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不得抛弃”原则

自由是民法的灵魂,更是民法作为制度存在的条件,自由不得抛弃乃是民法最为根本的原则,它构成了法律行为的边界,某种程度上也是民事立法或者法律解释的边界。     

诉讼时效完成的法律效果分析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义务人即取得拒绝给付的时效抗辩权 ,而权利人因此蒙受惩治利益 ,其实体诉权可能消灭。义务人抗辩权之取得与权利人实体诉权之消灭并非诉讼时效完成时所同引起的两项平等的法律效果。义务人可抛弃时效利益 ,但其抛弃的意思表示必须达到义务人愿意履行义务的程度 :仅凭义务人以契约承认债务或在催款通知单上签章之行为尚不足以认定其必定抛弃了时效利益。义务人主张时效利益时 ,权利人的请求权也并非绝对不能实现。     

论抵押权次序的抛弃

抵押担保是实践中常见的一种防范债权风险 ,保障交易安全的债权担保方式。在实际运用过程中 ,它表现出了较大的灵活性和复杂的变化性。抵押权次序的抛弃即为抵押担保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对它的研究将有助于我国抵押担保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论诉讼时效届满“抗辩权发生说”以及抗辩权的行使

目前法学界通说认为 ,诉讼时效届满是使债权人的胜诉权消灭 ,即采“胜诉权消灭说”。但是 ,这种学说在理论上存在诸多问题 ,不能合理解释司法实践中的若干问题。所以 ,我主张 ,应当效仿国外的通例 ,诉讼时效届满只是使义务人产生抗辩权 ,即采“抗辩权发生说”。抗辩权发生后 ,抗辩权的不行使和抗辩权的抛弃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 ,我们应当在司法实践中予以正确的区分     

拨开霾雾见真情——驳“寂寞说”和“抛弃说”

现代著名作家萧红与端木蕻良之间的关系,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萧红于香港病逝后,就有些人责以烦言,混淆视听,至今仍莫衷一是。本文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与新近发现的可靠材料,分析论证了萧红与端木蕻良的伉俪深情,批驳了加在他们身上的“寂寞说”和“抛弃说”。     

论抵押权顺位的处分问题

抵押权是以不移转抵押物的占有为其鲜明特征的一种优先受偿的权利,所以“一物数押”现象难以避免,这样就产生了抵押权顺位及其处分问题.让与、变更和抛弃是抵押权顺位处分的三种表现形式,三者之间在内容和法律效果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辨析对现实生活和法律实践均有重要意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点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抛弃了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的照搬照抄,从经济和政治上彻底否定了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对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必须进一步坚持并完善它。     

论诈骗罪中被害人的处分行为

诈骗罪中被害人的处分行为是基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而陷入认识错误后作出＂终局性＂转移财产的行为。被害人处分意志是区分盗窃与诈骗的关键,被欺诈的财产损失由被害人自己造成;盗窃的财产损失由他人直接介入造成。在行为人使用诈骗术欺骗被害人抛弃财物然后自己取得财物时,如果抛弃财物与取得财物之间相隔的空间及时间很短,应以诈骗罪论处。     

再论侵权行为概念

长期以来学界对侵权法中最基本侵权行为概念的认识存在误区。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对这些误区进行了评析,提出界定该概念的思路：抛弃以保护侵权人为中心的“无过错即无责任”的传统观念,代之以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为中心的“无损害就无救济”的新思路。本文认为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不法侵害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     

侵占罪对象问题探究

他人之物除所有之物外,还应包括占有之物;行为人自己的财物在被司法机关依法查封的情况下对行为人而言不属于侵占罪中的他人之物;抛弃物能否成为他人之物关键看其权属,抛弃物所有权之归属一般由拾得行为决定而不是由管理场所决定;他人之物必须以行为人明知非自己之物为必要;物主死后之物可以成为他人之物.     

诚信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石

诚信是企业的重要资源 ,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石。抛弃诚信就是抛弃市场 ,抛弃未来。作为企业家和社会 ,应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营造诚信的社会环境。     

论债权人撤销权适用范围的扩大化——以合同法第74条的解释为中心

合同法对撤销权的适用范围采取列举式的方法具有法律适用上的局限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债务人处分财产的方式更加多样化,而这些行为是否能被债权人撤销直接对合同法列举式的规定产生了巨大冲击。基于此,对撤销权的适用范围进行扩大化解释成为一种必然。抛弃继承在本质上是一种财产行为,在恶意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下,应当允许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使其效力归于消灭。     

“遗失物”概念之解析

遗失物是占有人确定但占有人丧失了占有的动产。对遗失物概念进行明晰是构建遗失物制度的前提。遗失物的构成要件包括须为有主的动产,须占有人丧失占有,须无人占有。遗失物与遗忘物的区别在于遗失物须有占有人丧失占有且无人占有的情形发生,而遗忘物从未处于无人占有状态。遗失、拾得是事实行为,抛弃是法律行为。埋藏物必隐藏于他物之中且所有人不明。国家机关可以成为拾得人,但不得享有报酬请求权。     

章程对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影响

《公司法》第16条规定由公司章程确定对外担保的决议机关。随着对“推定通知理论”和“越权理论”的抛弃,公司章程的公开行为本身不构成第三人知道的证据,第三人对公司章程不负有审查义务。进而需要区分公司内部行为和外部行为的法律效力,不能以担保决议违反章程为由主张对外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当章程对担保“沉默”时,我国采行“股东会中心主义”,应当运用“营利性”原则将董事会的决议权限定在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范围之内。     

各国舆论监督的法律保障与伦理约束

从各国法律对舆论监督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利用大众传媒对公共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行为进行监督,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实践;日新月异的科技令当代传媒穿透力和影响力剧增,也引发了由于监督过程中的偏差所致的种种问题,加之当今各国普遍采纳的市场经济模式,媒体容易受到商业因素的引诱,经常发生侵犯公民个人权益的行为;当今世界,各国纷纷抛弃或显著减少了对媒体的直接行政干预,而代之以强制性的法律调控和专业伦理约束,其中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出现了超越两大法系的立法趋势。     

对我国著作财产权体系构建及内容完善的探讨

我国著作财产权应抛弃技术主义的立法思路而以使用行为的特点来重新分类。具体可分为有固定载体的财产权和无固定载体的财产权两类,演绎权应从财产权中移出归属入邻接权。有固定载体的财产权在权利内涵和逻辑上需进行修改;无固定载体的财产权应整合为表演权和"远端传播权"。     

我国应重视犯罪生物学研究

现代研究成果表明,行为倾向的遗传性、大脑缺陷、性染色体畸变、性激素的作用和生物化学因素的失衡,都会导致人的行为异常乃至于易犯罪。作者经过长期的思考,无法抛弃的观点是:1.犯罪原因论是社会因素与生物因素等的多元决定论;2.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认识和改变犯罪的生物学因素提供了广阔的前景;3.不了解犯罪的生物学因素,对于犯罪原因论的认识是片面的、不科学的;4.不去了解而且否认犯罪的生物     

网络环境中“复制发行”司法认定新论

"复制发行"是最典型的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然而,随着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环境中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摆脱现实地域限制并可在瞬间内完成,对著作权人著作权的侵犯以及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具有不可控性,呈现出诸多非典型特征。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与发行行为具备有形性特征,需要依托有形物质载体始能确定,但基于刑法独立性地位及其判断的相对性,"复制发行"应当果断抛弃著作权法对有形性特征的强调,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的行为扩大解释为"复制发行",将"发行"限制解释为"第一次发行"或"总发行",以充分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出现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刑法漏洞,实现刑法体系内部的顺畅协调。     

试论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

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形成了关于国际安全合作的新安全观,即抛弃冷战思维,进行真正的以缓解安全困境为目的安全合作.安全合作必然涉及到行为体的意图和认知因素,防御现实主义通过研究发现了可以通过合作避免不必要冲突的可能空间.但是在高风险的安全领域,使合作可能变为现实则需要特定的互动模式,在中国新安全观所指导下的安全对话可能是一种可行的路径选择.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变化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有发展变化的，后来的很多提法和《新民主主义论》有很大的不同。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酝酿到被放弃，大体经历了酝酿、提出、丰富发展、巨大变化以及改变或抛弃五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