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法治、德治：治理社会的三种基本方式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看，治理社会的基本方式大体有三种：一种是人治，一种是法治，一种是德治。而且，治理社会的基本途径必然是由原始社会最低层次的德治，发展到阶级社会中间层次的德治与人治、法治并用，再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最高层次的德治。     

现代法治的困境及其出路

在现代社会 ,神治、德治和人治都逐渐失去了基础 ,法治成为主要治道。现代法治在消解社会冲突与整合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代法治自身却存在以下五种困境 :封闭与开放、内信与外迫、确定与无常、普适与特惠以及规则与事实。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调整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价值 ,组建自愿共同体 ,走向共同体法治。     

论汉代的《春秋决狱》

中国法制渊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司法制度构建中,汉代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作为传统法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化的必然产物,其宗旨是以儒家道德为司法审判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根据。本文通过对春秋决狱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阐释,可以看出该项制度的设计对当代社会的借鉴意义。现代司法要求法官在审判时,不仅要依据法律条文,而且还应将法治和德治有机结合。将春秋决狱中的精华部分融入现代司法的实践中,使得法治和德治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辅相成,这是现代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必然要求。     

论“法德并进“的社会治理模式：理论基础、经验与展望——以杭州探索为例

法治是我国既定的治国方略，也是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前提和路径；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德治传统的社会中．法治的实现必须立足于对德治资源的整理与统合。杭州市“法德并进”的社会治理模式是“法治”与“德治”在社会管理领域的有机整合．在理念、组织和制度等多层面统摄了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是对当前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回应．是落实和实践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表现。“法德并进”社会治理模式的目的是形成更为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企业社会责任的宪法精神解读

宪法总纲确立了国家经济的基本制度,并同时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控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企业作为法律的承担者,必须在法律层面上把法律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进行有机结合。弘扬宪法精神的“以德治企”,根本目的是形成“以德治人心,以德治产品,以德治市场,以德治利益”的企业治理机制。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企业是关键。企业追求自身利益与履行社会责任的统一,是社会发展对企业的基本要求,也是“以人为本”的宪法精神在市场经济下的最新体现。     

德治法治并举两手遏制腐败

发展中的腐败现象完全可以控制,但须德治法治并举.发展为人们提供实现和维护德治、法治的基础;德治、法治为人们提供了推进社会健康、迅速发展的能动保障.     

对我国社会控制模式选择的法社会学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与之相应的法律机制加以规范和保障，而且也要求有与之相应的道德机制对社会加以控制。“法治”与“德治”并重应是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最佳选择。选择这一“模式”，既符合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也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现实需要。法律侧重于外在控制，道德侧重于内在控制，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做到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统一，社会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维护，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向前发展。关于“法治”与“德治”之相互关系，是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就从法社会学理论层而对“法治”与“德治”及其并重这一社会控制模式进行了考察，并对这一模式的理论基础、实践及在实际操作中的设想作了多方面的论证     

浅谈法与道德关系的现代价值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社会具备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双重保障.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是法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今时代的呼唤.法治和德治应当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本文首先分析了法与道德的共同性与区别,然后围绕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法治与德治的差别,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性、法治与德治的协调性灯几方面加以论述,明确了二者的关系,期待对二者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从传统德治到社会主义的德法兼治

江泽民同志指出：“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本文以德治为线索，考察传统德治及其要义，并认为传统德治是一种人治，进而论述社会主义以德治国是一种新型的德治，是与法治相结合的德法兼治。 一、传统德治及其要义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德治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西周早期的周公。周公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主张反映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孔孟沿着这一思路，提出了系统…     

论国家统治者对德治的选择

文章阐述了德治的基本特征和功能,揭示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对德治的选择和利用,论述 了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治国方略的艰辛历程。     

《黄帝四经》新见:中国法治与德治科学观的反熵运行体系

根据<黄帝四经>的记载,黄帝创造和传播了法治与德治及个人自由的观念;而且自黄帝始,这些观念就已出现在中国社会.本文先将源于黄帝的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理论熔为一炉,强调黄帝的思想与实践构成中国法治与德治科学观的基础.之后将西方的科学观念概括为"万物皆为信息".因信息学认为比特为万物的本原,而物理学认为反熵导致了秩序和生命,同样,黄帝倡导的"先予后取"原则就是人类秩序的本原.最后,本文揉合中国思想与西方的科学观,凝炼出黄帝思想体系的核心所在:法治与德治科学观的反熵运行体系.这个体系奠基于"先予后取"原则,取就是熵,予就是反熵.在人类社会中,反熵组织创造和分配了秩序,因此可以将其表述为所有可欲物的创造和分配都是取(反熵)与予(熵)之间的交换.就向所有人更公平地创造与分配可欲物而言,反熵运行体系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明的最强大、最有效率的体系.具体讲,中国法治与德治科学观体现为五条天命:仁、义、权利和义务一体、杨朱六大自由、一个管制而自由开放的市场体系.更具体地涵盖四个部分:商鞅关于法治的科学观、孔子提出的互惠正义与道德黄金律、老庄的自然无为思想、杨朱的的"为我"思想以及"六感"基础上的六大自由.在中国法治与德治科学观的框架内,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反熵机制,通过它能产生充足的可欲物,增加每个公民的财富、仁爱、力量和正义,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我们可以更好地创造、再创造、分配、再分配所有的可欲之物,更加公平地分配已累积的财富、仁爱、力量和正义.     

德治的本来面目和可操作性及正当性分析

德治之义，简单而言，既是道德的治理、梳理，管理和统治。在申国古代它常常与人治相通，两者具有相同的内涵。这与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和儒家文化影响是分不开的。但是，正是由于把德治简单的理解为人治，才造成了对德治思想的扭曲，进而，使推行德治的历史过程变成的对德治不断否定的过程。     

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浅探

法治与德治的功能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古代中国德治与法治的文化、思想渊源,自然哲学的观点来分析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用结果倒推的方式来分析德治与法治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他们之间的联系,究其区别。     

包拯的吏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本文从论述包拯吏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即民本主义入手，阐述其吏治思想的具体内容，重点分析了其关于“任德治吏”与“以法治吏”的基本思想，在此基础上，将其吏治思想与现代法治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出包拯吏治思想对现代法治的若干借鉴，如法治须以民主思想为基础；现代“吏治”既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更要注重吏治。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法治与德治的主辅关系

我们说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 ,又是道德经济 ,其意是说 ,法治和德治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才能构成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的有序的生活秩序 ,而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又为法治和德治的统一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理论界对于两者的统一做了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论述 ,但是对于法治和德治在市场经济中谁处于主导地位 ,谁处于辅助地位 ,却鲜有提及。我认为 ,法与道德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支撑 ,如果缺乏其中任何一种支撑 ,社会都将发生不同程度的紊乱和倾斜。因此 ,我们当然应该重视法治和德治的…     

从反面乌托邦文学传统看阿特伍德的小说《女仆故事》

《女仆故事》将女性生存问题与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人类两性关系的隐患加以夸张和放大，描绘了一幅两性生存的困境图，被赋予了强有力的暗寓现实的功能。反面乌托邦社会是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灾难性世界，作家以此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

"知今须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我们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与时俱进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带着这一疑问,本文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即礼治、德治、人治、以刑为中心等方面进行分析,尝试探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现代社会以及法治建设的丰富价值。     

法治与德治整合的理性思考

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两种治国方式。要在推进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的过程中促进二者整合，必须明确法治与德治整合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渊源，强调法治与德治应理性地统一在宪政原则之下，增强法治的道德品性，培育德治的法律秉性，进而开启治国模式的新路径。     

构建和谐社会呼唤公平激励机制

现代法治社会。公民渴望科学制定公平的激励机制。以此作为衡量成功的重要因素。全社会实行现代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人的内在潜能，将直接决定未来社会的竞争公平。为创造和谐丰十会提供良好氛围。因此，在遵循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要积极培植实施现代激励机制，     

“泛法制主义”的困境与救赎

中国社会的文化惯性导致了从传统＂泛道德主义＂的乌托邦走向了＂泛法治主义＂新的乌托邦,对法制的过分依赖与迷信使得法律职业伦理与社会公理渐行渐远。法律职业伦理面临着路径选择的难题,法治社会无法离开社会伦理的支撑与制约,从小众化回归以社会公理为表征的大众社会伦理,强化法律职业伦理的教养与修养,是法律职业伦理的恰当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