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形体快速原虫辐射后对IB-RS-2细胞的活力观察

弓形体(Toxoplasma gondii)的组织培养及其在组织内的分裂繁殖与传代培养,曾做了较为详细的观察(兽医科技杂志,1980年第1期)。现在报告弓形体的快速原虫(Tachy-zoites)用不同剂量的Co~(60)γ-射线辐射后对细胞的活力关系,目的是观察辐射虫体侵入细胞的能力与繁殖的抑制作用,从而探讨获得弱毒抗原的可能性。     

弓形体在细胞核内外无性繁殖的研究

弓形体(Toxoplasma goudii)原虫的生活史可分为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两个时期。弓形体的有性繁殖,Hutchlson,W.M.等(1969)已做了详细的研究,特别是从猫的粪便中发现弓形体卵囊(Oocyst)以后,这对于弓形体生活史的探讨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关于本虫的无性繁殖,据现有资料报道,系在约有200多种哺乳类和鸟类体内的细胞中寄生,     

原虫病的化疗原理

致病的寄生性原虫有疟原虫、泰勒焦虫、巴贝斯焦虫、艾美耳属球虫、锥虫、弓形体、滴虫、鞭毛虫,利氏曼原虫和溶组织内阿米巴原虫等。这些寄生性原虫引起的疾病,在人和动物方面广泛存在。随着对寄生性原虫生化的研究,不仅对原虫病的化疗原理进一步得到了阐明,而且又推动了新的化疗药物的发展。现从化疗原理进展的角度,分类阐述如下。     

对《猪皮下脂肪内寄生囊尾蚴一例》一文的意见

1984年第2期《兽医科技杂志》摘登了“猪皮下脂肪内寄生囊尾蚴病一例”一文,该文作者强调:“特别是在皮下脂肪内亦见到有囊尾蚴寄生,这是书刊中没有记载的寄生部位”。我认为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兽医卫生检验》一书中介绍:猪囊尾蚴主要寄生于臀肌、股部内侧肌、腰肌、肩胛外侧肌、咬肌、舌肌以及膈肌和心肌,重症的可见于食道、肺、肝、胃大弯、淋巴结和皮下脂肪中,个别的也见于大脑—脑实质或硬脑脑下,甚至蹄部筋腱处。     

公猪药物去势验证报告——兼与贾忠山等商榷

《中国兽医杂志》1981年第7期刊载贾忠山等所撰《公猪药物去势研究初报》(以下简称“初报”)一文中称:“将甲普合剂注射15～30日龄的仔猪睾丸内,每侧0.5～2毫升,可达到去势的目的,成功率可达97.02％。”我们根据这个报告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初步验证,现报道于后。     

弓形虫单克隆抗体的研究与应用现状

自Nicolle和Manceaux(1908)发现弓形虫以来,有关科技人员对弓形虫及其引起的疾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由于弓形虫是严格的细胞内寄生原虫,以致用于免疫学分析的抗原难以获得,因而对弓形虫抗原成份、结构及免疫原特性等了解甚少,使得从根本上防治弓形虫病仍面临着巨大的困难(Siim等,1963;Johnson等,1980)。 由杂交瘤技术生产的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y, McAb),因其化学成份     

《日内瓦协议》的历史功绩不容抹煞

近些年来,越南当局及史学界接二连三地散布奇谈怪论,说什么1954年中国“出卖越南人民的民族利益,……迫使越南签订了日内瓦协定”(越《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文章:《中国领导人在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的背叛》),“在日内瓦会议上,……就一项有利于中国和法国,不利于越南人民、老挝人民和柬埔寨人民的解决办法达成协议”,“日内瓦解决办法阻拦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埔三国人民在抗法战争中取得完全的     

河南省猪弓形体病的调查与研究

为了查清猪弓形体病在我省是否存在及其危害范围,我们在郑州、南阳、许昌、新乡等地区对部分猪群进行了疫情调查、病原分离,血清学诊断、鼠继代虫株的形态学观察、鼠继代虫株的回猪试验等工作。现报告如下。猪弓形体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一)发病情况 郑州市郊区1980年元月份对所有猪只进行了猪瘟、猪丹毒、猪肺疫免疫注射,2月底和3月初猪只发生无名高热病,用各种抗菌素治疗无效,并从其中一头猪的血液、淋巴结组织抽出物内分离出了弓形体原虫。7、8、9月份发病率急剧上升。有的农     

一稿不可两投

贵刊1982年第6期刚接到手,一看目录上有一篇“治牛胎衣不下的新方”,我还真以为是一篇新的报道,翻开看后并非如此,原来是篇已经第三次报道的材料,只是在标题和文字上稍有更动而已。 我曾经看到1981年某期《河北科技报》上刊登过这篇材料(标题是“治牛胎衣不下的妙方”),     

鸡卡氏白细胞原虫在鸡外周血液消存研究

卡氏白胞细原虫(L.Caulleryi)是血变形虫科、白细胞原虫属的一种原虫。本虫能引起病鸡全身性出血,造成大批死亡。本病自1980年首次在我省发现以来,相继在陕西、北京、广西、上海等省市流行,严重影响养鸡业的发展。为了弄清该原虫进入鸡体后的繁殖及病愈鸡的带虫情况,我们于1981～1982年特进行如下试验。     

家畜常见寄生性原虫体外培养的研究概况

当前,组织培养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手段已应用于家畜寄生虫病的研究领域,尤其在原虫病的研究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Gavribov等(1938)报道了乌疟原虫(plasmodium capisfrauni)红外期体外培养以来,Tsur(1945)进行了牛环形泰勒焦虫(Theileria annulata)裂殖体在离体组织中生长繁殖的研究。Hulliger等(1964)用分散细胞单层来大量繁殖Tannulata裂殖体。patton(1965)在初代牛肾细胞上观察了脆弱艾美尔球虫(Eimeria tenella)无性期的发育。Dorna(1970)在细胞培养中观察到了鸡球虫完整的生活史。然而组织培养中原虫的培     

读《对“抽肾腿”病理和治疗的探讨》有感——兼谈水牛“僵筋腿”病

《兽医科技杂志》1980年第6期登载的张友思同志关于“抽肾腿”病理和治疗一文，对该病的病因病     

四川地区马骡弓形体抗体调查报告

近年来,国内有关家畜弓形体病以及家畜弓形体抗体调查的研究报道甚多,但多涉及猪、牛和羊,有关马属动物的感染情况则未见报道。我们应用间接红细胞凝集反应(IHA)检查了四川省18个县(市)马、骡血清中的弓形体抗体,现将情况报告于下。     

27例猪肠气泡病的病理形态学观察

肺气泡病又称为肠壁囊状气肠病、肠气肿病。肠气泡症(Pneumatosis Cystoides inte-stini)、肠系膜泡状气肿(Emphysema bullosum enteromesentericum),系充满气体的气泡出现在肠粘膜面、浆膜面,因不能引起明显的临床症状,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此病日本池田义文等已有报道(《兽医学文摘》1980年第3期,25页),匈牙利胡体拉等所著之《家畜内科学》有过简单论述。国内刘文超也作过报道(《辽宁畜牧兽医》1981年第6期,13页)。我们根据本所猪场198o年检出的4例,1981年检出的6例和省肉联厂检出的17例,进行了初步研究。     

贵州省猪弓形体病的调查研究

弓形体病是由弓形体原虫感染所引起的人畜共患的疾病。过去由于对本病缺乏认识,而将猪弓形体病统归于猪“无名高热”病群中,又因猪弓形体病所表现的症状与猪瘟难以区分,往往误认为猪瘟。我省在六十年代就出现猪无名高热病,直至现在尚未查清。为此进行了猪弓形体病的调查研究。 (一)血清学检查 1982年7月至1983年12月对贵州省八个地、州、市的23个县(区)的52个单位饲养的猪、耕牛、奶牛、绵羊、山羊、奶山羊、鸡、兔、狗、猫、豚鼠等动物,     

《印支研究》1980——1982年总目

[说明:本刊1980年出八期(试刊,不定期),增刊一期,刊名用《印度支那研究》。1981年改为季刊,出四期,增刊一期,刊名同前。1982年亦出四期,增刊一期,刊名改用《印支研究》。为便于检索,现将本刊1980——1982年篇名总目按专题列出。篇名、作(译)者名后面的数字代表年度和期数,“增”指该年度增刊。]     

平胃散能否治胃寒

《中国兽医杂志》1979年第5期《猪胃寒辨证论治规律初探》一文,从理论与实践上论证和肯定了平胃散治胃寒的功效。《兽医科技杂志 》1980年第1期《正确应用平胃散》及第3期《平胃散治胃寒辨》等文,都又从理论上对平胃散治胃寒的效能提出质疑,指出“平胃散不是治胃寒之剂”、“确为燥湿健脾之方”。 本文不欲对任何观点妄加赞同或反对,因为,个人认为: (一)平胃散治胃寒并不排斥平胃散燥湿健脾乃至理气导滞,正如人参败毒散之益气又解表,八珍汤之气血双补一样,平胃散既可散寒,又可燥湿健脾,亦可理气导滞。不能说人参     

反对一稿多投

编辑部: 在图书室内浏览各种刊物,时可发现相同作者的同篇文章,同时或先后在甲刊和乙刊(甚至丙刊)出现。是编辑部特意相互转载吗?可往往又找不到说明或脚注。每遇到这种情况,一股反感之情就不由得从内心涌起。那么,在我们的兽医科技刊物中是否也有类似现象呢?我试着留心了一下《中国兽医杂志》(月刊)、《兽医科技杂志》(月刊)、《家畜传染病》(季刊)这三家在兽医界深孚重望的杂志。不幸得很！光从1981年底至1982年6月这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就有四篇同样内容的材料重复刊载,其中“广西弓形体株的发现和传代”及“K_(88)大肠杆菌苗口服免疫母猪治疗仔猪黄痢的试验”两文,竟在差不多的时期内,接连在三家杂志上都刊登了(其他同类期刊这种现象也不少,未统计)。     

关于经济“不发达”国家外贸条件恶化的一些补充材料

在今年第四期的《国际問題研究》上,我曾写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及其他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殖民经济掠夺》一文。在这以后,我又看到一些有关資本主义世界市場原产品跌价和制成品涨价对“不发达”国     

三谈广源州和侬智高

反复拜读周维衍同志发表于《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1年第1期的《广源州和侬智高》(下简称《广》文)和发表于《印支研究》1984年第3期的《再谈广源州和依智高》(下简称《再谈》)两篇大作后,我十分敬佩周同志那种不究他大浅薄,愿就有分歧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彼此切磋,取长补短,逐步深入”的治学原则及宽宏大量、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于是写了《又谈广源州和侬智高》一文(见《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在检查登载于《印支研究》1984年第3期那篇拙作——《也谈广源州和侬智高》(下简称《也谈》)的错误的同时,向周同志请教有关学术问题。限于篇幅,为文时有些问题不得不暂且搁置。出于求学之心,我冒昧将这些未尝提及的问题作一叙述,仍祈周同志及识者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