、过程-机制三个不同的视角来理解。这就形塑了不同的NGOs问责型态,如等级问责和整体问责、功能问责和战略问责、外部控制和内部回应为基础的问责矩阵等等。这些问责型态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瑕疵,而且导致不合理的NGOs问责实践。可以根据问责的来源和问责关注的期限这两个维度建立一个整合的NGOs问责框架。该框架包含四种问责型态:效益问责、使命问责、结果问责和发展问责。这个新的理论框架进一步发展了NGOs问责的涵义,同时能够帮助利益相关者调整观察NGOs活动的关注点以提升NGOs的问责性,也有助于NGOs看清不同的问责力量,并判断怎样才能对自身的行为负责。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提出的理论框架是一般意义上的,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不同的NGOs类型及其运行的外部环境对框架的内容和侧重点进行调整。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的制度设计缺陷及影响

海南省等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主要内容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实现机制。它的特点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行政隶属关系的明晰,构成了典型的等级问责关系;问责内容广泛,涉及等级问责、职业问责、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等内容;通过直接界定和参照执行的方式确定了两类问责对象;单一的政府行政负责人启动机制,决定了问责的行政内部垂直领导的实现途径。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及影响是:由“单一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可以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的假设难以成立,引发问责效果难以实现的问题;由“地方党委书记不过问行政问责”的假设不成立,导致问责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党政冲突问题;由“‘部门行政首长’和‘政府行政首长’在决策权力与责任方面一致”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对政府行政首长决策责任如何界定及合理问责的问题;由“体制外信息提供者可以充分获取必要的信息和行使相应的权力”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监督者难以到位的问题。     

我国行政问责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行政问责制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运用,对其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从研究情况可以看出,责任政府的建立是行政问责的逻辑起点.问责制、行政问责和行政问责制是从不同角度对行政问责的界定.问责主体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有权机构等,问责的客体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者和公务人员.行政问责的范围是研究的一个重点,有人认为任何违反法律的行政行为都可能遭遇问责;也有人认为行政问责可以包括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四个方面;等等.在行政问责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异体问责中的具体措施及法律保障研究不够;对问责对象的范围和行政问责的救济方式与途径的研究也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