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不能没有人文底蕴

社会科学研究是否需要人文底蕴,这本来不应该是个问题。然而近来似乎又成为了一个问题。比如就有人发出了“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人文底蕴吗”这样的疑问,不免令人感到讶异。我的看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不仅需要人文底蕴,而且不能没有人文底蕴。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同样如此。什么是人文底蕴?大体上我们可以把人文底蕴的基本涵义表述为,熟悉人类(世界的和中国的)历史脉络,掌握中外哲学经典的基本内涵,理解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念等。它对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又意味着什么呢?在社会科学中轻视人文而产生的弊害,人们已经有过教训了。在当代西方…     

英国学派与全球国际关系学:一项研究议程

作为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英国学派在诸多方面可望对更广泛的全球国际关学研究议程作出贡献。这是由于二者之间有着共同的关切,比如都重视历史和文化。同时,英国学派还可以在如下方面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理念和价值观更紧密地保持一致,即更加深入地参与研究植根于剥夺、暴力和殖民主义的全球国际社会的起源问题,更加本土化和多样化地理解“社会”的概念,更加清晰和有根据地将“国家”概念化为一种基础存在论,遵循解释主义的善意原则,以及将国际社会的“全球性”的假设问题化。由此构成了一项暂定的研究议程,它强调实地调查、当地习俗和语言、档案的价值,并且重视立足于具体的社会语境来形成国际社会理论。     

《人权与国际关系》一书出版

人权问题是国际斗争的焦点之一。当前,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提出了强大动力。中国致力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继续增进和保障人权,不仅需要深化改革开放,也需要人权观念的普及,更需要人权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无论是对外斗争、对内教育和国家的法治建设,加强人权问题研究,尤其是对国际事务领域内的人权问题研究,是当前一个重大的紧迫性课题。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人权研究起步晚,研究力量在整体上来说也比较薄弱,缺乏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人权理论。在国际关系学领域,人权问题更是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从“政学相轻”到“政学相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之弥合

政府与学术界、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相互倚重、紧密结合是现代化国家政学关系生态的一个重要特点，两者的分离既不利于政府的科学决策，也不利于发挥学术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政策研究与纯理论研究各有分工，不可简单地以功效来判断。一个学术大国既应有丰富的政策研究，也应有深邃的基础理论研究。由此，政府决策才会从容有度，政学关系就可良性互动。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学习江泽民“十六大”报告的国际部分的体会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仅以1252字,就简明扼要地概述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这是江泽民同志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在全国最重大的事件中第二次全面地向全党、全国人民对当前国际形势进行精辟的分析和判断,并简要地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第一次是在2001年庆祝党的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即“七一”讲     

化理论为方法，化知识为智慧——亦谈如何学习、研究和运用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引进和借鉴国外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近年来,在这项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令人忧虑的问题。第一,盲目追逐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美国新理论的取向仍未得到彻底改观。经过王逸舟、秦亚青等学者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等专业刊物的不懈努力,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长期存在的“美国中心”现象虽已得到某种程度的矫正,①但囿于学术生态等方面的原因,这一现象短期内恐怕不可能消失。相当一部分学者仍然表现出对美国理论的强…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七届年会学术研讨综述唐家璇国务委员出席会议并作了国际形势报告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七届年会于 2 0 0 4年 1 0月 9日 - 1 1日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 ,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就当前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研讨。讨论的主题是 :“9·1 1”事件之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走势。具体讨论的问题是 :①大国关系的变化和调整 ;②中国外交的新格局 ;③地区主义与地区一体化 ;④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会是国家一级学会 ,隶属于外交部。现任会长是唐家璇国务委员。会员单位包括国内设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专业的高校 ;国内的主要国际问题研究…     

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几点思考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俄罗斯时，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包含丰富内容，既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国际关系原则的继承，又符合复杂多变的时代发展的需要。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是一项复杂长期的工程，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学术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仅从学术角度提出一些看法。     

中国的APEC政策及其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

一、APEC的构想与启动 APEC是“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即亚太经合组织的英文缩写。在世界历史中,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世界地理被多次分成各个不同的部分。所谓亚洲太平洋地区,也即亚太,应该说是在20世纪初才形成     

双重超越的困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刍议

在理论和政策命题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化工作尚未完成,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处于“贫困”状态;同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又面临着沃尔特、奈等提出的“回归政策”命题的挑战。超越这一双重困境的可能路径包括：区分政策导向型的“政策相关性”理论及知识导向型的“非政策相关性”理论,提倡实证导向的研究,提高政策研究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复兴、重建历史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以及注重对未来决策者的培养。     

新书讯北大核心CSSCI

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英]巴里·布赞[英]乔治·劳森著崔顺姬译李佳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版定价:88.00元本书是“剑桥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系列丛书之一,以全球转型为国际关系的起点,着重分析影响现代国际关系形成的“漫长的19世纪”(1776-1914年)。本书指出,“漫长的19世纪”是一个由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方位构成的时期,它重塑了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并推动全球发展的动力和冲突推动当代国际关系的持续和演进。本书旨在启发人们重新思考实践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和学科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     

“华侨华人学：学科定位与学术展望”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3年9月13日,由北京大学华侨华人中心、教育部重点课题“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研究”课题组主办的“华侨华人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民族学所和社会学所、暨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和曼彻斯特大学的专家学者2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就华侨华人研究工作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黄浦江畔“二万五”

在我国,近年来有一百多万名领导干部光荣离休。这些南征北战忙碌了大半辈子的“老革命”,一旦告别心爱的工作岗位,将怎样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晚年将如何度过?带着一连串的疑团,我们在上海25000多名离休干部中寻访着……“退岗让位,不能忘却国家之兴盛,人民之安康!”许多离休老同志都这样说。在杨浦区,区委副书记夏良珍,1983年在区里办了离休手续,就到里弄居委会去报到。她说:“我离休了,机关工作不再参与了,但我还是个居民,里弄的事还是要做的。”从此,这位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风里来雨里去,热心为居民群众排难解愁,把     

“保护的责任”：国际关系新规范？

自2010年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以来，“保护的责任”再次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一些西方国家藉此倡导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何谓“保护的责任”？它是否会成为国际关系的新规范？本文对此作一粗浅探讨。     

一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科史——《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二版）简评

1998年,王逸舟先生出版《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①一书,率先向广大国内读者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隔八年,作者又着力推出了该书的第二版②。在这期间,无论是王逸舟先生的个人学术兴趣,还是国内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无论是写作理念、主要内容还是框架结构,都有着重大的创新。前后两版的变化,不仅体现出作者个人的学术和思想积淀,也反映出整个国内国际关系理论界已经超越了对西方理论的翻译和介绍,而进入到探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何以生成今日之状况的根…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

历史学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有助于研究者理解现时代的国际问题;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灵感;历史学还具有借鉴功能并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当然,纯粹以历史方法研究国际关系也有其局限性,只有和国际关系的其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历史研究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关系研究奠定基础。     

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选择

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选择有三条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路径。一是逻辑路径,即逻辑地拓展现有的研究纲领,主要通过理论批判、方法批判和跨学科批判来实现。它的优点是有助于循序渐进地增进知识的增长、研究效率较高,不足之处在于可能把严谨的学术研究变成与历史和现实无关的逻辑游戏,同时研究的边际贡献往往呈递减趋势。二是历史路径,强调在现象世界中发现研究问题,具体的问题来源包括研究者经历的当代历史、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国际关系学最具原创性的贡献通常都是走历史路径的学者做出的,但理论的普遍化较为困难是这一路径主要的缺点。三是逻辑—历史路径,即当发现理论与历史(现实)不符合时,通过修正现有理论或创造新理论来做出更好的解释。这是问题选择最理想的途径,但对研究者的理论和历史素养要求最高。     

开拓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新论》写作研讨会综述

1997年8月15—19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京郊平谷举办了首次《国际关系学新论》写作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外交学院的近20位专家、学者,就当前国际关系的新问题、新形势和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课题、新任务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学术探讨。 1996年年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了以院长梁守德教授挂帅的《国际关系学新论》课题组,并成功地申请到了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课题资助,其《国际关     

人工智能与未来十年的国际关系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推动着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未来十年左右的国际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世界经济发展层面,人工智能既顺应了2017年以来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趋势,为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也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挑战,非但无法改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矛盾所引起的问题,甚至会进一步激化这种矛盾,助推一次破坏程度更大的经济危机产生。在全球武装冲突层面,人工智能虽然暂时不能让全球军事力量对比产生根本变化,但是会在各国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刺激西方国家对中小国家发动战争的意愿,加剧世界范围内的武装冲突与战争,恐怖袭击与核扩散的风险同样会进一步加大。在国际政治互动层面,人工智能能够大幅提升政府运转效能,使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更为便捷和有效,使国际权力角逐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同时,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宣传战也会出现新形式。     

国际关系视角下的文化多样性问题

从国际关系的视角讨论文化多样性,旨在说明各国文明的多样性“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文化多样性具有客观性,它对推动人类文化发展、促进世界和谐将发挥重要作用。在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中,要正确认识文化差异与国际冲突的关系,努力推动多样文化间的对话,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