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政策分析

<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对外政策分析就是以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或对外政策行为作为研究的中心,将一般国际关系理论与国别外交政策的研究结合起来,用宏观理论指导对具体外交政策的研究,将影响外交政策的不同层次的变量结合起来。本书既是教材,也是专论,既运用政治心理学理论分析和研究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也研究外交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50年

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是国富民强,尽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文试图展示过去50年以来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特征、影响对外经济关系的各种因素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5年以来所受的冲击和面临的挑战,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应如何作出调整。     

中国对外政策分析的几个要素

从学理的角度进行中国对外政策分析，需要合乎逻辑地确定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每一因素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以及这些因素间的相互关系。结合中国对外政策的实践，对这些因素进行恰当的界定，并对其原理与机制进行深入解释，才能形成一整套基本的理论。这一套理论应该能够为对外政策的决策者提供指导，同时为对外政策的分析者提供框架。     

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多元启发理论

对外政策分析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这一领域产生了众多的理论流派,其中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多元启发理论是近年来西方对外政策分析学界一种非常流行的理论。它结合了理性选择理论和认知理论的优点,将二者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来分析一国的对外政策。本文对近年来多元启发理论的发展进行了介绍,试图概括出该理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主要内容与分析框架,并对它进行简单的评析。     

国家利益、体系角色与美国对外结盟政策

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尽管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各理论流派存在分歧,但就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而言,其内涵与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可分割.外交政策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并随着国家利益的变迁而不断变换.通过外交政策的运作,国家实现了与国际体系的互动,确定了国家的体系角色,进而对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形成了回馈,推动了国家对外结盟政策的演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并适应国内全面拨乱反正和工作重心的转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对中国对外政策进行调整,实现了从70年代＂一条线＂向80年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战略性转变,对中国的国内建设和对外关系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海外利益的保护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很多积极的变化.随着国内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中国如何保护其海外利益问题自然被提上对外政策的议程.海外利益在整个国家利益结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推动外交政策转变的动力因素,既来自于国际关系的变化,更来自于国内结构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发展以及对于国家利益的认识和观念上的变化.     

中国对外政策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

进入21世纪后,随着舆论调查数据逐渐增多,以及新生代学者的出现,中国的对外政策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本文以国内学者的三篇近作为代表展开分析,发现相应的研究具有三个共同的理论出发点,即舆论与政策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普通民众的对外政策舆论是有序的,舆论调查是一种有效测量政治态度的工具。由于学科发展的滞后以及缺少调查数据,目前国内的对外政策舆论研究仍面临诸多亟须解决的难题:数据驱动的研究,内在效度,外在效度,以及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脱节。从长远来看,加强有中国视角的对外政策舆论研究,需要长期的多元化的调查数据储备,而在短期内大样本调查数据不能获得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易得群体的样本,灵活采用不同的调查设计,开展一些小样本研究,这可能是今后几年国内学者可以尝试的科研路径。     

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政策智库

日本正在发生新的战略转型,这无疑给对外政策智库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水之隔"的日本,正就智库参与对外政策的方式展开一场深刻的大讨论,其实质是建设呼应战略转型诉求的"日本型"对外政策智库。智库参与对外政策的过程,呈现为一个由发现政策课题到政策评估等多个环节组成的"动态循环"。智库活动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对外政策的质量。日本对外政策智库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面临严峻挑战。探寻制约智库发展的深层原因,需要将其放置于日本的战略路线、决策机制乃至社会整体中去寻求答案。通过系统考察"日本型"对外政策智库,既有助于构建"中国型"智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码"日本对外政策调整的新动向。     

中国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历史坐标

如同所有研究领域的发展一样，中国对外政策分析这个领域的发展也有赖于多学科的相互交流，运用多种方法和从多种视角进行分析，这其中历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一般性地谈这个问题显得有些空洞，这里谈它的意义还是针对当前中国对外政策分析领域对历史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反映在研究成果中，     

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务秘书兼外交部长K·K·托卡耶夫在华访问期间 ,于 5月 11日来外交学院访问 ,并向学院师生作了题为“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演讲。外交学院院长杨福昌大使对托卡耶夫国务秘书兼外长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并代表我院师生对托卡耶夫的演讲表示感谢。本刊现将这篇演讲摘要发表如下     

保加利亚对外政策的重点

4月 1日 ,正在中国访问的保加利亚外交部长帕西来我院访问并发表演讲 ,受到外交学院院长杨福昌及全院师生的热烈欢迎。帕西外长演讲的题目是 :《保加利亚共和国对外政策重点———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活动及反对恐怖主义》。本刊现将这篇演讲摘要发表如下 :     

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国外交政策

作为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惟一的哲学流派,实用主义哲学强调信念对行动的指导作用;有用即真理;真理的可变性及民主和社会变革的改善主义观点。本文简介了实用主义的主要原则及最具影响的实用主义大师,并将以上原则落实到实用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指导的分析上。     

有关中国外交政策分析的几点思考

我个人在研究中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是，曾经处于国际边缘位置的中国，在逐渐崛起为世界中心舞台上的一个主要角色的过程中，需要在体制、政策和观念上做出哪些丰富、调整和改进。这方面，思索的重点不在对外博弈，比如说中国如何处理好当代对外关系的“四条线”（分别涉及与大国、周边地区、多边机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是我们自身如何“强身健体”，     

前景理论与外交决策

前景理论是关于决策选择的重要理论,挑战了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与主流的预期效用理论不同的是,前景理论主要是从价值的变化量,也就是获益和损失的角度来研究决策者的风险趋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这一理论就开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本文首先介绍前景理论的发展由来,以及它的分析框架。随后讨论前景理论给外交决策研究提供的进步认识,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作者做出简短评论。     

赫尔姆斯的“道德外交”

赫尔姆斯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因为其显赫地位，也不仅仅是由于其政策主张的异常强硬，更在于其外交政策思考有着自成体系的内在逻辑性，他对“道德”的强调，又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政策代表性。本文先追溯“道德外交”的缘起，以赫尔姆斯的政治生涯为线索，分析其政治基础、政治策略和保守主义立场，然后指出赫氏“道德外交”的基础，总结其政策表现和内在逻辑，最后集中讨论赫尔姆斯的对华政策立场。     

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转变

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以处理对美国关系为主,经历了从强硬抵抗向柔性对话转变。这表明俄罗斯对外政策处于转型时期,即从教条僵化向着灵活务实方向转型,表现出建构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国际体系对俄罗斯构成的障碍是其外交政策突破的重点,理解俄罗斯社会全面的转型是衡量对外政策走向的基础因素。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转变实质在于提升俄罗斯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并试图建立一个有发言权的新的国际经济制度,成为新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为国内行为体利益偏好提供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