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益的探索——介绍杨海坤新著《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

省政协常委、苏州大学法学院杨海坤教授日前推出了他的论文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该书收录了作者近60篇论文,分成政治学、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和比较行政法学等五大部分。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是探讨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如何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在当前认真学习党的十五大精神时,该书不失为一本重要的参考读物。     

语境下的法治——评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

什么是法治?这是个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一般而言对法治的论述大体上可分为三类:"形式论述声称,法律的来源、制定与适用,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实质论述主张,法律的内容,必须受某些实质要件的限制;综合论述则强调,法律的形式与实质要件不可偏废。主张法治应以形式要件为重的论点,可统称为形式法治理论,而主张以实质要件为重的论点,则称为实质法治理论。在当代西方的法政论述中,不乏对这两种理论做深入学理探讨的研究,其中尤以美国法学者塔玛纳哈所做的比较分析,最为完备周延。"[1]本文选取塔玛纳哈在《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一书中对于法治理论构想的分析为基本切入视角,结合塔玛纳哈在此基础上所总结的法治的三个共通主题,展现塔玛纳哈理论中对一般法理学与社会-法实证主义的运用。所希望着重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经由塔玛纳哈的社会-法实证分析,将法治置于历史、社会与政治语境下的理解。     

法治政府的思想基础:怀疑权力

我国已经确立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应的次级制度法治政府建设也在加速。对法治的知识考古说明,法律具有授予国家权力的作用,法治需要对权力的不信任。因此,建设法治政府需要我们转变以往对权力的认识和态度。怀疑权力的正确使用是监督权力、限制权力的思想基础。     

市场主体与法治政府的关系

在经济法领域,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属于＂市场主体＂,而政府则属于＂市场秩序主体＂。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对市场秩序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避免＂政府失灵＂削减政府构建市场秩序的能力,有必要建设法治政府。首先,依法限制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有助于构建自由规范的市场进退秩序、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其次,要求政府依据公开的程序干预经济,有助于提升市场秩序的可接受度。另外,加强政府责任制度建设对市场秩序的构建起到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政府法治论:植根于当代中国宪政实践的行政法哲学——评杨海坤、章志远《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

《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从中国宪政运动和宪政思想的历史背景、剧烈社会变革的时代要求和行政法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三个方面对行政法理论基础这个带有浓烈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命题价值给予全面阐释,对政府法治论的立论基础、核心思想、实证基础及今后发展趋势等作出了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和阐述。其意义在于立足本土、关注现实;学科融合、多维视野;博采众长、自我超越。     

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人大丰碑——《我们怎样关注民生》读后

当今世界，民生问题愈益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把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放在了突出的地位，而完备的法治正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在周锦尉先生所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期推出的《我们怎样关注民生》一书中，依法治国方略的思想贯穿始终，周锦尉先生针对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通过思考的笔触，把一个个法治理念告诉读者：证明法律是可以平衡所有社会利益关系的。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意义及措施——基于《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的视角

数字法治政府是数字与法治相互赋能并融入数字治理元素的法治政府,是数字政府、整体政府、服务型政府及更高形态法治政府的集合体。数字法治政府重构行政程序与流程,促进政府机构间协调运转,行政行为规范化和行政决策科学化,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因此,应用法治手段推进全国一体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发挥中央政府在平台建设中的统筹、督促责任,建立扁平化、集成化行政体制,优化革新政府治理理念、流程和方式,修改行政许可法等实现政府治理数字化与法治化深度融合。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路明灯——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构建和谐法治社会

自2005年提出以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确立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引领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实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征程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搭建了转型期中国社会通往和谐法治社会的桥梁,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路明灯。     

政府创新与政府改革——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目标与路径的思考

政府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是最近中国政治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集中探讨了三个问题:政府创新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中国政府创新的空间有多大?中国政府创新的努力方向在哪里?同时阐明了政府创新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目标表述的一般意义,指出以明确责任制为目标的微观领域的制度变革更加行之有效。     

崭新的法治中国新时期即将到来——专家热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对于刚刚结束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有专家评价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里程碑”,认为在与以往依法治国方略一脉相承的基础上,推出了依法治国的“升级版”,并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勾画出了路线图。     

政府代理论与若干行政法理论基础关系探析

目前行政法学界对什么是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尚未达成共识.政府代理论是依据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标准,借助民法代理原理所形成的一种行政法理论基础,该理论与其他行政法理论基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区别与联系.     

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突破口:党政关系法治化

党与国家公共权力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贯通全局的问题。它一方面针对着党自身,另一方面连着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旨在增强党的活力,另一方面又要落脚到依法治国的最终实现;一方面作为共产党执政的鲜明特色,另一方面反映出和世界政治文明的联系和接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路径选择,其突破口在当下应当是构建法治化的党政关系。     

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权威解读——《法治政府建设理论与实务》评介

《法治政府建设理论与实务〈湖北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培训教程》一书于2010年8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全国第一部省级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权威解读,出版后在我省法制系统乃至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中受到广泛好评。     

和平崛起的政治维度——60年政治和法治理念的演进与发展

从中国历史的宏观角度看,中国政治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父权政治阶段、道德政治阶段和准法治政治阶段。这一历史发展脉络体现了中国政治和法治理念的重大演进与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政治因素。在世界法制现代化大潮中,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继承与借鉴的基础上实现的,它摈弃了＂左＂、＂右＂两极——＂左＂导致中国的停滞,＂右＂导致中国的变质,因此是一种中庸之道,中国崛起的秘密也就在此。作者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切入点,分析了60年来中国和平崛起的政治维度即政治和法治理念的演进与发展。     

《地方政府组织法》修正的动力源与地方政府法治建设

任何制度变迁均有特定的驱动模式,通过梳理历次《地方政府组织法》的修正历程并探索其修正的动力来源,发现法与法之间的匹配、适应现实发展、以及建构行政秩序是推动《地方政府组织法》修正的核心动力来源。而修正的动力来源不足是导致《地方政府组织法》修改进程缓慢的根本原因。因此,大力在法与法之间的匹配、适应现实发展以及建构行政秩序等方面开掘新的组织法修正动力源,是地方行政组织法治建设的战略选择。     

从“运动政治”到“法治政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治体制转型的路径分析

从运动政治向法治政治的转变,是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来政治体制建设和改革的基本路径。深入理解运动政治、法治政治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源,准确把握由运动政治向法治政治转变的必然性,对于当前形成改革共识、把握正确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谐的政党关系：社会和谐的政治基础——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的视角

和谐的政党关系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社会和谐的政治基础,建设和谐的政党关系对促进社会和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建设中国特色的和谐政党关系应该努力实现三个统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促进多党派合作的统一;做好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与真诚接受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统一;推进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的统一.     

地方政府行为与民营企业发展的关系研究——一个动态博弈分析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不规范行为是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一个动态博弈论模型,分析了重复博弈和民营企业的贿赂策略都不是改善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关系的根本途径,只有建立起有效的法治制度才能根本制约政府的权力、消除不规范行为,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促进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民主与法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认同的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形成广泛的政治认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属性、我国长期政治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等,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认同的基础,必须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建设进程,加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认同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和提供保证.     

从“运动政治”到“法治政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治体制转型的路径分析

从运动政治向法治政治的转变,是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来政治体制建设和改革的基本路径。深入理解运动政治、法治政治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源,准确把握由运动政治向法治政治转变的必然性,对于当前形成改革共识、把握正确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