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好嘢！”

今年二月十五日上午十时许,座落在广州闹市区的清平路农贸市场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轻车简从,从面包车上下来后立刻不动声色地融汇到     

不同的盘查

正"干什么的?"一辆警车靠近我,民警摇下车窗问。我说,"玩的。"对方说,"这有什么好玩的?"。然后,两个人从车上下来,一个拿了我的背包,另一个负责监督我。拿过我背包的民警,"呼啦啦"把东西翻出来检查。最后,他发现了我的记者证、工作证,态度立马好很多,"哦,《南风窗》啊,很有名啊,我大学的时候经常看……"但他说,出于职责要求,他还是把我带到了耿马县河外边防派出所。在向领导汇报"逮"到我的时候,他的领导说了一句,"哎呀!     

食堂琐忆

正上大学第一年回家,亲友争相问我:"北京的大学里,馒头真有那么大?"他们用手比划着碗口大小,很是新奇。十八岁出门远行,父亲送我到中国农业大学。因为提前入校,院系没有特别安排,就住在招待所里。那天正好下雨,从招待所门房那里兑换了饭票,第一次吃上了食堂饭菜。菜是什么,早已经没有印象,只有主食馒头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父亲回去以后,和很多人说起在这两天的见闻。     

公交车上不宜听MP3

据医生介绍,近来门诊接诊了不少年轻的耳病患者,他们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耳鸣、听力下降等症状,其中约有70%的人长时间、大音量收听MP3。医生建议:上班族在车上最好不要听MP3。平时,在     

大贪胡长清

小引:刑场上的枪声 公元2000年3月8日,南昌北郊省公安厅看守所的一间普通的房子里,一场震惊全国的审判已经进入尾声。审判长宣读完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命令后,令被告人在送达文书上签字。矮小的胡长清在椅子上站立起来,缓步走到桌子前,接过书记员递过来的钢笔,最后一次写上自己的名字。而后,法警把他五花大绑,押上一辆囚车。 刑场设在南昌市北郊的一个叫瀛上的地方。一段废弃的拦河坝和一座土包之间有大约15米左右的空场。两年前,震动全国的吉安假官案的大骗子周叶就是在这里伏法的。8时43分,囚车停在土包东侧5米处,胡长清被4名司法警察从车上押下,他面对土坝,跪了下来…… 8时44分,枪声响了。 一个腐败分子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旅游达人教您出行如何既省钱又好玩

正相信很多人一定曾有以下的惨痛教训:本想着找个便宜又短程的逍遥游来爽一爽,结果没想到几天玩下来,失血程度超乎想象,一直啃了好几个月的馒头,钱包才稍微给它平复过来!那么,如何在注重旅行品质的同时也讲究经济实惠呢?下面几个有着丰富旅行经验的朋友来介绍一下他们的经验。     

天地一哲夫

正哲夫18岁就写出了60万字的长篇小说,90年代好几年都是文学界的"哲夫年"。做了20年的纪实生态文学后,他准备回到小说上,因为直接干预现实未必管用。3月16日下午,一见到哲夫,话题就是"水土保持"。从清朝的屯垦,到民国时福建长汀县的"癞子山"、延安时期毛主席所做的调查研究,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沿革,他娓娓道来,话语里还夹着很多技术性名词。似乎意识到什么,他停了下来:"讲这些,很枯燥吧?"我说,现在哲夫不那么像作家,更像一个生态学的学者了。他便笑:"可以这么说。"     

粮食、土地、生活:一个中部县城的嬗变

破败与萧条,是安义给外来人的第一印象。但这座县城的消费,和它所呈现出的面貌并不一致。在当地农民钟兆武面前,一个传统的"农业县"已经历嬗变,并且,正在剧烈嬗变。11月10日,早8时许。吃过早饭,钟兆武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南坑村驶往安义县城。车上颠簸着几把青菜。一小时后,他来到县城,拐入杨梅头农贸市场。在几家米铺前,钟挑挑拣拣,但很难找到本地产的大米了。最终,他买了两袋50斤装的东北大米:一袋留给在县城带孙女的老婆,另一袋他带回南坑村。     

桌球,是祸水吗?

今年三月二十八日傍晚,在小北路个体经营的“斌斌”桌球室里,四个青年工人在打桌球赌博,商定每局赌二元。甘某连输了五局后,李某把击球棒一横,把手一伸:“先把这十元拿来再说。”甘某也把眼一瞪:“你上次输的钱没有给我……”始则争吵,继而动武,四个人打作一团。混战中李某的脸部和右眼角被击伤流血,不敌而逃,他愤愤地喊:“姓甘的输钱赖帐还打人,我和他拼啦。”他跑回家,用啤酒瓶灌满了一瓶汽油,带着龙某直奔甘家。他把汽油瓶狠狠地砸碎在甘某的房子里,     

发明、创新、出点子

<正>全球最早对"时髦"(Fad)现象作研究的乃是美国前代学者鲍加德斯(Emory Bogardus)。他在1915至1924年间,每年找100人问他们当年最时髦的5件事。他的10年研究,方法上并不严格,但结论却极精彩:(一)绝大多数"时髦"事务都是朝生暮死,能撑过3年已经极稀少,那个时代只有"男子腕表"取代了"链表"而留存下来。(二)因此,人们所谓的"新鲜事",其实是很可疑的。它初起时很能吸引人,造成"羊群效应",大家都一窝蜂地凑热闹,但因为新得没什么道理,于是很快就冷了下来。鲍加德斯的早期研究,其实已碰触到了今天所谓"创新"这个问题的根本。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可分三个层次:     

80后,一种无关紧要的代际焦虑

<正>奔三了。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人,正陆续趟过那条而立之年的界河。2亿多人的青春痕迹,被蔚为壮观地突出和张扬。人们一刻也没有将怀疑的视线从他们身上搬开——这些孩子,都准备好了吗?传统视野的偏狭和挑剔,是基于对"独子时代"的求全责备和解读癖使然,由此过分强调了"80后"的不可造就性。这当然并不是事实。我曾经两次前往四川,看到驻扎在那里的志愿者们,差不多都是"80后"面孔。很多人在穷乡僻野里劳动,蓬头垢面,风尘仆仆,年轻的手掌因为繁重的体力活而提前变得粗糙老化。没有人去号召他们,没有人给他们灌输什么意识和观念,他们就是那样出现并存在了。在这一代人身上,没有为什么,你也很难追问到     

归侨的历史与未来——专访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权

蔡联华是一名普通的归国华侨,他的坎坷身世是一代人命运的缩影。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有上百万的华侨华人回到中国。     

旅游达人教您出行如何既省钱又好玩

相信很多人一定曾有以下的惨痛教训：本想着找个便宜又短程的逍遥游来爽一爽,结果没想到几天玩下来,失血程度超乎想象,一直啃了好几个月的馒头,钱包才稍微给它平复过来!那么,如何在注重旅行品质的同时也讲究经济实惠呢？下面几个有着丰富旅行经验的朋友来介绍一下他们的经验.     

媒体

孤儿的名字在中国,孤儿的生活是很不幸的。被收养后,在政府开办的孤儿院里的孤儿,通常都会被取一个能识别他们身份的姓,最常见的是“党”或“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孩子记住党和国家的恩情,但也给孤儿们的一生打下了烙印。     

局长是个“火车头”

他有一个豪气冲天的名字,他还有一股豪气冲天的干劲。广州铁路分局,3.7万职工,每天一万来往过路的旅客,这一副重担压在他肩上,他干得有滋有味,他忙得快快乐乐,只要有活干,他就满足。他就是58岁的广州铁路分局局长杨义云。一家三个姓杨义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那时候,他的家像《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家庭一样,三口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分姓三个不同的姓。杨义云的亲生父母生了11个孩子,但是因为家境贫寒,11个孩子大都夭折,只留下3个,在杨义云两岁那年,父母便把他送了     

多瑙河畔开始的外交之旅(下)

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 文革期间我给总理翻译的机会比较多,一直做到1971年。 1967年的时候还有一件事,那个时候我还可以陪同外宾上天安门。毛主席见了我,说你姓什么?我说我姓 吴。他说你的国家早就灭亡了。这个印象很深。当时天安门上有外宾,有讲法文的,有讲英文的。我们法文翻 译、英文翻译就跟在后面。1965年10月,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夫人来,是我做的翻译。他们 觉得年轻人嘛,应该锻炼锻炼。那是我第一次给毛主席做翻译,但是并不感觉紧张,那个时候好像也想不到紧张 了,用心翻译就是了。如果一紧张,血都到脑袋里去了,精力还可以,当时就这么个感觉。后来上天安门又见了     

道德的“认知分裂症”

<正>经常有人说"道德是用来律己,不是用来律人的",并且一脸高尚的样子。据说,如此标榜可以防止"道德绑架"。这有问题吗?有。让我们来看一下如下的情境:公交车上,一个中年渣男突然对一年轻女乘客施暴,先是跨腿坐在女子大腿上,接着,压在女子身上,猥亵并企图强奸。司机见状,赶快过来和施暴渣男搏斗,并连呼车上的乘客"快来帮她",喊了5次都无一回应,直到最后才有一个眼镜男帮忙。这并不是我假设的"思想实验",而是7月4日发生在福州27路公交车上的真实事件。     

唉,孩子保管站

一些刚把孩子送进幼儿园的年轻父母告诉我们:他们的心挂在幼儿园门口的绿色小栅栏了。一个喜欢蹦蹦跳跳的男孩子说:"哪一个小朋友调皮,老师就要找一把锁,扣住他的鼻子……" 也许,每一个人在他长大以后,不一定会记得儿时呆在幼儿园的某一段经历。然而,那时老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却会在他     

妈妈的红包

坐在飞驰的车上,耳中还萦绕着妈妈"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多给家里打电话……"的话语,心想:唉,年纪大了,是啰嗦了许多。不经意间手碰到了衣袋中一个软软的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个红包,是临走时妈妈给我的红包。     

一个意大利工人的中国苦旅

《消逝的星星》并不旨在批判中国,它只是将中国摊开在观众眼前,人们的劣根性同他们的善良、坚韧一样清晰,一切细节都如此精确,以至于文森佐看到的中国并不比我们看到的更为奇特……故事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雨夜开始,长镜头扫过聚集在工厂门外的意大利工人,他们静静等待着什么。此时,一辆载满中国人的大客车驶来,车上一个男子对他的伙伴说"我想去斗兽场",对方回答"斗兽场在罗马",说话的人一脸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