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风在中外文学交流方面的贡献

胡风在促进中外文学交流方面成绩卓越,他不仅起步较早,而且其文学交流内容丰富和形式多样。他既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有关文论,又积极开展对外国文学与文学家的评介。他还采取了一些更为灵活的方式开展中外文学交流工作。     

唐代“胡风”与诗歌创作

唐代是中外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产生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胡风”盛行,体现在唐代不仅自上而下普尚“胡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浸染“胡风”,而且“胡风”与“华风”已渐成融合之势。唐代诗人对“胡风”的歌咏主要体现在胡姬酒肆、胡舞胡乐和胡人习俗三种文学意象上,并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内涵。“胡风”对唐代诗歌的创作题材、审美风格以及诗歌形式等方面均产生了影响。     

论胡风的文学批评文体

胡风在批评文体方面有着多方面的尝试和创造,他的批评文章主要呈现为论文、书信、序、后记、答问、随笔、评传等形式,具有一定的文体学意义。     

警惕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

今天后殖民批评家对于国民性话语的批评,在价值和目标上是民族主义取向的,甚至可以说,是以国族标准取代了是非标准和价值标准.这与国民性批判的普遍主义价值取向(比如民主、自由)截然不同:思考者从普遍的价值主体变成了偏狭的利益主体;是非善恶的判断被民族身份的分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家丑不可外扬)所取代.我们应警惕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这种民族主义倾向.     

胡风的文体理论概观

胡风对于文艺的诸样式曾经发表过一些看法,形成了他的文体理论。这涉及到文学文体和非文学的艺术类文体。它们多是应编辑或读者之约而写,因此并不很完整。这些理论也许是琐碎的、凌乱的,但并不缺少见识;也许难免片面之处,但依然展示着胡风固有的真诚和热情,显示着理论的光辉。它们是胡风文学世界的重要一翼,不可小觑。     

反本质主义与当代叙事的人生转向

随着当代语言学转向,语言透明性与叙事合法性受到质疑。西方叙事摆脱不了主客对立逻辑,以准确的语言穿透叙事的隔阂达到意义本质,形成基于认知客体的知识论启蒙模式;中国叙事则抛开言意对立问题,以主体境界避开语言叙事,形成基于认知主体的道德论启蒙模式。反本质主义对言意关系的清理、对启蒙叙事的消解,昭示当代叙事将从宏大叙事转向个体话语,成为主体价值的人生实践。     

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反对唯实践主义倾向

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和主要任务。在当前,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必须彻底克服唯实践主义倾向,即坚决反对只承认实践检验理论,忽视或否认理论检验实践。反对对理论来源于实践作简单片面的理解;反对把理论创新简单化、庸俗化;反对把理论联系实际简单化、庸俗化;反对从当前的实践需要出发,解释经典作家过去的思想。     

胡风文艺思想与七月派小说创作的文艺风范

七月派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流派,形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路翎、丘东平、彭柏山、冀汸等为其优秀代表。胡风是七月派小说写作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七月派作家以浓郁的忧患意识,描绘了由时代的压迫、社会的苦难和灵魂的创伤交织着的人生图景,主张注重主观感情的渗入和人的精神世界的描写,其作品注重表现人物强悍得近乎疯狂的原始生命力,充分体现了胡风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发扬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理论。然胡风文艺思想深受俄国文艺思想和日本文艺思想的影响。所以,七月派小说写作充分体现出了域外文艺思想影响的痕迹。理解这一点是把握胡风文艺思想及七月派小说写作的理论前提。     

近代功利文学观的流变及内在规定性

在中国近代,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功利文学观,推动着我国文学从古典转向现代。考察这种功利文学观的流变和性质,纵的方面是中国文论实用观念的新发展;横的方面,其又处在多元文化的国际视野下,特别受到明治维新的影响。所以,功利文学观看似学古的,其实追求的是现代性。     

论雷纳·韦勒克文学研究之中的影响研究实践

雷纳.韦勒克素来以平行研究的旗手而著称于学界。然而,客观而言,在其著述之中,探赜索隐、穷源竟委的影响研究占据着极大的比重与不容忽视的地位。他基于若干个案分析,从放送者、接受者以及传播媒介等角度,对于誉舆、渊源与媒介等因素进行了悉心的梳理与阐释。     

真假之外——浅谈文学与虚构

文学这一全然晚近的词在诞生之初,便与虚构有着某种密切而又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并非现今大众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文学虚构即虚假——将自然真实与文学艺术所含有的虚构进行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的观念,而是一个更加值得深思与探讨的话题。因此,可以通过探讨文学本质同虚构间的联系来摈弃精神锈斑,在粗略的真假对立之外,尝试追寻属于文学与虚构的另一种答案。     

论近代从“为政治”到“为人生”文学观的转型

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是在近代文化观念转换背景中逐渐演进而来,新文学虽然也承担着改革社会和改造"国民"的重任,但它显然发生着鲜明而深刻的变革,现代文学不同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性标志就是新文学不仅朝着平民化方向发展,重要的是文学的内在本质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变化,即从"为政治"到"为人生"文学观的转型。文学不仅是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工具,而且把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革融进了一个以"个性解放"为前提的视野中,把"理性"很完美地渗透到"感性"中,呼唤着新的时代到来,具备了明确的现代性意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适应"五四"精神的现实主义理论。     

建国后十七年无产阶级文学实践之批评

文学趣味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明显地遵循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努力创作具有无产阶级文学趣味的文学作品。创作方向的正确与文学趣味上的缺乏,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矛盾,一些有趣味的文学作品受到了表现"小资产阶级"、"小市民"趣味的批判与指责,而一些被主流权力话语推崇的作品又往往在读者与许多作家那里被视为缺乏趣味。这个矛盾的存在说明了这一时期无产阶级文学实践在建构自身文化领导权上的艰难。     

世界文学的时代构型

“世界文学”是植根于经济、文化全球化基础上的现实和必然,表征为民族文学间的精神分工、全球化功能、关联交互等关系运动。“世界文学”的构型决定于各民族文学的方式与动机,影响或积极或消极。比较文学研究为“世界文学”运动提供了实践方式。     

革命与启蒙的互动与背离——论解放区文学的婚恋书写

凭借革命势力的支持,解放区普及并实现了婚恋自由这一启蒙信念。由解放区文学对婚恋自由的价值判断,可以清晰地梳理出解放区文学中革命与启蒙错综复杂的关系。由启蒙质疑革命到二者相互促进,再到某种程序的背离,解放区文学继承但最终与五四的启蒙主题渐行渐远。     

论民族文学的世界主义之路

世界主义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一个政治学和社会学概念,世界主义的发展也延伸到文化和文学领域。因此,可以从文学层面探讨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摈弃人类的差异,提炼出所有人的共同点。世界文学是世界主义在文学领域的解读和延伸,它从不同的文化中找出人类共同的人性本质。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民族文学的世界之路,一是通过翻译,将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变得可通约性,二是要超越民族主义的偏见,书写人类共同的主题。同时也要注意,在面对情感和精神共舞的世界文学时,要采取审视的态度,世界文学的背后,也可能出现文化的单一性。     

论新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特质——以李碧华文学创作为考察对象

女性文学是诞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审视、反思男人和女人的命运和生存状态的文学,致力于其主体性的建构,强调的是男女平等。新女性主义强调不要用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致力于发掘女性作为群体和个体的独特性,强调不同于男性存在和经验的女性存在与经验,并赋予这种存在和经验以新的价值和意义;注重从文化层面对父权社会进行批判与挑战。李碧华以清醒的女性独立意识和丰富的实践,对传统女性主义理论进行了重构与超越,体现了新女性主义文学的特质,昭示了女性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与广阔前景。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兴盛与没落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为20世纪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是20世纪世界文坛上的重要现象,思想上公然摒弃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在艺术手法上强调反传统与创新性。它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西方文学在文学观念、创作方法、表现技巧上的重大突破和反叛。这种反叛,表现在思想内容上,即作品所表现的人的异化感、荒诞感和孤独感、恐惧感、失落感;表现在艺术形式上,即象征、荒诞、意识流手法的广泛使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以牺牲理性为代价,使现代主义真实观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走上反现实、反文学的极端。     

在个人与“乌托邦”之间——以胡风为例论知识分子的悖论处境

胡风及其事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精神现象。他将审美和政治纳入主体实践机制,在战士还是诗人的困境中,营造着个人的＂政治乌托邦＂期盼。而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方法论的分野,使胡风对主流话语的追随和再阐释犹如隔岸的呐喊,成为政治对知识分子的一个巨大反讽。胡风独特的文艺和政治观,以及他的人格追求和文化选择,与历史现场相互辉映,彰显了知识分子在复杂语境下与时代共处的文道之争和两难处境。     

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的超越

20世纪晚近以来,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的双峰对峙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话语。在前者看来,人类实践的依据是绝对化的“共同体”,这是一种思辨的客体形而上学;在后者看来,为人类实践立法的是先验的“自我”,这是一种先验的主体形而上学。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由于它们都在实践之外预设了一个实体化的本体（“共同体”或“自我”）,造成了主体与客体的截然两分,因此都不是真正的实践哲学。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践法则既非来自亚里士多德式的“共同体”,亦非康德式的“自我”,而是来自于人类的对象性活动。以这种实践观为基础,马克思主义重构了人类社会的本体性存在,创建了真正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扬弃了人与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克服了传统本体论哲学（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所造成的客体与主体、共同体与自我之间对立的理论弊端,从而能为两者的当代传人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自上个世纪晚近以来悬而未决的论争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