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宪法修改的几个问题——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崇德

一、我国为什么要对宪法进行修改?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与其他法律相比,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如果宪法不稳定,不仅会破坏宪法的权威和尊严,而且不利于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保持宪法稳定,并不是说宪法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宪法本身也需要向前发展,必要时也要对其进行修改。修改宪法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需要按照特别的程序来进行,比修改其他法律更加严格、更加慎重。中国宪法是1954年9月由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制定的,在1975年、1978年和1982年进行过三次全面的修改,在1979年和1980年还分别对当时实施中的宪法的若干规定、个别条文进行过修改。中国现行宪法是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1982年12月通过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论中国行政法治实现的保障机制--以孙志刚案件为例

探讨我国行政法治实现的有效保障机制行政权的宪法规制,是行政法治的宪政保障;行政法律规范的完善,是行政法治的法制保障;行政执法主体的进一步规范,是行政法治实现的组织保障;行政执法观念的现代化转变,是行政法治的理念保障;监督体系的完善,是行政法治不可或缺的配套机制保障;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是行政法治的社会机制保障.     

论青少年宪法法治教育的目标和实施构想——从法治意识观念培养角度出发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法治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青少年法治教育对于孩子从小养成学法、懂法,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惯性思维,为全面依法治国奠定扎实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宪法教育是法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意识的培养有利于对法治意识的深刻理解,培养宪法意识必须通过宪法教育的普及来进行。宪法教育应当从小开始,宪法教育不仅仅是简单的宪法条文知识的普及,还应该使青少年从小树立法治意识,理解国家、民主、权利义务、人权保障等宪法内涵。而当前的法治教育忽视了对宪法核心精神的教育,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建设过程中,宪法意识的培养与法律制度的完善同等重要。     

维护宪法权威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维护宪法权威作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首要任务,明确提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出:"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     

我国法治形象的演进与行政法理论创新——以社会转型为分析背景

在社会转型时期,公法建设迫切需要法治形象的良性导向作用。我国对法治形象的塑造经历了"非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中国"的演进,并且在多种语境中展现出多样化的"面孔"。我国各种行政法理论也曾描绘出一定的国家法治形象,但与法治实践中所倡导的法治形象并不完全一致。未来行政法的理论创新应当回应建设"法治中国"的需要,加强"善治政府"的制度供给。     

建设法治政府 推动法文化革新——依法行政须树立现代行政法治观念

本文提出观念更新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要义;概括分析了法治政府的六个要件,即有限政府、法制统一政府、透明廉洁政府、公正诚信政府、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概括提出了行政公务人员应当树立的现代行政法治观念,即宪法至上、尊重人权、行政权限、行政民主、行政服务、政府诚信、行政程序、监督责任、权利救济、法治渐进等十种观念。     

宪法司法化还是宪法立法化?——论我国宪法实施的首要途径

作为一个具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我国要实行法治(制度化治理),最根本的就是要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由此引出了"宪法司法化"的话题。从有关争论来看,宪法司法化实际上指的是宪法的司法适用,但这个主张在我国难以成立。相比之下,对于我国宪法的有效实施来说,更应该强调宪法立法化这个途径。宪法立法化是指宪法(成文宪法)需要通过制定一系列更加具体的法律才能具体化,并且通过具体法律的有效实施才能达到全面落实、有效实施的效果。宪法立法化不是保证宪法有效实施的充分条件,但却是首要条件。我国在宪法立法化方面还存在比较严重的立法缺失和立法质量问题,是导致我国宪法难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因此继续推进我国宪法立法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     

从合文化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已是现代行政法治的一个基本命题。“互动”既重视不同主体之间的独立地位,关注双方的利益需求,又强调双方同生共处。“和合”也同样既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主体地位,正视双方的客观矛盾,又强调双方和谐相处。因此,和合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这一命题中的“互动内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既承认冲突,又强调和谐;既承认矛盾,又强调合作。这样,和合文化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这一基本命题提供了一种文化学依据。“和合”成为化解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冲突之道;通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达到“和合”之境。     

从宪法的发展历程看民主法治建设的演进——新中国成立以来

宪法是民主国家的象征,宪法对民主政治生活具有直接而明显的影响。宪法是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民主需要宪法的制度保障,宪法与民主密切联系。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制定修改的四部宪法,及其修改完善,从其历史进程中,来反映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的演进过程,即民主法治建设经历了初创、曲折中发展、重建与超越升华的过程。     

Completing the Constitution: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Although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has been the vehicle for anumber of transformations in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therehas been no consensus on what it means. The amendment is sometimesheld to have revolutionized the Constitution, in effect replacingthe traditional federal system with a more national system.It is also argued that the amendment essentially reaffirmedthe prewar Constitution. The truth appears to lie with neitherside: the drafters of the amendment attempted to "complete theConstitution," neither to reform it radically, nor to reaffirmit simply. In doing so, they unwittingly followed in the tracksof the original "father of the Constitution," James Madison,who believed 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to be defective in importantways. Proper attention to the context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text of the amendment reveals just how the amendment was to"complete the Constitution." So examined, the amendment revealsitself to be a precisely stated, clearly drafted text, containinga number of new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Properly understood,the amendment affords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for rights alreadypossessed in some sense, but therefore unprotected in the oldConstitution.     

我国行政责任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行政责任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规制行政责任所不可或缺的。我国现行行政责任法律制度基本原则存在不足,不管是客观违法归责原则、过错归责原则还是过错推定归责原则,都不能很好地解决我国行政责任的承担机制问题。行政责任法律制度应确定四大基本原则,即公开性原则、错责相一致原则、权责统一原则和领导问责原则。     

论行政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旨在规范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权限分配,其价值体现为有助于保障人民民主原则的实现,有助于保障法治国家建设,有助于保障公民基本人权.我国行政法学界,应充分认识到法律保留原则在现行行政法治实践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借鉴国外成熟理论的基础上,理清该项原则的含义及价值、适用范围及界定标准、适用密度等问题,反思法律保留原则在我国理论界和实践中的现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使我国的法律保留由宏大的制度安排转化为具体实质的法治,以建构起法律保留的有效保障机制.     

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责文化建设

我国行政问责正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而问责制要真正产生实效,必须有相应的行政问责文化来支持。在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健全过程中,加强行政自责文化的培育十分重要和紧迫。为此,必须积极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及行政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塑造公务员的现代品格,加快行政自责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及政治环境,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     

行政民主化进程中的行政法制革新及走向

西方国家相继掀起的公共行政改革浪潮,其重要价值导向之一是将民主精神贯彻到公共行政领域,通过缩减和优化政府职能,放松政府管制,还权于社会等措施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现由＂以政府为中心＂的重管制模式向＂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模式转变。当代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实践越来越多地增加了民主因素,行政民主化成为当今世界公共行政改革的潮流。     

环境法制建设中行政强制机制的克服

我国环境资源立法长期依赖以命令、制裁为特征的行政强制机制作为首要的法律调控手段。这种环境立法的思路与环境要素配置市场化的法律价值取向严重背离。在未来的环境立法中,应摒弃单一实践机制的束缚,建构私法调控手段和行政调控手段相互平衡的法律实践机制。     

我国乡镇公务员激励机制要素的构成与改善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如何改善乡镇公务员的管理激励机制,提高基层行政效率和效能,是基层政府改革的重要命题。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激励机制的要素主要有政治责任感、公务员工资、工资外收入、职位晋升、职业优越感和参考决策等。而各要素在乡镇公务员管理激励实践中或多或少存在着激励低效或失灵的问题。改进乡镇政府公务员激励机制要素的构成主要应逐步淡化物质利益激励的色彩,重视精神层面的激励;加强公务员管理的竞争机制,推动各个激励要素产生激励力量;破除短期心理,建立包含社会主义乡镇民主价值观的激励文化和相对应的激励机制。     

行政决策的功能定位与听证笔录的效力——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

政府行政决策权的扩张,使得已有立法控制和司法救济机制对决策权的监督约束相形见绌,行政决策的合法性问题凸显。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以公众交往权力制约行政决策权,从而提供了重要的约束途径。行政决策中引入听证的目的,在于发挥其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过滤器的功能;而听证笔录效力则提供了交往权力制约行政权力的通道;从立法上确立听证笔录的法律地位,建立政府对决策听证的回应机制,是推进和完善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现代行政决策的法律责任制探析

行政决策的法制化,既要求决策者依法决策,又要求其依法承担决策责任,即违法决策的法律后果。当前,我国尚未形成普遍的行政决策法律责任观念和意识,决策者的法律责任制的实施还缺乏相关的监督机制,有关行政决策权力和程序的法律规定还不完善。因此,我国应不断强化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法律责任观念和意识,强化决策的法律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决策者的责任制,依法确立决策权力的合理结构和科学合理的决策程序,这对促进和保障我国行政决策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