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以漳州市行政审判为例

行政诉讼类型化理论和制度体系是推动我国行政法治进程的重要一环,然而我国现有法律对行政诉讼类型并未作明确的规定。从现实审判需要的角度出发,针对违反法定程序的撤销诉讼判决种类过于简单、客观诉讼和规范审查诉讼标准尚无体现、诉讼类型与判决种类尚未衔接等问题,可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完善行政诉讼类型且主张法院只能针对特定的行政诉讼类型作出特定的判决种类,以构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体系。     

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以漳州市行政审判为例

行政诉讼类型化理论和制度体系是推动我国行政法治进程的重要一环,然而我国现有法律对行政诉讼类型并未作明确的规定。从现实审判需要的角度出发,针对违反法定程序的撤销诉讼判决种类过于简单、客观诉讼和规范审查诉讼标准尚无体现、诉讼类型与判决种类尚未衔接等问题,可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完善行政诉讼类型且主张法院只能针对特定的行政诉讼类型作出特定的判决种类,以构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体系。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刍议

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没有对行政诉讼的类型作出明确的规定,这给行政诉讼的实践带来许多问题。行政诉讼的类型化问题,是 20世纪以来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之一。分析在我国建构行政诉讼类型所要考虑的各种因素,拟将我国行政诉讼的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变更诉讼、义务履行诉讼、给付诉讼、公益诉讼、机关诉讼和抽象规范审查诉讼等八大类型。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之不足与重构

充分的行政诉讼类型能够提供充分的权利救济机会和保障行政审判权的有效运作,也有利于行政诉讼程序和审理规则的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类型未实现法定化,行政诉讼种类较少,有些行政诉讼类型有悖于诉讼基本原理,因此有必要进行重构。     

单一化规定“隐匿”下的举证责任分配及其修正——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细则研究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仅简单规定了"被告就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不能满足行政司法实践的需要,表现为"隐匿"于这种举证责任单一化规定之下,实践中却呈现出举证责任的多元化标准。其根源在于"隐匿"于行政判决制度中以撤销诉讼为中心的单一诉讼模式与实践中给付诉讼、确认诉讼等行政诉讼类型多元化的冲突。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功能及举证责任分配标准,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细则提供了理论支持。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细则是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一般原则下的细化,其具体内容为:按照原告的不同诉讼请求,明确不同的诉讼类型,并以不同诉讼类型的各自特点设计举证责任。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法理基础新构

随着行政诉讼实践面临新问题的不断出现,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规定日益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争论与探讨。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传统观点其在理论上先天性不足,不能作为反对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理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新法理基础应该包括:权利自治、经济效率、自由裁量和交往理性,并坚持下述限制:1.主体的有限性;2.诉讼标的有限性;3.协议内容的有限性。     

论行政诉讼中的认证制度

证据制度是诉讼程序的核心.在实行证据裁判主义的现代诉讼中,诉讼过程就是收集证据、运用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的过程.认证是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十几年来的审判实践表明,我国当前行政诉讼中的认证制度尚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文章通过对我国当前行政诉讼认证制度的初步探讨,针对存在的问题,寻求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认证制度的做法.     

行政确认诉讼的理论基础及其完善

我国在行政诉讼中采判决类型模式,而不是行政法制发达国家的诉讼类型模式,此种判决类型模式在行政法制不发达的我国受到批判,诉讼类型化是趋势也是呼声。在分析行政确认诉讼的理论基础之后,根据确认利益和确认请求权理论,提出我国行政诉讼的诉讼类型模式选择和完善,当采取"明定主义原则",根据不同的确认请求权将确认诉讼类型分为:确认违法、确认无效和确认法律关系存在与否三种,以此构建的行政确认诉讼在当事人适格、诉讼要件、法庭审理和裁判上都将不同。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行政诉讼问题①--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5条为视点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是一种行政合同,按其属性应纳入行政诉讼。但问题在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不能容纳这一诉讼类型：原告资格、协议效力、诉讼竞合、证据规则、判决种类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问题认识不清,已造成实务的混乱和理论的争议。那么,目前实务上需要哪些调整,未来行政诉讼法又需要哪些方面突破,这些都要在行政诉讼新类型制度上来解释,并且在契约行政与合作治理的理论背景下来考察。     

公益诉讼:行政诉讼的新类型

在我国现行立法中 ,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侵犯公共利益的情形缺乏有效救济途径 ,如何设计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是行政法治化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纵观世界各国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 ,大都在行政诉讼制度体系建立了专门的公益诉讼制度。此外 ,行政诉权理论在我国的新发展也为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一个新类型的确立排除了障碍。     

论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经常面临如何适用行政规定的问题,然而现有的理论与实践并未给出正确的答案.不同的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具有的地位也不尽相同.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以是否超越权限、是否违反法律的规定为标准审查行政规定的合法性.人民法院于裁判时可引用行政规定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或者裁判的依据,惟不得仅引用行政规定...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分析——以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理论为视角

当代中国,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上,尽管立法上还没有引进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理论,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已经不自觉地运用了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理论。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是行政相对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的关键,是其合法权益能否获得司法保护的关键。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理论变迁之比较

取得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必要条件之一 ,根据传统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理论 ,其范围比较狭窄。但近一两百年间 ,其范围已大大扩张。本文在比较该理论在美、英、法、日及我国变迁的基础上 ,总结其中规律 ,并认为在此变迁方向下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也必将在我国确立。     

行政诉讼和解适用范围探析

行政诉讼案件除行政赔偿外一律不得进行调解,但目前行政诉讼中原告在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自行撤诉,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解决了行政争端,这实质就是一种变相的调解。鉴于实务中存在滥用和解制度的倾向,厘清哪些类型的案件可以适用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探讨就非常必要。对于行政案件类型化的探讨也可以使法院在审判实务中有更加明确的参考标准。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传统的行政法理念信守行政权力不可处分的底线,在行政诉讼中排斥当事人之合意,将行政诉讼调解视为禁区。但是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却以"协调"方式处理了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件,调解在很多情况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争议妥善解决,双方对抗情绪得以消除,法院减少了诉讼压力,三方各得其所,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协调、和谐理念得到了充分的弘扬。从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中的可行性着手,探究行政诉讼调解在当前形势下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意义。     

法国行政法院制度评析——兼谈中国行政法院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行政法院制度的国家,该制度是法国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其适应了法国的行政体制,有效地促进了法国行政事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该制度的优点是固然存在的,但并非说明其毫无缺陷,其优点与缺陷是并存于法国行政诉讼体制当中的。若以此为蓝本,考虑吸收其合理之精华,就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中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法国行政法院制度,考虑借鉴法国的行政法院制度模式,建立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法院,以解决当前行政诉讼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外化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探寻

外化内部行政行为的提出突破了传统"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观念,是人民法院在坚持内、外部行政行为区分理论的前提下,从行政救济的立场出发所作出的一种司法选择和有益尝试。作为司法实践的结晶,外化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还需要探寻法理上的解释和依托,得到理论的指导和确认。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组织内部工作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经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过程中的通知、执行或其他正当途径为外部相对人获悉,发生了法律效力的外化。效力外化的内部行政行为具备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并具有成熟性,对外部相对人造成了实际影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论行政诉讼合理性审查的标准

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只是粗线条、浅层次、轮廓式地规定了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标准,这已经很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与国际上的通行理论和做法很不一致,差距较大。我们应该在合法性审查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经验,发展合理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并行的行政诉讼审查标准理论,促进我国行政诉讼实践的进步。     

试论“民事、行政伪证罪“之增设

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民事行政诉讼存在伪证行为 ,违反《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原则和当事人、证人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 ,具有社会危害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强制措施不足以惩罚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增设“民事行政伪证罪”是法制建设、健全和配套的需要。     

论行政争议--兼论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之区分

行政争议作为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概念,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根本不同之处,如何界定与判定行政争议则是行政诉讼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行政争议是行政主体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与相对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依据公法可以解决的争议.判断某一争议是否为行政争议,应当把握主体、公权力、权利义务的特殊性、公共利益等多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