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范式与经济思想史革命

结合库恩的基本范式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只要构成研究范式的任何一个要素发生改变则属于经济学革命。因此,科斯范式与斯密革命、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货币主义革命和理性预期革命一样,都应该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次重大革命。科斯革命沿袭了斯密革命的"稳定性偏好与理性选择"内核,但增加了"交易费用约束"的保护带。科斯革命不像凯恩斯革命那样离经叛道,而是继承了边际革命的内核,但其保护带的厚度和弹性又远远超过了货币主义革命与理性预期革命。     

“样板戏”中的革命特质——以《红灯记》为例

本文通过对《红灯记》剧本进行文本解读,分别从革命心理、革命情怀和革命精神三个维度探求该剧在人物革命特质上的安排,最终得出结论:该剧通过对人物革命心理、革命情怀和革命精神的塑造,增强了主要人物的革命志向,激发了共产党员的革命理想和热情。     

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

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内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时代化和中国化,体现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是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革命目的与革命手段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革命理想与革命结果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证实了相对落后国家可以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通过革命发展社会主义。     

闽西苏区革命文化的贡献

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闽西苏区的革命文化,无论在土地革命前,还是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都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的建构

辛亥革命是真正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提供了历史支撑。借助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诠释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与中国革命的任务、道路等问题,使中国革命赢得了民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建构革命话语过程中之所以要借助辛亥革命,是由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社会影响力、国共关系、共产国际等因素决定的。     

抓住“尾声机会”与“先声机遇”

首先要抓住第五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尾声机会”。16世纪以来,世界科技大致发生了五次革命（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包括近代物理学诞生、蒸汽机和机械革命、电力和运输革命、相对论和量子论革命、电子和信息革命;世界经济大致发生了三四次产业革命,包括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信息化革命等。第五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时间大致是1945--2020年,目前还有一些“尾声机会”。     

革命文化的结构体系和文化特征

革命文化是树立文化自信的三大来源之一。通过了解革命文化的具体内涵,传播革命文化的优秀精神,建立起对革命文化的集体记忆,有利于人们更好的继承革命文化,树立文化自信。本文论述了革命文化的结构和特点。第一,革命文化由展现文化脉络的革命历史为基础,包含了指导革命实践成功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凝聚在革命事业中的坚定信仰和优秀精神、体现革命理念的文学艺术成就等内容。第二,革命文化的特点在于引入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延续自身文化的同时带领中华文化走向现代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中华文化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共和国从这里走来之五:井冈山上毛泽东回答红旗到底打多久

<正>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创建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成为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于是,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井冈山赢得了"中国革命摇篮"的美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在大革     

谋虑革命全局 实现战略转移——论周恩来在1930年前后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和缔造者。他的一生参与了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许多重大决策,领导和主持了军事、政治、政权建设、经济、组织、外交等多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1930年前后,中国革命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复兴之时,他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站在中国革命全局的战略高度上探索革命的前途和道路,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推动革命走向复兴,挽救党于危局,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在革命形势急剧转变的情况下,对中国革命战略方针的认识     

邓小平对百色起义的重大贡献

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探索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的一次伟大实践,也是邓小平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亮点。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配合和支援了其他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先例,为革命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党政军工作骨干和人才,表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艰苦奋斗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以世界眼光对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战略思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始终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思考问题,顺应革命和战争时代的发展趋势,带领全党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体现出宽广、博大的世界眼光。围绕中国革命的阶段、方位、性质、道路、意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以世界眼光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思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深刻把握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世界主要矛盾和发展趋势,提出中国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重大论断,指明了中国革命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路径和趋势;第二,立足近代中国基本国情,探索并找到无产阶级革命规律和俄国革命经验的中国表现形式,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第三,作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伟大的一部分”的论断,阐述中国革命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意义,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方位。     

从四重维度认识改革开放的革命性质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深入认识"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革命",需要以多重革命观视角树立整体性的改革开放革命论观点:从历史维度看,政治革命为改革开放确立了根本制度前提;从思想维度看,思想革命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认识论基础;从实践维度看,社会革命是改革开放的实质内容和目的;从主体维度看,党的自我革命则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关键政治保证。基于这四重认识维度,深刻把握改革开放的"革命"性质,既要认清改革开放的社会革命性质,还要认清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对于改革开放的时代价值,更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进程。     

从阶级革命到革命阶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新民主主义理论从产生到丰富的实践过程,印刻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早期革命实践中,中共以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理论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却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批判和攻击,阶级革命在中国一时走入困境。为应对挑战,中共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以民族抗战和统一战线为旗帜,通过对阶级属性的重新定位,革命实现由阶级动员向社会动员的转变,实现从单一的阶级革命到革命的阶级联盟转化。由此,中共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预设,实现了对阶级革命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展现了一个超越单纯阶级革命范畴、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革命政党形象,推动了自身理论的创新与成长。     

革命传统教育应列为党校教育的主要内容

1989年以来,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视察了陕北、江西等革命老根据地,对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作了重要指示,强调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能忘,光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不能忘.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增强了我们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党校是培养党的干部的重要阵地,理所当然地应负起这种教育的责任.因此,把革命传统教育引为党校教育的主要内容,经常对学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学员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就成为党校教育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光荣的革命传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创立的,它体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本质特点,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百年党史视域下李大钊译述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考略

1926年,李大钊根据北京大学订购的美国英文期刊《工人月刊》翻译了马克思专论中国的首篇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先后发表了《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等译述文章。其中,刊有全译文的《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从1939年至2013年,经历了由简单收录到配有注释的不断完善过程。比较这三篇文章和《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七个汉译本,可以发现,译述《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在李大钊思想史和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新时代推进对李大钊等中共先驱人物及其思想的纵深研究,必须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基于国际跨学科微观考证分析的理念和方法,进一步深耕文献的挖掘和阐释。     

反陋俗文化视域下的中央苏区革命宣传工作

中央苏区时期,孽生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陋俗文化严重阻碍了中央苏区革命事业的发展。我们党通过出版革命报刊书籍,扩展了反陋俗文化的宣传阵地;通过形式多样易于宣传的标语口号,增强了反陋俗文化斗争的针对性;通过开展群众文艺活动,丰富了反陋俗文化斗争的形式;通过大众化的革命宣传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驱动了反陋俗文化工作。我们党通过宣传革命思想文化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反陋俗文化斗争,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红军指战员革命阶级觉悟和革命政治水平,实现了广泛的革命政治动员,推动了中央苏区建设和革命形势发展。     

中国共产党“革命”概念辨析——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观为视角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无产阶级的"革命"主要指"社会革命"。因此,将革命等同或局限于暴力夺权的政治革命是严重误读,并成为大多数相关错误观念的立论基础。本文就"革命与暴力"、"革命与执政"、"革命与改革"三对概念进行了辨析,以此来澄清当前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一些模糊认识。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观来看,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干的是革命,执政和改革时期所从事的同样是革命。因此,新时期仍然必须保持革命的理想、作风和精神,为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而接力奋斗。     

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动力、资源及其方略

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党的建设需要加以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要使新时代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实践活动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实现整体性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目标,就必须立足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实际,建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科学理路。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党自我革命的科学理路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归纳概括:在价值维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动力之源;在历史维度,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优良传统构成了党自我革命的政治资源;在实践维度,党的自我革命与中国社会革命的良性互动构筑了党自我革命的实现方略。党的自我革命的科学理路建基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大坚实基础之上,反映了党勇于革故鼎新、守正出新的革命文化属性,表征了党以自我革命精神永葆自身生机活力的政治逻辑及其治理密码。     

“东方国家决定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论的伟大发展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鉴于西方国家的革命形势日渐低落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形成和提出了“东方国家决定论”的战略思想。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论的最伟大发展。 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同十月革命后的世界革命实际相结合,用新的理论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国家决定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战略时,往往仅限于论及西欧、北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如他们说的:共产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实现自我革命的内在机理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党。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是党实现自我革命的根本动力,因为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催生了党的使命意识、忧患意识、质量意识。不谋私利是党实现自我革命的勇气来源,不谋私利决定了党对自身的错误总是有勇气及时纠偏,决定了党对谋取私利和特权的党员总是采取"零容忍"态度。"三大作风"是党实现自我革命的有效机制,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决定了党实现自我革命的态度,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决定了党实现自我革命的价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决定了党实现自我革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