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刑事执法程序性制裁研究

公安机关刑事执法程序性制裁是指法院对公安机关及其侦查人员在刑事执法过程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承担程序上的不利后果。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公安机关程序性违法行为进行制裁,有利于强化诉讼结果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树立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有利于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实现控辩双方力量的平衡：有利于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但我国当前关于公安机关刑事执法的程序性制裁的立法中制裁范围过于狭小,制裁方式过于单一,权利救济性质不明显,配套制度缺位。为此,应扩大程序性制裁的范围,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借鉴国外立法,增加程序性制裁的方式;另外,还要建立程序性制裁的配套制度。     

刑事诉讼家庭模式的再评价--从对抗到合作

在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利益分化,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过分强调对抗,这种所谓"争斗模式"自身存在无法解决的种种矛盾,而以家庭模式为代表的合作型刑事诉讼模式提倡控辩双方通过对话与合作,寻求案件的解决.合作型刑事诉讼模式的产生,是与现代国家的发展样态相适应的,因此有必要对格里费斯的家庭模式重新加以探讨,以应对刑事程序的改革.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重构之价值基础与可行性分析

效率是人类社会一项重要的价值目标 ,对法学理念和制度革新同样有启迪和推进作用 ,在刑事诉讼领域也不例外。刑事特别程序是当今刑事诉讼制度建构中的一种发展趋势 ,它实现了诉讼效率的价值。在国内引发沸沸扬扬争论的辩诉交易即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从诉讼效率的角度探讨西方国家刑事特别程序的实践以及我国类似的简易程序 ,并对我国建立刑事特别程序之必要性与可行性予以分析是必要的     

论德国刑事诉讼模式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自从1877年《德意志帝国刑事诉讼法》制定完成以来,德国刑事诉讼模式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但这种改革是谨慎、理性的,它尊重德国国情和历史传统,对德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完善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中国可以借鉴德国刑事诉讼模式变革的经验,取长补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诉讼模式。     

关于设立刑事诉讼司法处罚制度的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立法没有对妨害刑事诉讼行为设立专门制裁制度，因而对于大量轻于犯罪程度的妨害行为缺乏有力制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诉讼流程的顺利实现。建立刑事诉讼司法处罚制度便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从把握妨害刑事诉讼行为的特点入手，提出在程序法本身设立刑事诉讼司法处罚制度，以实现对妨害行为的调整，并简要述及相关问题。     

刑事诉讼正当程序研究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对刑事诉讼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增强了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但在刑事正当程序方面依然存在大量的问题及不足。应借鉴英美法系的立法规定,增添"不受双重危险原则";承认"沉默权",注重"庭审中的正当程序"。     

我国反垄断执法体制的变革与完善

目前我国反垄断执法体制采取"双层次多机构"的设置模式,这种立法选择在现阶段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其弊端也非常明显.为了力求这些弊端对反垄断执法的最小干扰,我们必须根据反垄断法的立法精神和价值取向对这种执法体制逐步加以变革与完善,借此来保障反垄断法有效实施.     

论“先刑后民“原则的适用标准与程序

“先刑后民”是指当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相竞合或存在内在联系时,应当先进行刑事诉讼再进行民事诉讼的原则。是否应当适用该原则取决于刑事诉讼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是否可能影响民事诉讼对要件事实的认定,从而影响到民事诉讼对民事责任的确定,但在刑事诉讼可能过分拖延的情况下,则应当排除该原则的适用。适用“先刑后民”原则的程序是非常复杂的,应根据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处理。     

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模式的关系研究

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模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但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引用、借鉴这两种理论的过程中,没有加以区分,使我国的研究较为混乱。刑事诉讼构造是从微观研究某一刑事诉讼模式内在要素的组合,从系统到要素来研究刑事诉讼的内在功能。刑事诉讼的主体构造关系是刑事诉讼模式的构成要素,刑事诉讼构造是刑事诉讼模式的下位概念。     

论我国刑事印证证明模式

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刑事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体系,但同时具有法定证据制度的某些痕迹,其强调证据的体系性、关联性、同一性。刑事印证证明模式符合事物存在和认识的规律,体现了对刑事诉讼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项基本价值的追求,是经验理性的选择。我国刑事印证证明模式的成因主要包括非直接言词的审理方式、科层型的司法权力机构设置和追求客观真实的理念。刑事印证证明模式有利有弊,在我国当前的诉讼制度下,重点在于如何对该种证明模式加以改革和完善。     

比较法视野下的刑事诉讼发展研究——基于诉讼法律文化的分析

中国刑事诉讼的现状决定中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必要性,但是这种改革并非简单的移植西方现代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从诉讼文化的角度出发,先明其精神,后健其体魄.而在诉讼文化上,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理念以及建筑在此理念之上的刑事诉讼制度值得借鉴,但是这种借鉴必须考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先进诉讼法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中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基本路径.     

法外的惩戒:“社会性制裁”概念辨析及其内涵证立

"社会性制裁"的概念,是基于目前以刑罚为中心的法律制裁体系尚不完善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是理解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补白"作用的一个关键。日本学者佐伯仁志提出的"社会性制裁"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以往规范法学在制裁体系研究上的窠臼,但按照规范载体性质对制裁种类进行界定和区分,也存在一定不足。相比之下,以制裁权力性质作为界定标准,更符合本土法治现实。同时,在当前制裁手段和制裁主体复杂多元、法律制裁与非法律制裁共存而缺乏有机衔接的法治背景下,由于社会性制裁在制裁对象、主体和形式上相对于法律制裁的一系列内涵特征,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关注尤为必要。     

浅析“先供后证”与“先证后供”

在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先供后证”与“先证后供”.笔者认为,在坚持程序合法和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先供后证”与“先证后供”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互不相容的,但两种调查取证的方式又各有利弊.为了更好地打击犯罪,维护公平正义,本文将对这两种调查取证方式的价值与利弊从侦查的角度进行分析,以便为刑事诉讼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化解刑法解释分歧的司法互动理念

刑法解释中的分歧,表现为不同解释主体对同种行为的规范评价存在差异。在实践中可以被概括为刑事诉讼权力主体间的分歧、刑事诉讼权力主体与其他权力主体间的分歧、上级权力主体与下级权力主体间的分歧以及公权力主体与私权利主体的分歧。分歧的本原围绕着"法"的规范立场和"刑"的惩罚理念展开。前者关乎规范确定性与灵活性孰更优先,后者关乎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孰更优先。诱发分歧的缘由是解释主体"前见"的多元化,背后则是当代社会功能的分化和价值的多元,导致了主体间利益冲突的加剧。分歧的化解需要坚持"司法互动"的理念,就具体落实而言,规范立场上需要坚持规范确定性的相对优先,惩罚理念上则要坚持自由价值的相对优先。     

“海防与塞防之争”与当前中国地缘战略选择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国内发生了一场关于海防与塞防孰先孰后的大讨论。在当时的特定情境中,从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等角度分析,海防当属重要、紧急之事。相比而言,塞防则属于紧急但非重要之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时至今日,这场争论仍然可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选择提供有益参考。随着国家利益的不断扩展,中国应愈益重视海防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     

起诉状一本主义对我国公诉制度的启示

公诉方式与一个国家的审判模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其程序设计是否科学,关系到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与合理性。笔者通过对日本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公诉方式的研究,发现日本公诉制度中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很值得我国借鉴,对我国刑事司法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浅析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缺失

由于帕卡的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理论存在"先天"不足,而我国理论界对刑事诉讼法法理研究主要是围绕该理论而展开的,导致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对被害人的诉权存在一定的缺失,此种上层建筑的理论瑕疵势必影响立法实践中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以致发展为国家变相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有鉴于此,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因受到帕卡的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理论影响存在的对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的不足,以期开拓理论视野。     

香港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保释制度研究

近年来,在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不足,超期羁押一度成为讨论的焦点,与此同时,羁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等现象又一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有鉴于此,以保释制度的起源为开端,对香港刑事诉讼制度中保释制度的确立与发展进行介绍,并对其合理性进行分析,对于完善内地相应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之完善——以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

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是实体真实主义的刑事诉讼目的观,所以在程序设计上更多地关注如何利用强制措施控制犯罪,造成了在保障人权方面的许多不足之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应当树立正当法律程序之刑事诉讼目的观,并以此为指导,在立法中遵循程序公正的标准,制定科学的强制措施制度。     

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先悉权问题的思考

先悉权是刑事诉讼中对维护控辩平衡,促进司法公正,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有着重要作用的一项权利。律师阅卷和证据展示是当今世界各国解决先悉权问题的两种主要制度,二者各有特色。我国目前的先悉权制度还存在诸多不足,亟待改革。但在改革方向的选取上,我们既要学习先进国家的做法,又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