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司法解释体制的重望

由于我国二元一级的刑事司法解释体制本身存在缺陷，立法解释权的缺失等原因，我国应重塑刑事司法解释体制，规范刑事司法解释的程序，并建立司法解释审查制度。     

论我国司法解释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司法解释权的行使主体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善,致使实践中的司法解释权受到的约束或限制比较少,以至于司法解释权的运行完全背离了立法机关授予司法解释权的初衷。本文试图指出司法解释权及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司法解释权及对司法解释进行限制的方法和设想。     

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之弊端

我国目前的刑法适用体制呈现出“立法解释十分薄弱,司法解释异常繁荣,自由裁量受到限制”的不和谐局面。刑法司法解释权无限扩张,司法机关借“解释”之名行“立法”之实,损害了刑法典的权威性和统一性,破坏了国家机关权力分配机制,妨碍了对人权的刑法保障,对司法解释的过分依赖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刑事司法解释主体二元化研究

对于刑事司法解释主体二元化所出现的冲突的解决之道,并不在于简单地否定检察解释权的存在合理性,而在于从权力体制上明确两者的权力属性.针对两种解释权力的联合所出现的司法权的混乱,我们应当提倡司法解释权力行使的独立原则.     

论我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之有限分立

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支持完成公诉和实施刑事审判监督,检察机关兼行刑事审判监督权和公诉权（此处的公诉权仅指庭审中支持完成公诉的权力,或可称其为狭义的公诉权）．这两种权力是否能够并存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问题,确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进行详细的剖析,并对今后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的重构提出建议性的对策。     

刑事公诉权性质研究

刑事公诉权是检察权最核心的部分,公诉权的性质定位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两大目标的实现。从我国宪政的合理架构以及诉讼机制的平衡出发,从保证成文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角度去分析,公诉权的性质定位于法律监督权。     

论我国刑事司法解释的目标及体制

刑事司法解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被大量采用,但解释的目标和体制还没有确定。本文通过对理论上关于刑事司法解释的几种观点的分析,确定我国刑事司法解释的目标是阐明解释时刑法条文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意思;通过对立法确定的二元一级制解释体制和实践中采用的多元一级制解释体制的分析,提出我国应采用一元二级制刑事司法解释体制。     

论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合理性重构——以刑事司法职权的介入为中心

刑事自诉制度是国家追诉犯罪、保障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如何确保被害人个人意愿的正当表达成为刑事自诉制度中的难题。国家刑事司法职权的介入对保障被害人意愿的有效表达以及防止其诉权不当滥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决途径。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在借鉴各地试点以及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设置了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这一特别程序。但该程序使用范围过窄以及无法与自诉案件和解与调解程序相衔接等缺陷而导致被架空。因此有必要从广义上去解释刑事和解这个概念,并把公诉案件和解、自诉案件和解与调解、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都纳入到刑事和解之中,在现行刑事诉讼法框架之下,重构刑事和解制度,使刑事和解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协调衔接,有效融合,消除法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而增加刑事和解的可适用性以指导司法实践。     

论我国反有组织犯罪刑事对策的完善

我国法律在反有组织的严重犯罪行为方面的规定尚存在较大的缺陷和不足。应借鉴国际社会行之有效的立法经验,从刑事实体法、程序法和刑事司法制度等方面来完善相应的刑事法律对策。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庭审改革

在刑事诉讼法学界,有关庭审方式改革的争论由来已久,我国学者也一直在致力于对各种不同审判模式的分析与比较,力图设计出一种集百家之长,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模式。1996年3月17日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的改革和调整,正是此种努力的成果。本文从理论渊源和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探讨我国庭审改革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寻求其解决途径。     

论检察权配置中公诉权与刑事审判监督权主体的统一性

检察权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权,与行政权、裁判权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共同构成国家权力体系。公诉权、刑事审判监督权作为检察权的基本内容通过对侦查机关、裁判机关的制衡来保证刑法的准确适用,最终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利。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两者主体的统一不仅具有现实的政治理论基础,更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论公诉权与刑事审判监督权的独立行使

公诉权与刑事审判监督权的关系,在检察机关内部长期存在着认识误区。公诉权与审判监督权集于一体存在诸多弊端。因此,公诉权与刑事审判监督权应独立行使,在人民检察院内部增设审判监督机构     

论我国批捕权的归属

当前,学界对批捕权的配置产生较大争议。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定位及其相应的组织及程序设置,使我国检察机关基本上具备了行使批捕权的"中立性"条件。相反,我国法院和上级检察院都不应当成为批捕权的主体。改革的思路应当从批捕权的主体选择,转向检察官批捕中立性的程序保障。     

论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权的重新配置

司法鉴定的启动是指由谁决定是否进行鉴定的问题。它是整个司法鉴定程序的起点,同时也是整个司法鉴定制度的核心。在分析我国现有法律对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权的规定以及相关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存在的问题,同时借鉴域外法中对于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权分配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启动权重新配置的初步构想。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免证权

证人免证权制度,正是我国目前刑事诉讼证人制度理论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是否在我国确立证人免证制度,反映了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在我国建立证人免证权制度,应科学合理地界定免证权的证人范围,作证内容和必要的限制;加强对刑事诉讼参与人权利的充分保护,已成为完善我国证据法律制度,加强人权保护,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之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论我国刑事司法裁判权的监督机制

刑事司法裁判权是司法权的核心,提高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监督的效率是司法改革成败的关键一步。建立刑事司法裁判权的监督机制,必须明确刑事司法裁判权监督机制的必要性,把握好刑事司法裁判权特有监督方式和监督内容,并结合我国司法改革的需要,设计出相应的法内监督机制和法外监督机制。     

检察院裁量权问题与刑事司法效率的提高

为提高司法效率 ,理论界不少人主张进一步扩大检察院的检察院裁量权 ,对此本文提出不同观点。认为目前在我国刑事司法中 ,绝大部分案件已由公安机关经实现了审前分流 ,不宜再扩大检察院裁量权。文中认为司法缺乏效率的主要原因在于法院制度本身 ,进而对法院制度的改革作了初步探讨。     

恢复性司法：刑事司法理念的重构性转折

恢复性司法是一个具有整合意义的概念,它将现代刑法改革中的一切理念和主张进行了最深层次的整理。对未来刑法制度和刑事司法运作的方向、功能与模式具有重要的重构意义。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理念——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人权保障是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以法律为表现形式的某些制度缺陷导致侵害人权现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这种制度性侵害的首要来源和起点,就是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定。在认可刑事措施强制必要性的前提下,强制措施的正当性、合理性、限定性以及主动的程序约束和被动的程序对应、对抗,是强制措施获得正当性的基准。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需要结合现代法治和人权保护理念加以完善,实现人权保障和强制措施的正当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