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威慑政策中军事因素的地位分析

美国政府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地区性突发事件取代苏联威胁,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美国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通过加强军事力量、军事结盟、军事援助、军备控制与裁军及军事打击等各种军事手段,提高其威慑能力.     

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中的威慑战略

威慑战略是达成两岸和平统一的有效途径，符合当今世界军事战略发展趋势和现代战争利益原则。从两岸武器装备、精神力量、战争潜力的对比以及从美国的立场看，我已具备了对台构成威慑的绝对优势。在实施威慑的过程中，只有遵循对台威慑战略的基本原则，灵活运用谋略，才能达到威慑的预定目的。     

同盟安全与防扩散——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及其确保机制

冷战以来,美国就始终坚持推行延伸威慑战略,并将其视为最重要的防扩散工具之一。然而,这种基于经验的政策逻辑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支持。获得美国延伸威慑保护的国家或约束自己的核扩散行为,或走上研发核武器的道路,抑或推行两面下注的"核避险"战略。在获得延伸威慑保护与核不扩散行为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因果关系。因此,延伸威慑究竟是不是一种有效的防扩散手段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才能起到防扩散的作用,便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控制外部威胁以及供给侧因素等干扰变量之后,本文发现延伸威慑的可信度是影响受保护国核扩散行为的中间变量。而可信度的变化又与美国和盟友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确保机制相关。确保机制包括口头或书面承诺、前沿部署、核分享以及核磋商这四类措施。不同的确保措施对延伸威慑可信度的影响不同,同时也会对美国在核安全以及受牵连的问题上造成相应的影响。因此,美国及其盟友往往在确保机制的选择上有着不同的利弊偏好。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和韩国在同时受到外部安全威胁和美国延伸威慑保护的情况下,却采取了不同的核扩散行为,对此延伸威慑可信度及其确保机制理论做出了合理解释。总体上,由于美国与不同盟友所建立的确保机制不尽相同,从而使得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出现差异,并最终导致盟友之间出现不同的核扩散行为。     

美国战略东移的行动特点

美国战略东移的行动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倾斜式整合全球战略资源以实现最大优化;构筑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集体安全体系;以＂软实力＂为优选,采取灵活手段扩展战略议题;在战略威慑层面采用＂利比亚模式＂,重视非接触式高科技、新武器的使用和新媒体网络的作用。美国战略东移是过程而非结果,相互依赖和全球治理新格局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传统霸权国与新兴国权力消长过程中对抗冲突场景。     

论毛泽东战略威慑思想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个较长时间里 ,我国曾面临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毛泽东同志灵活运用军事威慑手段指导军事斗争 ,有效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在和平发展时期 ,毛泽东军事威慑思想不仅获得了极大丰富和发展 ,而且指导我国在军事斗争领域取得了更大的胜利。新时期 ,尤其是在军事斗争准备的实践中 ,毛泽东军事威慑思想不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作用。     

信息威慑及其在联合作战中的运用

信息威慑是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心理战的重要样式。信息威慑的形式：舆论威慑、法理威慑、明示威慑和暗示威慑。信息威慑的要求：必须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必须建立对方的信任感,必须把握好威慑的强度,既要公开透明又要保密,重点是敌方的决策层。信息威慑在联合作战中形成的一些模式：双价值选择模式、撒手锏炫燿模式、擒贼先擒王模式、激化内部矛盾模式和国际舆论导向模式。     

论高素质军事人才的威慑功能

高素质军事人才的威慑功能,是借助促进战斗力的生成与提高来实现的;是通过提升战略对抗优势来体现的;还是通过削弱对手的人才威慑功能来显现的。     

刑罚威慑与犯罪控制

刑罚(criminalpunishment)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性的司法反应 ,刑罚威慑则是基于趋利避害的人之本性 ,以刑罚的严厉性来控制犯罪发生的无形力量。刑罚威慑具有双重功能 ,即针对已然犯罪的特殊威慑功能和针对未然犯罪的一般威慑功能。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和维护稳定方面的确功不可没 ,但是缘于其先天的内在局限性及致罪原因的复杂性 ,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 ,任何希冀通过加大刑罚量达到消灭犯罪或控制犯罪的努力都将事与愿违。刑罚威慑的目标应定位于将犯罪现象控制在社会所容忍的限度以内 ,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兼顾若干影响刑罚威慑效能的因素。     

刑罚威慑与犯罪控制

刑罚（criminalpunishment）是时犯罪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性的司法反应，刑罚威慑则是基于超利避害的人之本性，以刑罚的严厉性来控制犯罪发生的无形力量。刑罚威慑具有双重功能，即针对已然犯罪的特殊威慑功能和针对未然犯罪的一般威慑功能。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和维护稳定方面的确功不可没，但是缘于其先天的内在局限性及致罪原因的复杂性，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任何希冀通过加大刑罚量达到消灭犯罪或控制犯罪的努力都将事与愿违。刑罚威慑的目标应定位于将犯罪现象控制在社会所容忍的限度以内，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兼顾若干影响刑罚威慑效能的因素。     

警察威慑战术初探

警察威慑战术广泛应用于各类警务实战中,警学界对其缺乏综合分析和系统研究。本文试从警务实战的角度分析警察威慑的含义、运用警察威慑战术应把握的原则以及存在的制约因素。     

军事威慑的价值选择

军事威慑价值选择的必要性源于客观军事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其可能性源于威慑主体的能动性,其有限性源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军事威慑价值选择过程包括价值目标的确立、价值手段的选择和价值创造.军事威慑价值选择应遵从以下原则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择优与代价相统一,兼顾与优先相统一,目标与手段相统一.     

威慑与新世纪美国核战略

美国国防部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于 2 0 0 2年 1月正式出台 ,这标志着在经过近 10年的调整后 ,新世纪的美国核战略已现雏形。新的核战略在坚持核威慑的同时 ,将威慑的对象扩大并且重点发生转移 ,提出建立“新的三位一体”威慑力量体系 ,加强常规和防御力量 ,构建一种全方位的威慑。新世纪美国核战略的调整必将对大国关系、战略态势和未来的国际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反恐政策威慑及其反弹效应的机理——基于印度尼西亚的案例

恐怖主义威胁既来自实施暴力袭击的恐怖组织,也来自其他的"潜在恐怖分子"。强硬的反恐政策主要是为防患和制裁少数极端恐怖主义分子而制定的,被广泛当作威慑恐怖分子而降低恐怖风险的有力政策工具,却忽略了其可能引起潜在恐怖分子的反弹。在印度尼西亚,一些宗教极端主义者极易将强硬反恐政策的压力解读为对穆斯林群体的压制,因此,印度尼西亚反恐实践对于本研究具有样本意义。构建反恐主体与对象的互动博弈行为模型,有助于分析政府强硬反恐政策的实际效果。研究发现:政府的强硬反恐可以导致恐怖活动动员的减少(威慑效应)或增加(反弹效应),这取决于安全收益、经济外部性和宗教极端思想等恐怖意识形态的内生关系。这种对反恐效果的内生描述跳出了西方传统语境中反恐研究的局限,拓展了现有反恐理论的研究外延,可为受恐怖主义威胁的相关国家完善和优化自身反恐政策提供一个新的选择路径。     

心理威慑谋略简论

一、威慑目标的设定心理威慑发挥效用是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威慑能否取得成功,首先取决于威慑能力与目标是否协调。心理威慑是为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服务的,威慑能力与战略目标相协调是确保心理威慑效果的重要前提。根据认识论原理,心理威慑就是使对方通过对当前客观现实的认识和感知而引起心理反应,从而改变自己的决策和企图。这种“客观     

论刑罚对毒品犯罪的威慑效应

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之一,通过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威慑罪犯不再犯罪和警示他人不去犯罪是刑罚的重要目的之一。目前我国毒品犯罪形势愈加严峻,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通过不断完善刑罚来提高对毒品犯罪的威慑作用。在研究了刑罚威慑的特点、产生的条件以及削弱刑罚对毒品犯罪威慑效应的因素后,探讨通过不断完善刑罚以更大限度的发挥其对毒品犯罪的威慑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死刑的存与废：基于死刑威慑论的再思考

死刑的存与废,历来就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在今天全球广泛探讨死刑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时候,笔者的视角再次投向死刑,从死刑是否真正具有最大的刑罚威慑作用进行探讨,并为引导民意从崇尚死刑走向正确看待死刑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接触中国：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以克林顿政府为例

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接触政策,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其在政治领域,主要是通过政府高官乃至元首的多边和双边会谈、访问来进行;在经济领域,是使中国在接受美方相关条件的基础上,把中国纳入多边国际经济体制,并试图加深中国对美国和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在安全领域,则试图在承认中国若干合法安全利益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把中国纳入相关国际安全体系,并注重推动两边军事交流。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具有国际和国内"双管齐下"、接触加威慑"软硬兼施"两大特征。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其国际行为还是其国内进程,都要基于中国自身的战略考量,都有其复杂的内在逻辑,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只是中国发展与崛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外部变量而已。     

试析奥巴马政府的军事太空战略

奥巴马政府的军事太空战略将目标继续定位于有效控制太空、充分利用太空赋能作用,针对现实作战打击对象与战略防范对象,重点发展实战型军事太空力量,主要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行动.相较于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具有跨域协同、积极防御、重视盟国作用等特点.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战略的“中国针对性”将更加明显,军事太空力量发展将更为谨慎,防御性太空控制作战将趋向常态化,我们无法排除美国实施天对地打击的可能性以及太空作战“先发制人”的可能性.     

外部压力、威胁感知与俄罗斯对乌克兰“战略性威慑”

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引发了各界对其动机的关注。实际上,“特别军事行动”本质是俄罗斯“战略性威慑”的延伸和实施内容。俄罗斯对乌“战略性威慑”模型以包括北约东扩和乌克兰对俄离心力在内的外部压力为自变量,以受领导人意象和俄罗斯战略文化影响的威胁感知为中介变量,以“战略性威慑”为因变量。此次“特别军事行动”既是俄罗斯在面临外部压力不断增大下合乎“战略性威慑”逻辑的举动,又是以俄罗斯为一方和以北约及乌克兰为另一方之间不断博弈与互动的结果。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新动向及其全球影响

鉴于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不断攀升,并从战略定位、体系架构、财政投入与对外政策四个方面对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做出了新调整。实际上,美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垄断地位是其维系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调整,目的就在于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总体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战略呈现以"美国优先"为由的科技民族主义趋向、基于"绝对安全观"的技术战略扩张趋向以及威慑与遏制并行的现实主义趋向。鉴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人工智能战略将使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较大制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将随之加剧,"科技脱钩"与治理缺失的风险也将不断凸显。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大国,中国应在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在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基础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