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车匪路霸看农村问题

近段时间,全国各地车匪路霸案件频繁,车匪路霸抢劫案具有以下四大特点:一、面积大,范围宽,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二、爆发突然,几乎在92年前后象流行性感冒似地在各地发生、传染、蔓延;三、以劫财为目的,因劫财而伤人,劫人,杀人,较少政治目的和色情动机;四、作案人员中,以农村青年占大部份,辅之以城市闲杂人员及单位青工.究其根源,与近年来农村问题突出有关.     

从数据看中国经济

正2015年中国GDP增长率为6.9%,为25年来首次破7%。南风窗记者透过详实的经济数据,分析真实的中国经济。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形式压力不小。传统经济增长引擎——制造业、房地产、地方政府支出以及出口——都遭遇重压,经济如何寻找到增长新动能?根据十三五规划,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676,708亿元2015国内生产总值     

从社会公平正义看收入分配结构调整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却日益凸显.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的要求.2010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谈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又将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放在了首位.而在近年来新华网推出的网上调查也显示,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占据了人们最关心话题之榜首.从社会公平正义审视收入分配结构调整问题,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对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优化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看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是研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理论视角。从这一理论视角看,社会主要矛盾实质上是人民群众的需要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的需要是新旧矛盾转化的原动力。作为生产的动力前提,需要可以推动社会生产发展,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供更坚实、更充分的物质基础;需要的日益丰富和无限拓展,对社会整体发展不断提出新要求,推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向满足人民群众更全面、更均衡的需要的维度发生转化;各种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相互交织,要求社会治理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向更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化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支撑。在如何看待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问题上应摒弃几种错误观点。     

从中国式民主看中国模式

由于中国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上升,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成为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当我们深入分析中国奇迹的时候,不能只关注经济领域,还需深入分析中国奇迹的内在逻辑,破解中国模式形成的密码,即中国式民主。     

从社会视角看党的纯洁性建设

<正>社会伦理失范的问题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联系相关讨论,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程度不同的失范类型:一是违背伦理准则的行为虽然大量出现,但伦理准则本身还具有生命力;二是不但违背伦理准则的行为大量存在,而且此类行为被视为正常的,即伦理准则本身也被践踏在脚下了。关于第一种类型,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已经锒铛入狱的网络推手立二拆四(杨秀宇)有过一个成功的炒作案例:他让一个光头画家扮成出家人的模样,一手牵一个美女从一只带篷的小船里钻出来。这一所谓和尚和美女搞船震的事件在网上引起巨大的关注。     

从一扇窗看中国

1985年4月,《南风窗》在广州诞生。当时的广州,刚刚和其他14个城市一起,被确定为特区之后的沿海开放城市。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时事政治类综合月刊,《南风窗》秉持“让从零开始的人说话”的宗旨,贴近人民,敢抓难点、热点、敏感点,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被誉为“刊林奇葩”,在海内外均享有一定影响。1988年,中国记者协会、中国新闻学会还在北京专门举行了《南风窗》办刊实践研讨会。 进入90年代中期,《南风窗》以创办一份有责任感的政经新闻分析杂志为目标,以“聚焦政经,相约成功”为办刊宗旨。改版后的《南风窗》,以透视时事经济热点、传播进步观念为己任,以公正、深入、理性、前瞻的姿态对时政、财经、社会热点进行深度分析,体现社会正义,反映百姓呼声,强调专业分析和独家报道。     

从彰化吴家文件看台湾历史社会

台湾彰化吴姓某家收藏和整理的古旧文件（以下简称吴家文件）具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本文拟就吴家文件涉及的土地制度、田赋制度、货币制度、科举制度、幕府制度以及行政区划、历史人物、卫生防疫、汉语汉文、教会学校等方面的问题，逐一略加考释，以再现台湾历史社会的若干情况。     

传教士米卢——从足球看社会与文化

“世界杯,我们来过了。”这是中国队征战世界杯后的写照。豪情不再,几分无奈,三战皆负,一球未进,最低目标都没有达到,用“失败”形容恰如其分。 既然“来过”,那就应该增长了见识;既然“失败”,那就应该找到前进的方向。足球是社会和文化的反映,我们正可借中国足球这面镜子,审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在米卢蒂诺维奇任中国队主教练期间,他与中国足球发生了强烈的观念冲突,透过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社会的一些固有观念。而米卢正像一个传教士,带给我们一些观念,只不过他是用自己的行为“传教”。     

从亚信峰会看中国外交新动向

<正>中国的亚洲安全观主张亚洲问题亚洲化、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是对美国借亚洲同盟体系主导亚洲安全问题的一种直接回应。5月21日,第四次亚信峰会在上海举行。这次以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为主题的峰会,被赋予亚信进程历史上具有     

从武汉市跟踪调查看中国青少年犯罪

1990年5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同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国际交流协会、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湖北省公安厅、武汉市公安局共同商定,在武汉市进行同龄群青少年违法犯罪纵向跟踪调查。此项调查研究课题,是针对近年来中国青少年犯罪的现实情况,借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塞林犯罪学与刑法研究中心主任、国际著名犯罪学家马汶&#183;沃尔夫冈教授在美国费城等地进行的同类调查的方法。马汶&#183;沃尔夫冈教授对本课题十分重视,给予了大力支持,曾经先后4次到中国武汉进行交流与考察,并对武汉调查课题给予指导。2000年4月,中国留美学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教授任昕博士和美国北卡大学教授波尔&#183;福瑞德博士也来到武汉市就武汉市青少年犯罪跟踪调查进行交流与考察。他们对武汉调查十分关注和重视。     

从武汉市调查看中国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犯罪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至今世界各国并无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灵丹妙药，因此，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对于世界各国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1995年10月，世界著名犯罪学家马汶·沃尔夫冈教授在北京接受《中国日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说：“中国拥有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并正在进行令人瞩目的社会变革，因而没有地方比在中国进行青少年犯罪研究更为重要（注1）。”本文视角是透过天津市同龄群青少年违法犯罪纵向跟踪调查，分析中国的青少年犯罪问题。 1990年5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同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     

从抗震救灾看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

国际形象是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其认知的综合，简言之就是国际社会如何看待这个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是一国极为重要的无形资产，是一国的“软实力”。国家形象奠定了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被接受的程度和国家的信誉，影响着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与日俱增，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提升中国地位的需要。     

从《希特勒回来了》看发达国家社会危机

正只要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不解决,希特勒就会阴魂不散,就会不断地从历史中返回。这部电影表达了当下德国中产阶级的内心不安和恐惧。对于德国等发达国家来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去年有一部德国电影叫《希特勒回来了》,与通常流行电影中恶魔化、非人化、僵尸化的希特勒不同,电影一开始,希特勒从草丛中醒来,这位真实的元首来到21世纪的德国,他发现德国人并没有比过去生活得更好,反而在全球化、金融危机、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的时代里变得伤痕累累。希特勒的荒诞归来,不是为了给恶贯满盈的纳粹洗     

从“青瓦台厄运”看韩国的社会文化

朴槿惠被弹劾入狱后,韩国总统为何难有善终这一问题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而社会文化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切入点。政经胶着、帮派文化是引发韩国总统道德危机的直接原因,这些政治现象以韩国社会特有的缘故文化、家长制文化为土壤,难以根除。另外,韩国社会对政坛有很高的道德期待。如果青瓦台难以在民生改善方面取得成就,总统的道德瑕疵就会引发民众更大的愤怒。最终,往往是来自街头和国会的两股力量共同导致总统难有善终。     

从《功夫熊猫》看中国动画

当绘画仅仅成为又一个被委托的"中国制造"时,中国动画产业永远处在创意和利润的下游。只有当中国的动画片内容和绘画能相得益彰时,它才能发出耀目的光彩。     

从城市法看中国法治城市建设

西欧中世纪兴起的城市法被公认是近代西方法律思想的最初起源,其对近代西方法治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最原始的思想支撑。正因为城市法在西欧兴起,作为中世纪西欧一脉相承的近代西方国家可以更好的吸收借鉴城市法的精髓。当今法治中国的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虽然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其独特性,但仍然能从西方的法治建设中汲取一些经验。而西方国家在法治建设上的成就与西欧城市法的奠基作用密不可分。如何发掘西欧城市法的法治思想,继而为当代中国批判性借鉴,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法治城市,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从国家与社会运动的互动看社会运动的“制度化”

社会运动制度化是指把各种社会运动吸纳进国家制度框架中,以及在此过程中各种运动在组织结构、行动方式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学界对社会运动制度化的研究兴趣大大增强,形成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和知识积累。这些研究凸显了国家与社会运动互动的主线,本文围绕这一主线对这些研究进行了梳理和介绍。     

从《学习的革命》看中国

一段吋间以来,北京科利华公司斥巨资为《学习的革命》一书做广告一事成为传媒关注的热点。有不少中国学者和记者斥责科利华的行为是一种“炒作”,要对这本外国人写的书说“不”。《学习的革命》一书也许并非经典,但比起那些摊派性的书报刊,比起那些整日热衷炒作艺人艳事的传媒,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进步。对这些东西,没人说“不”;对一个公司自掏腰包在中央电视台黄金吋间打广告传播学习观念,反而要说“不”——这倒是一件咄咄怪事。本刊编发的这篇文章,意在证明,我们急需向一个“学习的国家”、“学习的社会”迈进,而不是咬文嚼字地对“学习”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