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周恩来力保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初，当斗争的锋芒直指刘少奇时，周恩来一直努力以组织原则说服造反派，不要随意揪斗刘少奇，以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后来，“文化大革命”施虐全党全国，刘少奇首当其冲，蒙受奇冤。周恩来已是无能为力，在大势所趋之下，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他为此也为没能保护好刘少奇而深自内疚。     

“七大”前后的毛泽东与刘少奇

正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最重要的几位领袖无疑是"毛周刘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他们4个人之间的关系对党的历史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如果说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与朱德关系最亲密,"文革"时期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最紧密,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抗战后期的1943年到"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是党内最重要的一对同志关系,在这20多年间刘少奇一直是     

周恩来的痛苦：保护不了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初起，当斗争的锋芒直指刘少奇时，周恩来一直努力以组织原则说服造反派，不要随意揪斗刘少奇，以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后来，“文化大革命”肆虐全党全国，刘少奇首当其冲，蒙受奇冤，周恩来已是无能为力，在大势所趋之下，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他为此也为没能保护好刘少奇而深感内疚。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最新进展

刘晶芳 刘振清在6月26日的《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近年来，随着档案史料的大量发掘和公布，党史人物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很多已有结论或定论的问题，有了新看法、新解释；一些有争议的人物的功过，也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评价。近十年关于刘少奇研究的最主要成果是出版了《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王光美、刘源等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也值得关注。在对刘少奇参与领导的四清运动的性质和评价上，《刘少奇传》是基本否定的；而《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则认为四清运动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群众自我教育为主的运动，虽然夭折，但作为政治改革的一次可贵的尝试，与同时期成功的经济改革尝试一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周恩来研究焦点是其晚年周恩来研究的焦点、难点是对他的晚年，特别是在“文革”中的作用的评价。对人们常有的疑问——“周恩来为什么不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执行一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周恩来传》主编李琦提出，在当时毛泽东有很高权威的情况下，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都难以反对。另外，研究者提出，在“文革”中的一些重大决策上，周恩来和毛泽东是存在分歧的。     

开国领袖“约法三章”

开国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虽德高望重、位高权重，却严格自律、为人表率，都曾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制定过律己治家的“约法三章”。这些振聋发聩的操行守则，简明扼要，字字千斤，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本色和高风亮节。     

刘少奇是如何被扣三顶“帽子”的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革命”矛头很快便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刘少奇。为了置刘少奇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刘少奇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便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种卑劣手段制造伪证，最终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弥天大“帽”。“文革”结束后，中央派人到辽宁调查，弄清了历史真相，推倒了所有伪证，刘少奇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当年是怎么策划的，那些伪证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详细情节鲜为人知。     

纠“四风”须正“三观”

党风建设，一直是全党和党的领袖十分关注的问题。以“四风”为代表的种种不良风气，自从产生的那天起，就是全党口诛笔伐、严厉禁止的对象。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重要论述。江泽民同志指出：上级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催生了下级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下级的形式主义、     

“向雷锋同志学习”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刘少奇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周恩来1966年的困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忙于国事中的周恩来，对这场浩劫的到来感到难以理解。他和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在“文革”之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     

理论探讨：周恩来的党建思想是“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来源

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周恩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周恩来长期担任政府总理，特别注重党的建设。他的党建思想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党建思想和实践风格一道，孕育了“三个代表”，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历史起点；历史的发展又具有连续性，“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是对上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周恩来的党建思想是“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来源。     

老一辈革命家的“约法三章”简

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虽位高权重，却严于自律、为人表率，都曾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制定过律己治家的“约法三章”。其操行守则，简明扼要，字字千金，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本色和高风亮节。     

刘少奇“文革”中的两次公开“答辩”

从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少奇就成为这场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基本上失去了所有发言权.特别是进入8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卫兵以后,刘少奇面对党内外不断掀起的口诛笔伐批判浪潮,头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者”“帽子”的他几乎到了百口难辩的艰难地步.尽管处境日甚一日的艰难,但刘少奇面对险恶困境却始终没有气馁.1967年4月和7月,刘少奇曾有过两次公开的书面“答辩”.这应该是刘少奇两次绝无仅有的最后申辩,也是他生命进入倒计时之前对如潮诬陷所作的最后抗争.今天记得刘少奇这两次“答辩”的人可能不多了,重读当年红卫兵小报上的“反扑文章”,感到刘少奇不惧死亡、实事求是的精神尤为可贵.     

拿出“赶考”的精神头——从忠县说起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从西柏坡到北京建设新中国，毛泽东说是“进京赶考”，并提出“两个务必”，“希望考个好成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继续“赶考”，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向中国人民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三种表述及其最早提出

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有一个逐步完善和定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过三种不同的表述,而这三种表述分别由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最早提出。第一种表述是: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现代化。这个表述最早提出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我们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最初表述。第二种表述是: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的现代化。这个表述最早提出于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阅读…     

周恩来与高饶事件（上）

1953年下半年,正当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关键时刻,党内却发生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利用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散布谣言,制造混乱,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妄图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目的。这是建国以来党内出现的第一次重大斗争。在这次斗争中,周恩来同刘少奇一起成为被攻击的主要对象,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经受了建国以来第一次重大的政治磨难和严峻的政治考验。《周恩来与高饶事件》一文,翔实、客观地记述了高饶如何攻击周恩来以及周恩来如何同高饶进行斗争的过程,很有史料价值。     

周恩来与邓小平的“落”和“起”

同甘共苦，相知甚深。为党为民，相辅相成。邓小平和周恩来这两位20世纪的伟人，他们不朽的名字永远连在一起，镶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丰碑上!     

老共产党人的“人生典故”

刘少奇（1898-1969），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1969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1922年9月，刘少奇被派往安源，和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1923年，安源路矿工人出于对刘少奇的爱戴，提出每月给他200块银洋的薪金，但刘少奇却只要了15块生活费。     

协调者：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政治角色

将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引入政治学当中，对于我们研究某些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文革”的特殊年代，周恩来的政治角色可以定义为协调者，协调者的政治角色本身的优势和局限性，决定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政治行为。这种角色使周恩来能对“文革”中的‘左’倾狂热起到协调缓冲作用的同时，却又限制了他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效果，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周恩来在“文革”当中表现出来的某些违心的政治行为。     

还是叫“同志”好

据刘少奇秘书回忆,有一次在家里,工作人员向刘少奇报告工作,喊了一声委员长,刘少奇不搭理,等叫到第三声“委员长”时,刘少奇说“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叫同志多顺口啊!”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刘少奇担任多个要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称呼他“少奇同志”。     

浅谈古田会议之前周恩来与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的“大”同

古田会议决议的核心内容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从而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它的形成离不开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的鼎力支持，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周恩来对古田会议决议的贡献；第二部分探讨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思想根源；第三部分澄清周恩来“二月来信”部分人对它的错误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