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精神:阿伦特和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下)

三、社会、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的反政治阿伦特的共和主义的核心是政治;因此,面对将革命精神体制化时存在的困境,她的解决办法也是政治性的:建立一个共和国。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是对于社会不平等和压迫的憎恨;他们的反应是社会革命。在《论革命》中,阿伦特清晰地将革命的“社会问题”,即如何消除大众的贫困,与革命的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即如何建立能够使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构。在阿伦特看来,社会不平等是不能通过革命来解决的,因为大众要结束社会不平等的狂热欲望将在恐怖统治中以消耗革命而告终,正如法国大革命一样。这是因为“摆脱贫困由…     

社会建设走向“现实主义”

<正>通过官僚机构的运作来解决社会问题,其实是孤单的。它需要一个有力的盟友:社会有机体作为权利主体的参与。中国社会处于一定程度的撕裂中,有待修复,执政党和政府对此有高度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毕竟,"社会"如果不行了,其它的都会失去根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因如此,执政党强调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把社会建设作为"五个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提出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有专门论述。这是一个宏大、深远的战略谋划。     

走出贫困,消除自我剥夺和社会剥夺

正贫困问题是最尖锐,也最难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党和国家在政治动员之外,还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健全参与机制,正是看到了它的艰巨性。在研究性格理论时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的现象。其中有一种性格类型叫"自卑型性格"。属于这种性格中的"强自卑型"的人,一翻看过去,大多数都是"穷苦出身",或小时候在家里、所在社会环境里受过很大的压抑。在他们的自我、性格     

巴西开展"零饥饿运动"

2003年1月,巴西劳工党新政府上台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推行"零饥饿运动",即围绕反饥饿、消除贫困及扶贫全民动员三大主题,利用政府拨款和社会资助,着力解决饥饿和贫困问题.该运动不仅在巴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贫困问题仍较突出的当今世界,其具体措施、表现特点及经验教训也广为国际社会关注.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数字化贫困及其治理

精准扶贫极大地消除了传统贫困,正从解决单一的收入维度的贫困问题转向消解教育、健康等更多维度的贫困问题,扶贫方式更加注重"授人以渔"、智识提升、能力塑造的内生式扶贫。数字化贫困是人类步入数字化社会出现的新型贫困形式,是贫困人口跨越"数字鸿沟"、抓住"数字机遇"、分享"数字红利"、增强"造血"功能、实现可持续脱贫、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障碍。本文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出发,剖析农村数字化贫困的本质和根源。农村数字化贫困的本质是农民数字化知识、素养和技能不足导致其对数字社会经济的参与不足。消除农村数字化贫困亟需以农民数字化能力提升和数字化权利保障为核心,优化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构建全方位的数字教育体系,同时推进农村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农村经济的"数字红利"。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颜色革命”

政治变革分为叛乱、政变和革命,"颜色革命"属于革命政变。有各种因素推动和阻碍了这些运动取得成功:"递减性的相对贫困"使公众易于造反;团结一致的、有组织的反对派,具有可供选择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是成功的条件。反对派精英上台后既不进行革命也没有促进民主发展。民主促进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专制政权学会了抵制它,从而削弱了真正的公民社会团体的发展。     

非收入因素更影响贫困的长期性

正收入问题基本上都是短期问题,之所以会变成一个长期问题,是那些非收入因素在起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把贫困人口看成弱势人群,给他们一点好处,更多地要关心他们的发展和能力建设。消灭贫困不仅是补齐经济和社会发展短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乎这个国家最为根本性的制度优势。时至今日,依然有官方统计下的7000多万贫困人口,如何识别他们,了解贫困根源并且对症下药?本刊就此专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     

政治稳定的逻辑

政治稳定是指一个政治体系的有序运转状态,政治稳定本身有着内在的逻辑。政治稳定的逻辑起点是公民的政治认同,政治稳定的逻辑有应然与实然之分,其应然逻辑是"社会—国家"逻辑与"自由—秩序"逻辑。而一些地方政府维稳工作并没有遵循政治稳定的应然逻辑,而是泛政治化的"为稳而稳"。政治稳定不能简单地用政治的逻辑来解决,维护政治稳定的有效逻辑应该从人本逻辑出发,用社会的逻辑解决稳定问题,从而实现权利维稳和法治维稳。     

群体性事件的“非政治”因素

一些人常把群体性事件上纲为政治问题,动辄情绪化地把矛头指向制度,这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激化矛盾。毕竟,对于有着实际利益诉求的普通民众来说,具体利益诉求的满足才是最重要的。认真审视群体性事件中的"非政治"因素,有助于政府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处置。冲突或大或小的群体性事件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焦虑。但它也在变化,因此,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按照一般的说法,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时的一种社会后果。在性质上,它相当于     

当代资本主义的福利治理与多维贫困

贫困问题是资本主义福利治理需要应对的重要议题。在新的发展环境下,贫困问题呈现出个体能力缺失、社会不公等多维特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资本主义各国的福利治理一方面借助市场机制,向"值得帮助的穷人"提供定向援助,另一方面推行"弹性就业政策",把贫困人口推向劳动力市场。但长期而言,在西方各国的福利治理中,"人力资本投资"才被认为是贫困人口获得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的关键。为了进一步优化福利治理,世界银行建议各国引入新的监控指标,优化福利治理,并应对新贫困问题带来的各种挑战。然而,当前西方福利治理没有触及新自由主义本质的调整,因而注定无法彻底解决多维贫困问题。     

中国“穷二代”现象初步调查与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显著变化。被社会和媒体广为关注的"穷二代",是中国贫困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亚群体之一。"穷二代"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社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改革分配制度、改进扶贫政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加大力度。     

苏联的改革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的政治思维

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给苏联的内外政策带来了一股新风。在对内问题上,他提出了改革和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纲领;在对外问题上,提出了新的政治思维。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世界上的新问题不能按照过去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了。"核时代要求克服对现实世界理解的陈旧模式,制定适合于时代的崭新的政治思维,用新的态度和新的方法解决国际问题。如果说改革是苏联经济生活的革命的话,那末,新的政治思维是苏联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和国际问题上同以往形成的观念的决裂,也是在观念上的革命。新思维固然是苏联国内经济改革推动的结果,是为国内的进步发展创造正常的国际条件,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新思维也是"对当代世界的现实深刻思考的结果。"这种经过痛苦思考产生的新思维同以往苏联的理论概念有着本质差别。     

社会企业在中国

在中国,用商业手段规模化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的兴起是最近这三四年的事情。但不能理解为换一个新的名头来解决筹款困难。中国目前最稀缺的是"社会企业家",而这些社会企业家也不是培训出来的,必须从"血淋淋的实战"中冲出来。     

几千万光棍的社会风险

<正>婚姻市场,和其他社会领域一样,被蔑视弱者的价值观念和法则所染指。在当下,也许不会出现光棍群体挑战既定政治秩序的风险,但在社会层面,则风险重重。今天中国婚姻问题的一个焦点,就是光棍问题。它同时是性别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产物"。我们担心的是,它会形成对社会结构的冲击。     

南平寓言拷问三农药方

策划人语 2004年一号文件的出笼,以及农民政治的种种迹象,无 不显示执政者已洞悉农民的苦难。此时,仅仅描摹农村的苦 难,不管煽情得多么成功,其社会效应已不复当年。且不论 资政价值是否式微,仅就中国农民问题的未来而言,一味地 痛陈和惊呼,会不会让公众最终失去解决问题的信心? 众所周知,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新世纪的最大问题,业 已在中国权势阶层达成共识。知识分子和具知识分子气质的 传媒,当下的视野,当从为农民讨说法,转变到为农民想办 法。 多数时候,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到新闻记者,都像一 只漂浮在水面的"皮球"。从政界到学界再到新闻界,一个个 三农问题的药方接连开出,一个个解决三农问题的举措接连 出台,但我们的三农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为什么? 解剖南平,或许能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透彻的理解。 可以说,南平实验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它在政 治、经济、文化、科技诸多层面的系统努力,松缓了剑拔弩 张的乡村矛盾,剥离了过去数十年来我们对农民欠下的部分 呆坏账。它不仅为几百万农民争取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也为执政党完成乡村底层社会的结构重建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自由与宗教

自由主义没有消灭宗教,而是转化了宗教,并换了一组政治原则来规范现代的集体生活。这个从宗教社会转向自由社会的过程,是现代性规划的核心议题,中间历经无数波折,迄今仍未完成。自由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是现代世界的大事。我们甚至可以说,如何使得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能够和平并处,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巴黎公社政治实践再探讨

社会主义既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制度的理想,也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无产阶级革命是使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的途径,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决定着社会主义的理想性与现实性能否实现统一.巴黎公社在政权建设实践中,出现了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在政权初创时期,公社错估了社会成员的政治能力,将无产阶级国家权力全部移交给社会,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领导的政治组织未能贯彻执行加强政治建设、军事领导、消灭私有制等任务,造成了政治实践的超阶段性和不彻底性,巴黎公社最终走向失败.纪念和缅怀巴黎公社,就要妥善对待巴黎公社的历史遗产.“不应当盲目重复他们的每一个口号”,而应当吸取公社政权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考虑现实条件下社会成员政治能力的负载力和政治组织的执行力,及时对政治实践作出调整,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这是巴黎公社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政策回顾与对策

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或曰对外交往问题既是处理两岸政治关系的关键性议题,也是岛内"台独"势力直接操弄、塑造悲情意识凝聚民意的一个有效的工具。在两岸关系大发展、大交流的新形势下如何解决它,已经成为两岸互动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解决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主要体现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和"邦交国"关系两方面。祖国大陆应从战略高度上认识解决"国际空间"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应当灵活务实、循序渐进,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     

“阶层固化”的逻辑与出路

夸大家庭背景对个人向上流动的作用,会影响我们从其他更主要的因素去理解政治精英群体的"阶层固化"现象。历史上的政治精英选拔机制多种多样,但大致可归为两类:古代社会的政治精英选拔多采用继承、举荐、科举等方式,其基本取向是身份条件(即使是科举,更多的也是考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认同,相当于教义辨析,而非政治实操能力);现代社会则更多地通过考试、选举、推荐等制度来产生政治精英,其基本取向是能力条件。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的一大进步,就是政治精英选择标准从身份到能力的变化。与之相对应,国家的整体治理能力也藉由治理者个人能力的发挥,而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告别暴力

社会暴力为什么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市场的手段,即等价交换;有法治的,司法来裁决各种纠纷;有政治的,以政府权力来进行管制或"自由裁量"。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方式多多少少都出现了问题。市场竞争中有欺行霸市;司法裁决有时得不到尊重和认可;政府权力亦不时扩展"自利性",与民争利,在推动一些工作的时候甚至有借助灰色力量(包税、社会"闲散人员"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