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改革”风雷隐动

2005年春,中国教育事业的地平线上,隐隐有风雷滚动。这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的第100个年头。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令人颇感苦涩的问题:“中国古代科举尚且能大致体现社会公平,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做不到吗?”早一年,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来华考察,离开时,她抛下一句把所有闻者当场噎住的评价:“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     

还“上帝” 以尊严

消费者就是“上帝”,这在商品社会里是公认的。“上帝“有权了解新购买商品的特性,有权选择商品,一句话,有权决定商品的存在。然而,“上帝”是不是常常拥有这些权利呢?那就另当别论了。“尚方宝剑”在何方     

责任与使命：律师作用的进一步实现——律师在青少年刑事案件中的作用

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为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以保障青少年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而制定、实施的方针、指导原则及具体操作措施的总称。目前我国实行的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简单地说就是“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种中国特色的刑事政策反映了青少年刑事程序中对青少年人权特殊保障这样一种重要价值。人权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价值，是任何人与生俱来，包括青少年。由于青少年违法犯罪在生理、心理等方面和成年人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他们对社会环境有较强的依存性，对外界事物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较弱，对自己享有哪些权利以及如何实现自己权利的认识较为模糊，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也缺乏深刻的理解，但改过自新的机会较之成年犯罪人却要大得多，因此社会与法律应该予以青少年的人权以特殊的保护。各种法律法规充分体现了对青少年人权的特殊保护。我国宪法第49条第1敖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受到国家的保护。”强调了国家对于青少年的特殊关怀。类似的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条“法定代理人可以到场”，第34条“指定辩护”，第152条“不公开审理”，这些规定都针对青少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给予了特殊的待遇，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有效实现青少年的诉讼权利，更是为了保障青少年的人权而产生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律师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也正是我国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体现。     

“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基础分析

数字化发展越来越快,“数字鸿沟”也越来越宽,搭上时代列车抓住时代机遇的人越来越多,而有些人却被时代丢下越走越远。对于这些被时代丢下的“数字弱势群体”施以特殊的权利保护是数字化社会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数字弱势群体”是一种特殊的“弱势群体”,二者存在重合和转化的关系。“数字弱势群体”具备新兴权利生成的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对其伦理基础,人权基础与价值基础等理论基础对权利保护的正当性进行论证,促进社会管理与权利保障。     

何为青春精神?

<正>"抵御、融入、逃避、顺应……法律青年们选择这样与这个时代相处。时代在他们那里是一个自变量,而他们则成了因变量;时代塑造了他们,而他们对于时代无能为力。"这是《南风窗》第九期封面报道中对于一个特殊青年群体的世相与心态的描摹,呈现了青年人在阶层日益固化和流动空间窄化的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困顿、焦灼与挣扎。青年文化是一个社会的风向标,这正如李大钊在民初发表的《青春》一文所揭示的那样,若青年人都有昂扬、蓬勃的生命情调和创造精神,则中国社会就能新陈代谢而趋向     

漠视儿童权利是亲子冲突之源——从孩子“恨父母”说起

全国未成年犯调查结果显示,42．3％的未成年犯表示“恨过自己的父母”。其主要原因是父母对孩子不理解、不关心他们的心理感受和不让孩子做他们想做的事。分析认为,这一结果折射出父母对孩子的权利和独立人格的漠视,亲子冲突归根结底是父母与孩子的“权力之争”。化解亲子冲突的根本是尊重孩子的参与权,改变对儿童的看法,倾听他们的声音,让他们自主选择,创造参与条件。这是预防未成年人背离家庭、走上犯罪道路最有效的屏障。     

防腐败比反腐败更重要

从8月27日起,以查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第一个大型反腐教育展览,在曾经是远华总部的红楼正式向社会开放。这座当年投资1.4亿元、占地不大的七层小楼,曾经给赖昌星带来数百亿元的回报,曾经让进进出出的人都有一种荣耀的感受。而今天,人去楼空,物是人非,昔日的“红楼客”或成为“阶下囚”,或走上“断头台”,不仅应了“天网恢恢”的道理,亦给后人留下沉痛的教训。在他们的悔过书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描述——     

大众的谱系

哈特和内格里在《帝国》和《大众》中认为,后福特制的主要以交流和情感为内容的“非物质”劳动已经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它们使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各种形式都得到了改变。由于大众是交流和情感的创造者,哈特和内格里就把后福特制社会称为大众的时代。哈特和内格里把大众的概念和后福特制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表现出了一种理论上的创新,给哲学和社会学带来了新的影响。但是他们用来解释这种后现代大众出现的历史叙述是不充分的,不能为他们的理论提供合理的说明,是一种基于构成性权力和生成性权利的抽象的近乎神秘化的叙述。为了历…     

业主维权何以成为“运动”

从1980年代开始,政府的福利分房逐渐淡出政策领域,住房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已经成为城市居民“居者有其屋”的主要渠道。房产私人所有权的增加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衍生权利(如小区事务的知情性、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使侵权行为成为可能,换句话说,使侵权者有“权”可侵。在宏观层面上,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转型”就意味着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处于变动和游离的状态,这使得社会规则很难及时出台,即使出台了也难得到有效遵守,于是大规模侵犯业主权利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     

企业职代会职权设置之我见

在多次调研和召开专题研讨会的基础上。我们已经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公有制企业职工和非公有企业职工都是企业的主人,他们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基于这一点,职工在不同企业中的职代会权利也应     

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制定过程中关于基本价值的讨论

19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决定,在保持自由、平等、团结互助等基本价值为“我们政策的尺度和指导原则”的条件下,制定新的基本原则纲领。在制定纲领的讨论过程中,关于公正原则的讨论占据了重要地位。自由主义把“平等地进入自由市场的条件,也就是机会平等”作为“实现公正的足够的条件”,而社会民主党却认为,以不是由于自己过失造成的成就差别为衡量标准是“不合法的”。只有当人们力图减少“没有道理的社会不平等”时,平等原则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实现。至于自由,社会民主党人认为,20世纪的经验证明,自由必须包含享受那些使自由行动成为可能的社会物品的权利,而教育机会、收入保障、健康保护、社会分享是这些社会公共物品中最重要的。讨论涉及三大基本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民主党人虽然一再强调三者相辅相成,但也承认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而实际上从维利.勃兰特起,他们就把“自由”放在首位,这是他们所认同的制度框架决定的,尽管他们力图在自由的理解上与资产阶级党派、特别是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后研究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时应当首先关注的问题。     

建立一门“文革学”

研究文化不应迴避“文革”。“文革”并不仅仅是党内斗争,它也是当代文化的一把钥匙、一种密码,具有文化发生学的意义,应当成为学术研究对象。我提议建立一门“文革学”。过去说“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现在是“文革”在国内,“文革学”在国外。目前国外有关文革史的论著、资料汗牛充栋,而国内几乎是空白,这是一种耻辱。在文化史上,“文革”不知比敦煌重要多少倍。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一是有个老子,二是有个“文革”。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社会运动,“文革”     

“错峰就业”应该有个期限

正随着就业季的来临,当大家都在关心"大学生就业哪家强"的时候,却出现了一种"错峰就业"的现象,即部分毕业生不急于求职和求学,而是让自己暂时处于待定状态。针对这种现象,持批评态度的声音认为,"要么是懒,要么是啃老"。但也有人说这是一种主动选择,面对日益激烈的求职竞争,部分大学生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用来积蓄力量,或者四处走走、多看看就业市场,是一种多元选择的权利。他们会更看重专业是否对口、薪酬是否合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宁愿再等等看,毕竟"入错行"的代价可能会很大。还有一     

农村低保制度与五保制度区别及趋势

国家根据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需求的标准设立一条最低生活保障线,每一个公民,当其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而致生活发生困难时,都有权利得到国家和社会按照明文公布的法定程序和标准提供的现金和实物救助.这就是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农村五保供养是指我国建立的一种对于特殊困难群体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的一种社会救助制度.     

浅论“暂缓判决”

马克思说：“……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可见，保护包括违法犯罪少年在内的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而对于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来说，国家的司法机关则肩负着教育、挽救、改造他们的特殊保护职责。积极推进少年审判制度和审判方式的改革，大胆实践，不断总结、充实暂缓判决的经验，使越来越多的符合一定条件的少年被告人通过暂缓判决得到教育挽救，这正是国家司法机关的特殊保护职责在少年刑事诉讼中的体现，也是符合人类共识潮流的。     

台湾中产阶级的现状分析

中产阶级在过去数十年来，一直在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是一股不可或缺中坚力量。但是近年来，台湾学界和一般民众都对中产阶级的衰落忧心忡忡，更有不少人惊呼“M型社会”已经悄然来到他们的身边。所谓“M型社会”是日本趋势学者大前研一在2006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上层社会财富快速攀升，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     

海外犯罪学家

【编者的话】本期的论文，是用数据证明在中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及司法实践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中国辩护律师起不到他们西方同行在制约公权力、维护当事人权利的作用。这是陆红和她学生李玉都在她2002年（LuandMiethe，2002）对此问题研究后推出的另一篇文章。司法实践中，律师的这种从属地位不仅可能导致被告人的个人权利不能充分得到有效保障，而且会使司法机关权力过分膨胀，甚至还会给执业律师自身带来麻烦。     

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对“皇民化运动”的抵制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为加强对台湾社会的控制，实行了“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皇民化运动’，是一场对殖民地人民的强制同化运动，它严重侵犯了台湾同胞的生命财产和自身利益，日本殖民者妄图把台湾人塑造成对他们俯首贴耳的畸形‘日本人’。他们的倒行逆施，对于广大的台湾同胞来说，只能引起强烈的不满和反抗。”随着日本的战败，这一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对这一运动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也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多着眼于“皇民化运动”本身及其危害，而对台湾民众对“皇民化运动”的抵制则较少涉及，笔者试图对此进行粗浅的探讨。     

邻里之间：并非“我的地盘我做主”

“明明是我家的地方，明明经过了合法批准，怎么要让给别人通风、排水、采光、通行？怎么行使权利还得受别人限制？”很多当事人面对法院针对相邻纠纷作出的判决，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群众也对此不解。他们并不知道，相邻权实际上就是一种限制权，即明明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却在行使时必须顾及邻里，甚至必须为邻里利益作出让步或牺牲。并不能“我的地盘我做主”。     

城市故事热线

在编“城市故事热线”栏目的过程中,常常收到一些农村读者的来信来电,他们说这个栏目不应叫“城市故事”,因为他们也希望在这个栏目中一诉心中的烦恼忧愁。认真听他们的故事,其实都是与城市有关的,有的渴望有一日立足都市,有的曾在都市中拼搏,但最终回归家乡。这之中,有成功的欢笑,也有失落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