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介组织与行政法理论革新

社会中介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对法制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行政法而言,更是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到行政主体的界定、行政和行政权的概念、行政诉讼的当事人、行政法律责任等诸多方面挑战了传统观点。本文从社会中介组织的内涵着手,从多维度分析了它兴起和发展的原因,重点分析了其对行政主体概念及行政组织法的冲击。     

论社会中介组织的新一类经济法主体地位

非法学学科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成果交集指向其社会性和中介性,它构成了经济法上社会中介组织的理论基础。法学视野中的社会中介组织处于社会公共经济管理关系中时,民法和行政法无法调整该社会关系。社会中介组织的本质与经济法的宗旨、性质、价值本位等高度契合,其因此具有了新一类经济法主体的唯一身份。经济法主体视角下的社会中介组织理论有利于解决专利权滥用、消费者隐私权保护、公益诉讼、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构建等难题。     

论村民委员会在行政法中的法律地位

村民委员会根据法律、法规授权和村规民约对村内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与村民形成不对等的关系。我国传统的行政主体理论认为村民委员会只有在法律、法规授权时才具有行政主体地位,笔者认为只要村民委员会行使公权力时就具有行政主体地位,理由是我国行政法疆域应从国家行政扩展到公共行政;村民委员会享有社会权力。     

构建公立高等学校二元行政法律地位

从公立高等学校的发展历程及我国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现状人手,通过比较国外高等学校行政法地位的理论实践,提出行政权是确定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的行政法上地位的动态标准.并进一步从公立高等学校作为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两个纬度进行分析,厘清公立高等学校在行政法的具体司法实践中的二元地位.     

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

治理理论给行政法治模式带来了深刻变革,治理机制全方位激励治理主体的普遍参与,尽可能地拓展、开放公共过程,多元行政法由此勃兴。与传统行政法关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视角不同,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将视野扩展到了跨国治理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其他治理主体,关注治理网络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行政法基本原则并未伴随着国家角色的回退而限缩,而是在拘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之外,扩展到了更多承担公共治理任务的主体。治理工具也从过去政府"控制—命令"的传统方式,转向了软硬结合的多元化态势。     

论独立监管机构的经济法主体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权力机构学说为视角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预见到社会权力机构的兴起,这一预见已被中西方主要国家独立监管机构的产生与发展实践所证明。作为日益重要的经济管理主体,独立监管机构的公益代表性与权力合一性完全契合经济法主体特征的基本要求,亟需在经济法主体理论上对此作出回应。纳入独立监管机构考量后的经济法主体理论更加完善,可以明晰国家与政府在经济法主体类型上的差别,解释政府作为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主体在性质上的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社会中间层的经济法主体地位问题。基于独立监管机构的发展现状与趋势,经济法主体将呈现出"政府——独立监管机构——市场主体"互动模式。     

中国行政法学30年的理论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我国行政法学在理论及其创新方面,有了重大发展,表现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多元化、依法行政和政府法治理论的实践化、部门行政法与政府管制理论的结合、行政法主体理论的重构、行政行为理论的中国思考、行政法律规范理论的完善、行政程序和参与机制的民主化、行政救济理论的体系化。     

公民行政法主体性地位解读

我国公民在行政法上主体性地位很低,无论立法层面,还是执法层面,而这些又源于理论上对公民行政法主体性地位的关怀不足。所谓主体性是个人(主体)谋求自由、独立的自我意识,即获得法律、社会认可并受到尊重的权利能力资格。人的主体性使行政共同体有了元要素的基本构成,使行政共同体有了建构的可能性。公民行政法非主体性主要表现在:公民行政法"相对人"的称谓;实践上公民与行政主体地位不平等性;公务员不是行政主体。公民行政法主体性地位的完善包括两方面:一是与行政机关成为一体即作为行政共同体中的一员;二是与行政机关成为一体即公务员成为行政主体。     

教育中介组织法律制度研究

教育中介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已成为我国教育领域的新事物。研究教育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成立和运行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对于我们规范教育中介组织的行为,调整教育中介组织与政府、社会成员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教育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主要取决于其设置方式及经费来源。按照我国现有的研究,大都认为教育中介组织应该包括三种类型。一种为政府组织形式,强调这类机构一般由政府部门发起,由政府官员、教育界代表及工商界人士组成,经费由政府全额投入。第     

区域行政法初论

伴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传统公共行政日渐向区域行政拓展,并推动行政法的转型与变迁,区域行政法得以孕育。区域行政法以"新区域主义"为理论支撑,是跨行政区划政府间协作行政基础上行政法的新发展。区域行政法在调整范围、基本原则与行为机制方面存在着区别于传统行政法模式的显著特征。     

论行政法的合作理念

行政合作是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共同行动的实践理性活动，是对传统公私法划分理论和管制行政法的超越，是一种新的行政法理念和模式。行政合作是行政法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行政合作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价值，对建立和谐、信任的官民关系和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加强对行政合作的法理研究，创新行政合作制度。     

回归与重构:服务行政在中国的源起

服务行政是与传统的干涉行政截然不同的行政类型,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对中国而言,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即以对公民和社会的全面负责为己任,但这种全面负责以牺牲个体的主体性为代价,并非行政法意义上的服务行政。因此,服务行政顺理成章地出现于从全能政府回归有限政府的改革过程中。     

公民个人环境行为监管法律制度创新研究——以低碳经济为视角

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低碳生活,不仅是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责任,也同样是公民的责任。以低碳经济的基本理念为立足点,可以对我国公民个人环境行为监管的立法现状进行剖析。同时,根据消费行为学的观点,深入阐述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公民个人环境行为监管法律体系的构建路径,即加强对消费品购买行为的监管,鼓励适度消费;加强对消费品使用行为的监管,助推节约消费;加强对废弃物处置行为的监管,确保洁净消费。     

传统行政法与政府管制法的关系

政府管制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政府管制与行政管理、政府管制法与传统行政法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各种要素得到展现。从政府管制法与传统行政法、传统经济法关系的角度对行政法学体系进行再认识,可以将政府管制法作为建立在行政法一般理论基础上的一个重要分支来(亚部门法)开展研究,这对于推进政府管制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主体的义务范畴研究

行政主体的义务范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政法学理论问题,在现代法治政府之下政府行政系统的责任越来越突出,“责任政府”概念也成了政治学、行政法以及行政法学解释相关问题的基本概念。在责任政府这一现代理论的指导下,行政主体对公民、社会、国家承担义务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行政法治以及行政法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之相对应,行政主体义务的基本范畴就成了近年来各国行政法学关注的热点问题。行政主体应具有推行宪法和法律,接受立法和司法监督,改善社会环境和促进社会发展,使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接轨等宪法义务;具有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利益和保护,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和承担赔偿责任等行政法义务。     

论市场主体的基本经济权利及其行政法安排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交换的本质是产权的自由让渡 ,因此 ,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权是个人和组织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必须具备的基本权利 ,这些基本权利不仅需要私法的规定和保护 ,更需要行政法的确认和安排 ,以使个人和组织作为市场主体在与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打交道时能够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另一方面 ,在现代社会 ,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权又不是绝对的权利 ,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它们又常常受到法律上的限制 ,因此 ,如何在“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与政府的权力这两个逆向的观念之间创制一种可行的平衡”也是行政法上必需解决的一个课题     

The Making of a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Market Development

Abstract:  The making of a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occurred when the domestic legal system was largely underdeveloped. It is the administrative bureaucratic system that ha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making of a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trived to establish a market economy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and has undertaken legal measures to rationalise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administrative bureaucratic system head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mains a strong party leading the market economy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bureaucratic system and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have evolved into a social institution. To transform the regulation of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rule of law is a social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s a slow and incremental process, as it is imbedded in the various formal and informal constraints in Chinese society.     

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

环境行政执法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内容,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以威慑式执法为主,执法实践陷入执法者与违法者对立冲突之困境,需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契机,向新的执法方式转变和发展。随着环境立法的发展,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经历了从政府管制到政府与社会二元合作模式,再到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元互动模式的转变,形成了新时期社会共治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社会共治理论相契合。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为构建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系统提供了互动前提与理论支撑。以此为基础,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的实现需要生态环境行政机关让渡权力空间,以吸纳企业协商和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