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法治论——公、私法定位的反思

本文以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为突破口 ,通过反思私法优位论之是非 ,提出法治社会应当树立公法优位的观点 ,因为公法与法治的理念与构造完全吻合 ,反映了立法法治和司法法治的需要 ,能够对权力与权利之间以及权力内部的关系加以最合理的定位 ,有助于培育社会主体的法治信念     

对"法治"与"德治"的思考

法治建设与道德规范的建设是紧密相关的,通过立法程序所设立的法律并不表示能在人们的现实生活的交往与冲突中得到完全实施,德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和补足法治建设进程中的这一不足,对法治建设起到辅助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法治"、"德治"思想探析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众多思想流派空前活跃,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法治”、“德治”等治国主张,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     

论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

法划分这一理论起源于罗马,并于17、18世纪最终确立。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公法与私法互相渗透,相互溶合,出现了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并存的局面,导致理论界对这一理论产生了质疑并进行了激烈的存废博弈,本文拟对此质疑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见解。     

法治与德治

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然而它们控制的领域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仍然是存在的,其目的就在于强化和确使人们遵守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道德规则。法律与道德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都以追求公众幸福和人类社会的和谐为共同目标而相互之间形成互补,从而使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成为当今民主、法制社会治国安民不可缺少的举措。     

德治与法治简论

道德与法律同为上层建筑 ,虽范畴不同 ,但相辅相成 ,联系紧密。道德是法律的基础 ,法律是道德的具体化。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 ,必须德治与法治交相为用 ,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并做到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并重、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并重。     

孔子思想与法治

要建立"和谐"社会我们不仅要从西方寻找文化资源,更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只有汲取人类文化智慧,才能进一步提高和创新,从而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使人类真正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     

关于法治与德治问题的思考

“德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在不同时代被统治阶级赋予了不同的内容。从西汉起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立法和司法指导思想的儒家“德治”学说，主张“德主刑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把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法治”与“德治”并举。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应倡导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     

中国传统德治与法治的思考

本文从近代传统法律文化变革的成败得失入手,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及对现实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甄别了传统“法治”、“德治”与今天所讲的法治、德治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对借鉴传统礼法关系的主张,同时对传统法律的不良影响举例进行了批判。     

法治与德治

在市场经济中,法治和德治都各自有自己的功能优势和局限,如何寻求法治与德治的契合点?这就必须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化,局限得到最大程度的抑制。     

公法法治：从尊重私权开始

对法治问题的探讨已经历时久远,众所周知,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基于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权力施加必要的限制,现在,我们又处于一个界定权利的时代,一个认真对待权利的时代,因此,明确公法法治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的视角就在于以私权为中心,从公法内外入手来把握公法法治的问题,认为要实现公法法治,必须培育公法主体的现代法精神,使其尊重私权利,公法法治应从尊重私权开始。     

法治·德治·公安

道德与人类俱来。道德与法律从来密切。法律的独立与疏远道德。"道德赤字"时代,新世纪呼唤道德。亟需道德价值观补课,达到五项共识。德与法均衡发展,使法律的权威建立在人民自觉的基础上。中国走向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德治工程时不我待。公安法制应与公安道德相结合,公安工作具有道德性,道德预防是公安预防的主要防线,公安道德是公安软实力。公安立法、执法、守法都要坚持伦理原则,应以德建警。     

法治与社会主义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是法治发展到现代以后产生的一种历史形态。它除了法治所具有的共性之外,还有着自己的定性特征,两者并不完全等同。     

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

我国正处于法治进路转型之中，亦即从偏重于学习和借鉴西方法律制度和理论的追仿型进路转向以适应中国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标的自主型进路。在这种转型中，必须对法治理论和制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予以审慎的思考与辨识，在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对法治的影响基础上，形成深化法治的主导思路，高度重视可能出现的某些偏失，避免局部性、阶段性的始乱终弃。     

中国法治的人文道路

现时代需要一种融合中西人文主义之精髓、兼济人的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新人文主义。从人文主义的视角看,道德人文维度与民主政治维度是构建中国法治需要着力加强的两个方面。在法治发展道路上,中国需要协调好法治的道德、功利、政治与行政四个层面,沿着自身的文化传统,打造政治和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开拓一种具有厚重人文底蕴的"道德的民主法治",实现仁义道德与自然权利、民主法治在现代的历史衔接。     

行政许可的法治视角

加入WTO的现实迫切要求我国的行政许可走向规范化和法治化的轨道,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契机。本文从行政许可的学理基础分析着手,探讨了我国行政许可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现实条件下行政许可法治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论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与法治变革的友好型环境

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来看法治演进的轨迹,法治建设主要有三个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利＂的法治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法治阶段、＂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人民享有广泛的、真实的民主,法治建设适宜＂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实现人民监督政府与政府服务人民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不足,而推进法治建设的步伐,必须营造法治变革所需要的友好型环境。     

邓小平法治思想与我国政府法治的实现路径

邓小平法治理论论述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基本要求、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和立法、执法、司法、法制宣传教育以及一系列法治理论,对推进我国政府法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我国政府法治的实现路径指明了方向。     

信任、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有着不同的信任基础,只有与国家治理模式相匹配的信任模式才能促进国家治理的有效实现。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从特殊主义信任模式向普遍主义信任模式的转型,从单向依附型信任模式向协商合作型信任模式的转型。法治实践可以从提供稳定预期、保障公民自治权利、规范治理方式等方面促进信任模式的转型,但法治发挥作用的前提是重建自身的公信力。     

宪法：从政治法到治政法

将宪法称为政治法,虽然由来久、流传广,但弊病多、危害深,不宜继续提倡。政治事务虽然由宪法集中规范,但宪法不只是规范政治事务。单纯从宪法与政治的关系上讲,宪法不是政治统治法、被政治控制之法,而是控制政治之法、治理政权之法。人民是政治与治政的主体,宪法是人民治政的依据与准则。将宪法作为治政法,体现了民主与民治的要求,有利于增强宪法的法律属性与价值理性,有利于实现宪治、实现民主、实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