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要约的有效要件?——解读CISG第14条和第55条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第14条是关于要约构成要件的规定,要求要约内容的确定性必须包含货物、数量和价格三个要素。这与公约第55条推定价格的规定相互矛盾。一项缺乏价格或价格确定方法的要约是否是有效的要约?能否根据第55条进行补救?在判断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上,公约第14条与第55条的适用存在争议。     

析CISG第14(1)条与第55条的关系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4(1)条规定一项内容确定的要约须包含价格条款,这与公约第55条有关价格补缺规则的规定相冲突,由此引发了如何理解两者关系的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一项缺乏价格规定的要约是否有效,能否据此订立合同,其实质为开口价条件问题.对此,应将两者结合起来理解,缺乏价格条款的合同仍可有效订立,第55条解决了开口价问题.     

TRIPS协议第3条“国民待遇”研究

TRIPS国民待遇的受益人需要分别援引四个知识产权公约的规定，才能确定其范围，还包括没有参加四公约的WTO成员方国民，这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国民的范围。第3．1条承认四公约中国民待遇原则和例外规定并予以纳人，TRIPS的逻辑是在尽最大可能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融为一体的同时，在必要地方使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现代化。第3．1条允许的“国民待遇”例外主要指4个国际公约各自规定的例外，以及对版权邻接权特别规定的例外。原有公约的各自例外规定均构成该协定的例外。TRIPS第3．2条规定了在司法和行政程序方面的非国民待遇，并为在TRIPS框架下适用《巴黎公约》施加了一些条件。     

论物权登记与合同生效－对《合同法》第44条的学理解释

《合同法》第 4 4条规定 :“依法成立的合同 ,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生效的 ,依照其规定。”《合同法》有关批准、登记的条文还有总则第 77条第 2款 ,第 87条 ,第 96条第2款 ,分则中赠与与合同第 187条。另外 ,在买卖合同中 ,第 133条和 135条也涉及到批准登记。对这些条文的理解均取决于对第 4 4条的解释。首先 ,从第 4 4条的规定看 ,《合同法》区分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生效 ,从而改变了将两者混淆或认为没有必要加以区分的观点。对于大多数的合同来说 ,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生效是同时发生的 ,也就是说合同在…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与国际公约利息偿付规定的比较——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案件审理的视角

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解释)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均有规定欠款利息偿付义务的条款。买卖合同解释第24条第3款规定,卖方要求买方赔偿其逾期付款造成的损失,法院可在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公约第7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拖欠任何金额,另一方当事人都有权对这些款额收取利息,且该利息不适用公约的免责条款。我国是公约成员国,我国法院审理的很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案件都应直接适用公约,如有公约的立法空缺未涉及的问题,应根据国际私法规则确定的准据法来解决。上述案件如涉及利息偿付问题,仅凭公约第78条无法确定计算利息的利率,需要进一步寻找准据法来确定利率。如果准据法为中国法,买卖合同解释第24条是我国买卖合同领域唯一关于欠款利息偿付的规定,因此该条是我国填补公约第78条立法空缺的法律条文。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与公约第78条相比,买卖合同解释第24条关于利息的规定存在单向性、惩罚性和不可免责性几个特点,在国际贸易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可能会给确定利息偿付义务时的法律适用造成一定障碍。     

对《刑法》第277条有关问题的认识

新《刑法》第277条的规定及该条规定在适用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1郾两高司法解释对该条确定的罪名不当,应确定为四个罪名,即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罪,阻碍人大代表执行职务罪、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罪和阻碍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罪;2郾该条第4款在刑法理论及逻辑上存在矛盾,应将阻碍安全工作任务罪与拒绝履行国家安全义务罪分列。另外,新《刑法》第242条的规定纯属多余,应予删去。     

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刑法协调中的立法抉择——新刑法第90条与立法法第66条之冲突的解决

新刑法第90条与立法法第66条都是关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刑法协调的规定,但在主体、立法方式、生效或者施行的法定程序、法律表现形式四个方面存在差异。比较而言,立法法第66条在法律语言、立法技术、法律规定上都优于新刑法第90条。因此,在立法法施行后,特别是今后,应适用立法法第66条,不能再适用新刑法第90条。     

对刑法第306条的思考

刑法第 30 6条的设立 ,明显是对律师职业的歧视 ,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问题。将第30 6条的罪名分解后 ,可以看出其与第 30 7条存在着法条竞合的关系。取消或废止刑法第 30 6条不仅能够使刑法更具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 ,而且影响深远。     

对《刑法》第285条规定若干问题研究

近年来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犯罪日趋严重,《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作了修改,但是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刑法》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刑法》第287条利用计算机实施的其他犯罪之间是存在区别的,且两者罪名规定的行为之间存在“牵连犯”情况.     

合法刑事拘留是否赔偿——浅析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

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已经出台,此次修法力度较大,其中新法第17条关于刑事拘留赔偿的问题引起极大关注。与旧法相关规定相比,新法第17条有进步之处,但也存在不足。     

申请再审是否为检察监督的前置程序——以新民诉法第209条与第208条的关系为中心

《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改之后,法院系统和检察机关围绕新法的理解和适用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分歧,其中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是新法第209条和第208条之间的关系。法院系统认为,第209条是第208条的具体化,检察监督应当按照第209条的规定,以当事人穷尽程序内的救济为前提;检察机关则认为,第209条不是检察监督的唯一途径,检察机关有权在第209条之外,根据第208条的规定依职权监督。从目前的学理倾向来看,法院系统的理解可能要更符合学界的看法,但这种理解成立的前提是当事人必须在程序内享有充分的救济。由于新法制度设计的漏洞,这种理解至少在目前尚不宜绝对化,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在特定情形下依然有必要依职权监督。     

质疑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的合理性

刑法典第三百五十六条规定 ,与刑法典总则规定的特殊累犯有着相拟之处。在当前毒品犯罪日益严重的情况下 ,取消该条规定 ,完善累犯制度 ,是社会形势和法律自身对立法者提出的现实要求。故 ,确立“毒品犯罪的特殊累犯”势在必行     

论对特殊被害人的刑法保护—以我国刑法第254条、255条之规定为视角

所谓特殊被害人,即我国刑法第254条、255条规定的遭受打击报复、陷害等犯罪行为的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会计人员、统计人员等六种被害人员。当前,这六种人员在履行职责、维护正义、维护国家、集体、自身利益时,其中的部分人时常遭到打击报复、陷害,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众多,然而刑法第254条、255条规定之缺陷为重要缘由,因为对特殊被害人的刑法保护在法律上主要体现为刑法第254条、255条之规定。因此,为加强对特殊被害人的刑法保护,尽快完善这两条已成当务之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北极例外”:第234条释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34条(或被称为北极例外)对于保护冰封区域海洋环境和维护航行自由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对该条用语的解释尚存诸多分歧,损害了缔约国权利、义务的确定性。加拿大相关国内法规为公约第234条构建了框架,该条是加拿大、前苏联和美国协商的产物。冰封区域沿海国权利要受到如下限制:非歧视性、现有最可靠科学证据、航行安全、适当顾及、重大损害或无可挽救的扰乱。该条空间适用范围不应包括内水、领海和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沿海国制定的国内法规不应适用于冰封区域的无冰期。对第234条仍有一些问题需进一步研究。     

论国际货物买卖中对知识产权的权利担保

在国际货物买卖中 ,卖方对所售货物的知识产权的权利担保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虽然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第四十二条特别对此加以规定 ,但是公约规定依然存在很多模糊和空白之处 ,该条款并没完全达到使卖方担保其货物不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目的。本文对此加以分析并提出意见。     

浅论国家赔偿法第八条的规定以及修改

《国家赔偿法》所构建的赔偿义务机关制度尚存在许多问题。其中,《国家赔偿法》第八条的规定,混淆了复议机关与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的责任界限,不利于复议机关更好地履行复议义务。所以,应修改《国家赔偿法》第八条规定,对《国家赔偿法》第八条的修改应以公正、方便赔偿受害人请求以及法院审理赔偿案件为基本点,对此,文章提出了相应的修改建议。     

论出卖人交付标的物地点的确定——解析合同法第141条

合同法第141条对于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地点依据标的物是否运输而作了不同规定,但是对于标的物是否需要运输的具体含义则没有明确。该条第2款的适用前提的规定以及具体交付方式的要求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比较合同法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及美国统一商法典的相关立法,合同法本条的立法容易产生歧义和矛盾,无助于填补合同空白,因而应以出卖人是否负有运输义务而非标的物本身是否需要运输作为区分标准。     

论DSU第21.5条的制度缺陷与改革

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协议＂（简称DSU）,是整个WTO国际司法程序最主要的法律依据,为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第21.5条规定的对败诉成员裁决履行情况的复审规则,更是富有创新性的法律制度。然而实践表明,21.5条的规定不够成熟,存在好几处用语含义模糊不清与可操作性差的缺陷,影响到该条款作用的发挥。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未来如何通过修改立法对21.5条条文内容进行改革完善。     

合同法第122条的程序视角批判

合同法第122条是关于民事责任竞合的重要条款，但该规定的实际运作并不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至今为止，中国民法学者对该条的研究，没有能够实现纷争一次性解决的目的；民诉法学者的研究，则在利益保护的周全性方面存有缺陷。鉴于从实体法路径进行突破的巨大困难，可以考虑从程序视角对第122条作简单的修正，允许当事人合并提起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再思考——兼评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作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有效方式,已为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用。在我国的检察实务中,该制度亦有少量运用。然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却并未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而仅用"法律规定的机关"一词予以含糊界定,给司法适用带来一定困难。笔者拟通过对学界立法建议的重新梳理和审视,提出对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修改完善建议,以期对建构符合我国国情和实践需要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机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