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权规制路径研究

在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权是警察行政执法的核心权力之一,与工商、税务、卫生、城建等其他行政处罚权相比,它体现出了特殊强制性、严厉制裁性、权威保障性等特点.正是由于治安管理处罚权具有强势作为的主动性,拥有不受司法监督的自由裁量性,在实践中很容易被异化为准刑事权,是警察行政权失范乱象的重灾区.通过加强“刑”“行”立法衔接、重置处罚种类、设立执行时效、完善程序控权来丰富和完善法律体系,引入准司法程序限制自由裁量权滥用,改进听证制度和健全救济制度等都是实现依法规制的主要路径.     

企业经济处罚权的思考

随着《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明确废止,企业是否享有经济处罚权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实践中,不乏企业为了更好的管理,以其自行制定的公司规章对劳动者施以一定的经济处罚,这一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本文首先探讨了我国理论界关于企业经济处罚权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争议,并从中得出结论即尽管企业的这一做法在我国目前不具有合法性,但是却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此为更好的发挥企业经济处罚权的管理效用,同时平衡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一方面应当赋予企业一定的经济处罚权,另一方面也应当对其权利的内容以及适用程序等方面予以一定的规制。     

用人单位经济处罚权探讨

《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虽然被废除,但用人单位经济处罚权仍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目前我国企业滥用罚款权的现象比较严重,宜从立法和劳动监察层面进行规制,引导劳动关系健康发展。     

论用人单位经济处罚权

很多用人单位为了加强管理,采取对违规违纪员工进行经济处罚的方法,从而约束员工的行为.随着《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废止,对用人单位是否有经济处罚权这一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争论不休.本文的立场是用人单位有经济处罚权,但是必须对该经济处罚权进行规制.     

行政处罚现状与立法建议

本文作者通过对目前我国行政处罚存在的“软”和“乱”两方面问题的分析,提出制定一部行政处罚法的设想。该法主要应解决处罚的设定及适用问题。区分管理权与处罚权关系,改革处罚机构,解决罚款流向及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问题,限制处罚机构的委托权,明确处罚程序、规定处罚时效、溯及力和证据规则,完善处罚执行制度。     

行政处罚与刑罚的适用范围和竞合问题

行政处罚与刑罚是法律责任体系中的两个重要环节,二者关系密切,都是一种对国家的责任 (公法责任)。从违法行为而言,在行政处罚与刑罚关系上,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本文仅就行政处罚与刑罚的适用范围、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竞合等问题谈一点浅见。一、行政处罚与刑罚的适用问题对违法行为,何种条件下应设立行政处罚?何种条件下应设立刑罚?这是我国行政处罚立法面临的一个特点。这个问题涉及到理论界多年争论的一个命题:如何界定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     

浅谈行政处罚与刑罚的链接

一个行为同时违反了刑法和行政法，应该适用刑罚还是行政处罚，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从行政处罚与刑罚立法内容、适用方法、适用程序等方面分析二者的关系。     

论行政处罚的设定

论行政处罚的设定杨解君行政处罚具有限制或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及利益的内在特征，因此，世界各国无不对行政处罚的设定问题在法律上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在我国，目前关于行政处罚的设定问题尚无明确的规定，各级行政机关不同程度地非法行使着自行设定的处罚权...     

立法听证,好!

报载：９月９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立法听证会，为增加立法透明度，８月３０日起即接受公众报名，广泛听取公众对拟订法规的意见，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地方立法听证会。曾几何时，“听证”对于我们还是陌生的字眼，直至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首次将听证作为行政处罚程序的一个重要制度确定下来，听证才逐渐广为人知。如今，广东省人大又将听证程序引入地方立法，这表明立法过程中的民主性及公正性大大增强。可以预见，我国法治化程度又将向前迈出一大…     

行政处罚立法探讨

我国行政处罚的现状是软与滥两者同时存在,立法指导思想应为既要加强处罚力度,又要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行政处罚的设定权是立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要以宪法确定的精神解决处罚的设定权;行政处罚立法要遵循几个基本原则,核心是依法处罚原则和过罚相当原则;我国应该建立行政刑罚制度,这将是解决目前行政处罚存在问题的有效途径;建立公正、合理的程序是立法需要解决的另一关键。     

我国听证程序的特点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听证程序的特点及其立法完善吕中亚王韧听证程序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由听证程序参加人就有关问题互相进行质问、辩论和反驳，从而查明听证事项、事实的过程。听证程序在我国法律体制中的设立，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的...     

论当前刑法改革中的酌定减轻处罚权

酌定减轻处罚权的适用经历了1979年《刑法》中的滥用和1997年《刑法》中的萎缩两个极端,立法上的不成熟是这两种偏差的主要原因。应对其加以修订,以发挥其柔化罪刑法定原则、激活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刑罚个别化等积极价值。从实体上看,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不应成为适用这一制度的前提条件,对案件的特殊情况应作广义理解;从程序上看,现行核准条件过于严苛,宜改为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核准。     

论私人有无处罚权

论私人有无处罚权何海波一、什么是“私人处罚”本文所用的“私人”一词，指国家机关和法律（包括狭义的法律，以及法规、规章）授权行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外的组织和个人。处罚，通常指国家机关依法对违反法律规定的人所作的惩戒行为。但是，私人常常同样使用...     

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竞合与衔接研究

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是实践中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我国对犯罪行为既定性又定量,具体而言则有立法、司法和处罚方式等多方面的原因。对于行政处罚和刑罚的竞合,理论界多有争论,同时针对当前大量存在的以罚代刑现象,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行政处罚和刑罚的程序衔接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城管事权的法理构筑——从相对集中处罚权到大城管立法

在当前城管执法面临的诸多问题中,首当其冲的是“事权”问题,主要是指在行政管理的诸多领域中,城管部门与其他部门在执法事项上的权限归属.尽管始于2000年前后的相对集中处罚权制度能够较为有效地解决多头执法、多头处罚等问题,但又引发了种种新的问题;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城管作为一个单一的执法部门,能够掌管无限多样的执法事项显然不存在充分的法理正当性.而晚近部分地方开展的“大城管立法”,则通过“指挥机构的统一调度”和“管理对象下的事权明晰”这两个核心机制,为城管事权困境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制度方案或者可供试错的借鉴.     

行政违法行为与行政处罚

本文探讨了行政处罚立法中的三个较重要的问题: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行政处罚的原则和行政处罚的程序。在这三个大问题框架内,作者集中阐述了自己对目前学术界争论较大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如国家行政机关和公务员能否成为行政违法行为的主体,主观过错是否应作为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处罚的“法”应否包括行政规章,“一事不再罚”能否作为行政处罚的原则,行政处罚程序应否包括调查程序和救济程序,具体处罚程序应否分为简易程序和正式程序,怎样对二者进行区分等。在这些问题上,本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治安处罚程序的目标模式

设定和规范一种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是一国程序立法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所谓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即指一国制定有关程序规范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或者目的，因此有人将有关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又称为程序立法的宗旨。设定和规范一种程序目标模式或者宗旨决定了程序立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法律制度。……     

试论行政处罚主体的条件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执法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处罚乱,而这又突出地表现在行政处罚主体上.现实中,不仅行政机关,而且有关单位、组织甚至个人都在作为主体行使处罚权.行政处罚权是国家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而只能由法定的行政机关和授权组织来行使.行政处罚主体的法定性,是行政法理论的重要原则和行政执法的必然趋势.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系统全面地论述了行政处罚中的问题,在第三章阐述了有关行政处罚主体的设立及其条件,明确地规定了哪些行政机关和组织可以行使处罚权.按照法条理解,行政处罚主体主要为:行政机关、综合执法机构、被授权组织.     

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处罚与刑罚属于性质迥异而又密切相关的两种法律制裁措施。为了厘清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关系。规制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可以从立法与司法实践两方面入手加以完善。一方面,统一立法的内容,实现行政处罚与刑罚转化程序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细化和调整两类法律的衔接工作,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工作机制上的统一。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结构

<正>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应当采取何种结构和体例,不仅要充分重视我国程序立法现状及立法需求,而且应当吸取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从立法现状看,我国已有行政复议和诉讼制度及行政处罚制度,因此制定一部涵盖所有行政过程及各种程序的程序法是不必要的。至少可以省去或不规定对诉愿司法审查等章节。与此同时,我国目前还面临另外一些问题,即缺少一部划分行政机关及立法机关权限的法律,因而在行政权力的设定问题上,至今没有严格的规范要求,形成了许多行政机关自行设定许可、审批、收费、调查、执行等权力的混乱局面。尽管来来的立法法可以规定一部分这方面内容,但对十分具体的行政权限却难以确定和划分。虽然这不是一个纯程序问题,但与行政程序即行政立法程序有紧密的联系。为此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应当将特殊行政权力的设定程序包括进去。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借鉴国外行政程序中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