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现状与原因分析——以武汉市的调查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以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罪犯为调查对象,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基本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流动前后的对比调查。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原始背景、城市社会交往状况、城市社会的接纳程度及自我身份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社会成因。这些社会成因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重要依据。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其市民化路径选择

本文通过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实证调查,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认同、主观体验等心态差异。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诸如制度、经济、社会及自身素质和心理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非功利主义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的实证调查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城市依附感的增强,他们正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性嵌入成为当代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特征。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个体人口学特征""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程度""城市感知状况"以及"权益侵害和遭歧视"等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经济能力"的影响却不显著。也就是说,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最主要原因,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交往、社区参与状态和对城市的切身感知。权益受损以及遭受歧视与排斥会对留城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改善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十分重要,社区居民应以平等、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务工人员,这将对城市融入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与心理状况的调查与思考——基于珠三角地区767个调查样本的数据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在我国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在对珠三角地区的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中，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学分析，得出两个主要结论：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堪忧，亟需党和政府切实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伦理关怀。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状况喜忧参半，亟需党和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引导与调适新生代农民工的消极社会心理，为我国和谐与公正社会建设夯实社会心理基础。     

另一种不适应——新生代农民工农村社会适应性障碍的社会学分析

农民工的社会适应不仅包括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适应,还包括他们对农村社会的适应。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不仅在对城市社会的适应方面存在重重障碍,而且对农村社会的适应方面也存在诸多障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与解决对策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已成为我国城市犯罪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社会、经济、心理、文化冲突等方面的因素,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产生。公安机关应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行为特征、团伙作案特征、文化程度和年龄特征及犯罪目的性特征,加强社会面的治安管理,提高动态环境下治安控制能力,防范新生代农民工犯罪。     

亟须赋予新生代农民工企业公民与社区公民身份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我国农民工大军中的主力军。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不断增长,他们面临的生存困境,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开始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行动会很严格地遵守法律与市场的准绳,完全可以保持在和平、理性、可控的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与工作状况探析——基于山西省6座城市的调查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程度、政治素质、务工目的等方面有着鲜明的代际特征,但在生活和工作方面基本延续了上一代农民工的状况.就业生存、社会保障、职业发展、城市融入,是他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四个基本着力点.     

从"富士康事件"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现状及对策

备受关注的＂富士康自杀事件＂是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心理现状的缩影和集中反映.从心理需求方面来说,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多的精神和情感诉求,渴望融入城市、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然而,异化、碎片化生存、社会支持缺失、合法权益受损等社会因素,使这一群体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和生存困境.要弥合这一社会创伤,政府、企业与社会应从心理、制度、文化、法律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与关怀,帮助他们实现由孤独的漂泊者向自立、自信的强者的转变.     

单向度的城市化思维应该被抛弃

在宏观的发展思路和具体政策上,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大的社会空间,让他们在外出打工和返乡就业的选择中进退自如本来,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目的在于希望各级政府要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在制度改革和社会建设上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做好准备。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为"新生代农民工"刻画了一个"三高一低"标准像,将这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视为脱离了家庭和社会环境的抽象社会群体,一定程度上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与心理融入状况调查——以广州市CH区为例

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着手,从文化融入与心理融入的维度出发,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并结合制度排斥、经济排斥和人力资本等理论视角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心理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为此,从制度保障、教育引导、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文化与心理融入的对策建议。     

职业生涯与工作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实践

职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发展的根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且随着工作经历的增长和婚姻家庭的拐点出现,他们在职业生涯中表现出了更多的自主性.他们在工作场域和工作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良好适应状态,也由技术层次深入到心理层面.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可以为他们在城市生存发展提供基本支持.问题是城市向他们敞开了多少空间?这需要我们进行反思.     

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以云南沙村为例

本研究考察与分析了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主要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主动逃离城市、工伤事故等四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在就业选择上主要呈现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的特点;在返乡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类型差异:主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目标明确,很快融入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中;被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适应中多呈现阶段性、反复性直至最终定型化的特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可进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间,既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又能给予他们自由返乡的选择空间。     

社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为研究区域,以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式研究了沿海较发达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以及社会组织对其城市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大多从事制造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日常生活中善于使用信息化技术进行休闲娱乐,同时也有着强烈的面对面社会交往需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起点较高,且群体认同朝多元化发展,与其相关的社会组织也呈现出组织形式灵活、活动公开、以趣缘组织为主和微公益模式兴起等特点。社会组织因其自发性和组织性,在营造公共空间、整合社会资源、促进文化融合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催化作用。参加社会组织及其活动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户籍身份融入和重塑社会资本网络的有效前提,也是他们实现自组织和参与地方治理的重要途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社会组织,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最终得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青年移民城市适应的比较分析

青年移民群体包括两类人群,即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村籍大学毕业生。他们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的城市适应方面都存在各种问题,但适应程度上存在差异,农村籍大学毕业生的城市适应相对更好。青年移民城市适应的阻碍因素主要有不合理的社会管理制度、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城乡两种文化的冲突、青年移民社会资本的不足等。扫除其城市适应的阻碍因素,推动青年移民的市民化,政府有责任改革不合理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扩大就业、完善薪酬增长机制,移民自身也要积极整合两种文化、扩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一书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生理、心理、文化、职业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分析发现,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与其成长的环境、受教育程度、家庭生活背景和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社会氛围息息相关。该书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研究入手,以科学发展、人的社会化为视野,予以关注和探讨,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可市民化群体和逆市民化群体等概念,并在建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熟协调机制和建构农民工融人城市的接纳机制以及接纳目标等方面提出了可操作性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工作倦怠、工作意义和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近年来,出生于1980 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力量,作为我国青年群体重要而又特殊的组成部分,关注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生活(包括城市适应和生活满意度)和工作(包括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两个方面出发,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征,并进一步探究了这些心理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情况都不容乐观,超过三成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不能很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或对此表示不确定;近一半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工作倦怠;近四成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超三成的调查对象对目前的工作表示不满意;四成半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生活满意度一般,近四成的调查对象表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同时,不同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路径分析发现,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在城市适应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良好的城市适应和工作意义感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工作倦怠则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破坏性因素。     

“人—权”合一: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实质上是我国农民工权利都是附着在户籍之上而不是人身上。从"户(籍)—权(利)"合一到"人—权(利)"合一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动的发达地区农民工住房保障、社会保险的转移,都是改变"户—权"合一状态,实现"人—权(利)"合一的努力。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置业也是主动对"人—权"分离状态的调适。要促成新生代农民工"人—权"合一的实现,就要确立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体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转移与置换的协同式社会管理;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区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既关系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也事关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化”倾向的归因与反思

李磊、俞宁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撰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化”倾向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经济、社会和心理三方面的融合困难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化”倾向的直接原因。应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特征与利益诉求，从理论研究与现实政策两方面继续探索破解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新对策。     

关于实现全面城乡统筹 做好农民工规划管理的提案

<正>新生代农民工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在城市打工的农民,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相比,他们有较强烈的权利意识和生活追求目标,这是一个应该正视的问题。根据有关调查显示,从打工动机上看,新生代农民工42.3%是为寻找发展机会;而传统农民工55.1%为赚钱养家。从工作稳定性看,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年变换工作0.26次,而传统农民工平均每年变换工作只有0.09次,两者相差3倍。但从目前看他们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工种简单,整体收入偏低、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安全隐患较多、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心理反差大,给社会稳定造成隐患;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涉及到我国产业发展劳动力构成及城镇化农村人口转移等战略性问题。因此,2011年就城乡统筹做好农民工管理和规划问题,我们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