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研究述评

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研究现状可以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进行概述。就国内而言,主要有三条路径:用马克思主义审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具体社会风险问题、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本身的浅层探讨;就国外而言,主要有三种研究方式,即部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一定程度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和将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作为自身理论创造的思想来源之一。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其中的不足与缺陷展开探索,进一步发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社会风险思想。     

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社会风险的表征、根源及应对

伴随着全球化和国内社会转型的双重推动,社会风险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社会风险的突出表征为:社会极化现象明显,进一步加大了社会风险累积的力度;意识形态内生弱化凸显,加剧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任危机;社会结构紧张,潜存着社会结构风险和制度风险;风险分配不公平,增加了转型期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公共服务"内卷化"问题显现,极易诱发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失范;自然生态风险增加,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压力。当下我国社会风险的诸多表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究其根源,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独特性、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失衡多为经济利益牵导、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伴生高社会风险、中国社会存在诸多使风险放大的要素、全球化风险带来的冲击等是其根本原因。应对我国社会风险的出路在于:树立正确的现代风险理念;建立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创新公众权益保障机制;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加强自然生态风险治理;积极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等。     

近年关于中国转型期社会风险研究述评

社会风险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近年国内关于社会风险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转型期社会结构变化所产生的社会风险,具有应用性、分散性等特点.其成果主要表现在对社会风险的含义、产生的原因、表现及规避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     

重大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及其形成机理：研究重大决策的新视角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社会风险与重大决策密切相关。作为对社会资源和价值所做的权威性分配,重大决策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社会影响,既是改革发展的推进载体,又是社会风险源。以社会风险源为标准,重大决策的社会风险可以分为经济风险、安全风险、环境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四种类型,而社会稳定风险居于最高层次。重大决策之所以蕴含社会稳定风险,与决策本身的利益冲突、决策机制不科学、政策缝隙以及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感知等因素相关。为化解重大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需要大力开展“稳评”,并针对“稳评”在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推进“稳评”的转型发展。     

论抵御执政风险

执政风险指影响或危及执政安全、执政地位、造成执政危机的各种不利因素。执政风险可划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基本形式。执政的内部风险主要是党自身的状况,外部则包括国际国内容易形成危机的各种不利因素。进入新世纪,党执政的主要风险是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党执政的最大风险是党内腐败,党执政的根本风险是社会冲突的出现。全党必须增强风险意识,科学预测执政风险,努力抵御、消除和化解执政风险。     

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四个重要问题——基于现代视角的解析

如何安邦治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彼此之间在若干核心问题上激烈争辩。实践表明,不同主张各有利弊。注重道德和关爱并实施以人为本的策略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但潜在风险是国际竞争力和应对国外威胁的实力下降;注重法律和利益并实施以物为本的策略有助于富国强兵,但潜在风险是国内人群矛盾激化和社会不稳定。汉代以后的政治策略是这两种主张的整合,它带来了中古社会长期的繁荣和稳定。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形势新要求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当前面临的新形势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挑战不断增多;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明显;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党面临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文章全面分析了这种新形势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新要求,并得出相应的重要结论。     

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协同共治模式的构建与运行

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及城镇化的发展,社会风险的诱因呈现多元化、多域化和多样化特征,倒逼着防范化解社会风险模式发生相应改变,即由单一政府管控向多元协同治理转变。但是,当前防范化解社会风险过程仍然存在制约实际效率的三大问题:社会风险研判重静态分类轻动态分析;社会风险评估重结果定级轻过程诊断;社会风险防控重专业分工轻力量整合。因此,为打好防范化解社会风险攻坚战,确保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的效果,必须构建"一核多中心+制度"的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协同共治模式,建立健全相应运行机制,提供坚实的护航保障。     

“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中的风险考量与规避策略简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需要提早预见并审慎防范各种潜在风险。风险考量主要聚焦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等方面。为规避损失,必须超前谋划,制定应对策略：要在统一框架下进一步细化多边经济合作协议;建立跨国打击极端宗教和国际恐怖势力的安全风险预警机制;积极发挥保险作为风险转移机制的重要作用;建立重大项目社会风险评估和突发事件快速响应机制;提升对社会民生和公益事业的关注程度。     

新时期党群关系视野下的执政风险论析

<正>执政风险是执政党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历史环境下,全球化浪潮滚滚奔来,国内改革向纵深领域推进,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与对策

政治风险是影响企业海外投资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政府干预、蚕食式征用、政策法律变动、民族主义行为、恐怖袭击、内乱和战争等。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频遭政治风险的内在原因是:许多国家不能正确看待中国崛起,视中国企业正常的海外投资为经济扩张;资源类投资所占比重较大且投资环境不理想;东道国政府和社会公众质疑中国国企身份;部分企业低估或忽视东道国政治风险;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感不强。规避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重要举措是完善政治信息服务体系,提供及时、权威的政治信息服务;加快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增加对当事国的约束;加强媒体对外宣传,为海外投资正名;购买政治风险保险,转移部分损失;采取灵活的投资方式,低调的投资策略;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回馈当地民众。     

提高执政党抵御风险的能力

抵御风险能力是一项重要的执政能力.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要求执政党不断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国家与社会系统的安全运行.     

如何看待“来自外部的风险前所未有”

肖擎在7月25日的《长江日报》上撰文指出：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来自外部的风险前所未有”，无论是对于执政党自身建设，还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都是一个重大论断，意义深远。外部的风险不同于党内风险。党内民主不健全、贪污腐败等问题，主要是党内风险。很大程度上，上郭风险主要是指国际国内形势。从国内来看，当今中国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贫富差距等带来的社会冲突加剧，社会问题呈多样化和复杂化。这几年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已经警示社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开始出现。比如偏远贫困地区曾是矛盾高发区，     

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研究的演进轨迹

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迅猛推进,使中国社会风险遍地丛生。社会风险及其在中国的演进研究历程可以划分为萌发期、生长期以及成熟期三个时期。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风险概念及本质界定、社会风险属性及特征描述、社会风险成因及类别分析、社会风险意义及治理探究等领域。预判中国社会风险研究的未来趋向,必须从研究形式、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三个维度进行纵向拓展,这对中国社会风险的有效规避和社会转型的顺利达成将是大有裨益的。     

执政方式的转变与执政能力的提高

改革是希望与风险并存的事业。我国要获得持久、稳健的发展,需要具备四种正确态度:勇于吸取国外政党执政的教训;敢于面对国内存在的现实问题;准确把握现实的转变;巧妙化风险为机遇。而力避改革风险的有效途径,就是整合政治和行政资源,通过准确的趋势和形势判断、成功的体制和机制改革、有效的法律和政策调整、明显的执政能力提高来实现。     

风险社会与提高党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高风险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受国内外及整个世界复杂因素的影响,我国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等领域存在着诸多风险性因素,给我们党实现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构建和谐社会,应对风险社会,必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为此,必须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建立和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努力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完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提高风险应对能力。     

建构社会思潮预警指标体系研究

社会思潮的预警指标体系是深度监测社会思潮变化的重要方式。从社会思潮的权威调查机构、民间调查机构、社会思潮反馈机制和媒体晴雨表作用等方面建构社会思潮的调查体系。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社会思潮预警指标体系。主要分三级指标:一级指标分为政治风险指标、价值风险指标、思想文化风险指标、舆论风险指标和群众风险指标;二级指标是政治风险指标又分为腐败指标、群体事件指标、权力运行的矛盾指标、认同指标、上访指标、种族冲突指标;价值风险指标分为多元价值冲突指标、个体价值危机指标、群体价值危机指标、社会核心价值危机指标、核心价值与主流价值张力指标;舆论风险指标分为舆论精神懈怠指标、舆论弱化指标、虚假报道指标、谣言蔓延指标、网络屏蔽指标;思想文化风险指标分为思想冲突指标、文化冲突指标、文化疏离感指标、文化危机指标;群众风险指标分为群众幸福指标、群众焦虑指标、群众痛苦指标、群体怨恨指标、群体危机指标。三级指标是二级指标的细化和具体化。通过设置每个指标的警级来全方位监控社会思潮的动向。     

风险消弭与能动调适：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风险社会已成为国家治理面对的新常态,传统治理向韧性治理的模式转型升级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时代特征导致风险的自发生成、扩散与叠加,风险社会加剧传统治理模式失灵,能力提升推动风险社会治理“转脆为韧”。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问题表征包括多种价值失衡与弱化并存、管理结构僵化与管理流程异化凸显、能力欠缺与不足叠见层出。推动公共价值回归,重构社会公共秩序;克服组织结构性张力,破解传统治理机制梗阻;创新数字技术赋能,构建风险共担与学习能动机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路径选择。     

风险社会视阈下大学生法治思维培育刍见

风险社会理论指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时代,社会风险为我国全面依法治国带来机遇和挑战,法治思维能力在风险社会背景下被赋予重要社会价值功能,对大学生开展法治思维培育具有时代意义。高校应该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和法学理论,从自律性、法治价值观、法治教育课程以及建立理性规则秩序等路径,加强大学生法治思维培育。     

将应急警察权严格纳入法治轨道

<正>现代社会风险大,国家发展与风险应对在诸多场景逐渐演化为同一话题,并对现代法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我们无法再以绝对性、确定性、统一性、可预测性为前提来构想生活空间和秩序,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不得不以瞬息万变、相对化为前提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判断和决策^[1]。在此背景下,需要正视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思考风险冲击下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方法。一、应急警察权的提出在现代法治社会,常态下的国家权力受宪法和法律的严格约束,而在非常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