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絮语

新年伊始,"海外犯罪学家"专栏也迎来了它的周岁生日。这个专栏是本刊前主编姚建龙教授与加拿大安大略科技大学社会人文学院曹立群教授共同努力搭建的一个平台,其目的是"活跃中国犯罪学的科研,促进犯罪学的健康发展"。     

论看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正《未来已来:南风窗全球思想家栏目精选》刚刚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些文章尽管在过去几年中发表,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但由于其讨论问题的深入,在短短的篇幅中穿过时事进入问题的本质,在今天看来具有特别的意义。《全球思想家》是《南风窗》自2012年开始创办的栏目,它的初衷是为杂志注入一个来自全球的视野。我们的主要合作方是Project Syndicate,这个负责人在纽约,办公室却在布拉格的非盈利机构,在全球的阅读人数预计达到7000万,超过     

论传统文化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在中国的文明史上,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及主辅地位一直都是思想家的争论焦点。本文立足于各派思想代表人物的观点,以此为依据探讨传统文化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其演进过程,以图为现今社会的"依法治国"提供历史内涵和精神力量。     

毛泽东的影响:东风西进

尽管海外对毛泽东及其业绩的研究有多个维度和多重面相,但毛泽东始终被公认为20世纪的伟人,产生着广泛的世界影响。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思想能够在欧美产生影响,与中苏关系破裂、国际反殖民主义斗争、西方社会危机、第三世界主义的兴起等地缘政治因素以及时代化的全球学生运动等原因密不可分。秘鲁的"光辉道路"、古巴革命、德国的"K组织"以及美国的黑豹党等都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成为毛泽东在革命时代产生世界影响的典型范例。在当今世界两位著名政治思想家阿兰·巴迪乌和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思想体系中,也可见毛泽东思想的痕迹。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和中国角色论析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复苏进程艰难曲折,全球地缘政治博弈更趋复杂激烈,导致"逆全球化"思维日益显现、"去全球化"声音日渐高涨,人类社会需要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对此,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提出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应对全球治理顽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优化外部发展环境的基础前提,也为世界各国指明了全球治理改革的方向。中国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思想指引,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起步延展,为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卡德尔政治思想分析

在人类政治思想领域,“民主”是一个长论不衰的话题。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思想家倾注自己的毕生精力研究它,也不知有多少人为实现民主的理想不惜赴汤蹈火,流血牺牲。“民主”的理想令人向往,“民主”的制度令人渴望。然而,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和不同的人对“民主”的概念和内涵的理解并不相同,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民主的模式也不一样。如今,“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变局:国际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大国退出导致治理赤字扩大、全球治理规则亟须现代化、常态化改革必要性骤然上升等。全球治理改革也面临诸多挑战:缺乏部分核心大国的支持、个别国家国内政治"负面溢出效应"制造大量不确定性、规则建设和制度建设具有时滞性、逆全球化思维频现削弱全球治理合作意志等。在此背景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不断凸显,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现代化谈判进程、全方位重视专业人才培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为优化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注入强劲动力。     

从“口岸效应”说起

今年春天以来,南粤大地涌起了新的改革浪潮,也吸引了各地不同规格、种类、规模的大大小小的参观队伍。北人南行,南人自望,激发了不少新想法,新观点。电光石火,烛照幽微,洞察大千,感知社会。本刊特开辟"指看南粤"专栏,并与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早晨您好"节目合作,请有识、有志、有心人来"侃"上一段,说它一回。     

作为身份认同的全球正义: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动员

"认同政治"的不同表达方式,如同性恋者权利运动、本质主义运动、黑人争取尊严的运动等等,挑战了权利运动的传统范式。当前的"新社会运动理论"由于强调文化、认同与情感的重要作用,从而对于理解当代全球正义运动具有特殊的价值。当代全球正义运动的重要特点在于依赖互联网。互联网所提供的"虚拟公共空间"具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模式;第二,允许"互联网上的社会运动"。互联网上的社会运动在对全球正义运动的认同过程中能够起到招募与协调作用,同时也能够使之进一步社会化,从而对政府及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与路径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加剧了民族主义倾向和逆全球化趋势,给国际社会带来复杂深远影响。同时,全球贫富分化态势在疫情之下更加严峻,传统多边合作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包括传染性疾病在内的诸多全球性问题。面对肆虐全球的疫情,国际社会应积极推动构建"有序全球化"和现代化全球治理体系,坚持多边主义,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始终。全球性大国也应在特殊时期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强化责任担当。     

"两山论":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经验

作为1992年地球峰会"里约三公约"之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长期以来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但是,从实际行动和效果来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进展情况却难以令人满意,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确立的"爱知目标"基本未能实现.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中国昆明召开,如何通过"转型变革"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步入新阶段,正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两山论"实践,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转型变革"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中国经验.     

全球卫生治理的背景、特点与挑战

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病毒以及寨卡病毒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危机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卫生问题不仅已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议题,而且日益占据国际政治和外交的优先议程。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公共卫生危机的频发和扩散对全球卫生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全球卫生治理呈现出治理行为体多元化、治理层次多维化、治理形式多样化的特点。与此同时,全球卫生治理也面临卫生问题政治化、协调机制碎片化、多边机制双边化等挑战。只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建墙"和"甩锅"思维,坚持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主导的多边主义,持续加强全球卫生治理与合作,才是国际社会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的正确努力方向。     

全球卫生治理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触发了全球安全危机,这也是对全球卫生治理的一场未曾有的压力测试。有效的全球卫生治理取决于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应。一般而言,霸权国家通过其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关键作用,从而促进全球卫生安全体系的发展和稳定。但是,当霸权国既无能力、又无意愿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时,全球卫生治理将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当前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失序以及日益恶化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本质上就是"金德尔伯格陷阱"风险的体现。因此,在双边层面促成中美卫生合作,在区域层面提升东盟与中、日、韩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卫生合作机制化,在全球层面优化世界卫生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的全球卫生治理功能,应当成为中国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多维图景。另外,推动卫生治理的区域化合作更具操作性和现实性,也是国际社会跨越全球卫生治理"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必由之路。     

经济全球化主体结构变革与全球治理创新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主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反全球化"运动反对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化的实质,在客观上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进入新阶段的积极因素。西方国家自身社会结构变革及国际格局调整导致了"逆全球化"现象,这一现象促进了全球治理主体关系的平衡与协调。科技进步、国际分工变革、普惠性发展要求等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后全球化"力量兴起,并开始塑造全球治理秩序新版图与人类文明新愿景。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知行智慧成为适应和引领"新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治理变革的新力量,并逐渐汇聚起推动这一进程和变革的有机合力。     

协商民主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吉登斯悖论”

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突破全球气候治理的"吉登斯悖论"的主要作用可以总结为对"绿色公共领域"的激活。作为一种公众参与方式,协商民主有利于为普通公众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营造参与平台;作为一种民意收集和聚合的方法,协商民意测验方法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应用有利于克服传统民意测量方法中民众消极被动的角色;作为一种社会学习模式,公共协商讨论平台(小组)可以成为气候变化话语和知识的一种互动式传播方式,破除气候变化科学专业知识的壁垒。因此,协商民主可以为突破全球气候治理的"吉登斯悖论"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的范式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点与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不少新特征,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等热点问题对全球政治的冲击,导致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特别是对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思潮、大国关系等产生诸多影响.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将从"单一中心"转向"多中心"或"去中心";全球治理进入瓶颈期,各国忙于应对国内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出现了"内向化"趋向;社会思潮分化加剧,焦虑心态蔓延与诸多极端思潮抬头;大国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仍将存在,中美两国作为影响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必然需要新的相互适应.     

中国能为全球话语体系建设贡献什么

正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世界大国,勇于承担和履行自己应有的国际责任,积极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及时向国际社会奉献处理现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治国理政的中国经验,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从而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有益的公共产品。自人类步入近代以来,全球话语体系就一直为欧美国家所主导,因而体现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     

编辑手记

正本期"访谈"栏目对话多伦多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黄一庄教授,话题涉及比较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发展型国家、科技创新、福利政策以及目前中国面临的诸如怎样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社会公平等问题。自1994年美国学者加里·格里菲提出"全球商品链"概念至今,全球价值链理论已经     

新冠疫情、全球化与国际秩序演变

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经济、社会、政治治理和国际秩序等方面的"综合性危机",给西方社会造成较大恐慌。受疫情冲击,全球化呈现回归"经济主权"时代的趋势,可能演变为"有限的全球化"。欧美国家将更加强调自身的"经济主权",并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将事关国家安全和民众生命安全的生产能力留在国内或转移回本土。"有限的全球化"在短期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但从长期看,中国可以从中获益。疫情的持续蔓延推动国际秩序加速调整演变。欧盟和美国在此次全球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这将导致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下降。美西方十分担忧中国在全球抗疫过程中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上升。疫情使原本就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将面临更大挑战。     

《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它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了动态发展;法律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迁、后冷战时代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等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的动因。在全球气候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和混合形态变迁的趋势下,要巩固"自下而上"模式,使"软法"更软,发挥更大的动员能力;同时要完善各种实施机制,逐步确立相对中性的"硬法"或制度,加强"软法"的执行力。中国要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积极应对国际社会的监督、评审和排名,推动或引领治理方式适当向"自上而下"回归,通过向绿色经济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