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秩序重建——以法治秩序为主导的多元秩序

乡土社会秩序重建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这一现象使得主流的现代化社会秩序重建观念面临复杂的情景。本文通过对乡土秩序及其重建观进行梳理和评析,提出以法治秩序为主导的多元秩序观。     

公民社会视野下的城市社区依法治理--以杭州市为个案

本文从公民社会理论入手,指出社区依法治理是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厘清了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涵义。文章以杭州市社区依法治理为案例从“法”的设置、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和法治意识等三个方面试图构建城市社区依法治理这一社区自治模式,指出法治与自治相结合是我国城市社区今后的发展趋势。     

公民道德培养在公民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海南省为例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意识形态理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新的发展时期,当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时,属于意识形态当中的公民道德的培养对于建设公民社会必定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样才能使公民社会的形成具有可感、可行、可触及、可参与的特征,而这对海南公民社会的建设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     

社会资本视阈下两种农村民间组织比较研究——以湖南四县民间组织为例

目前活跃在农村的民间组织形式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传统型民间组织和合作化型民间组织.传统型民间组织多由农民自发组织起来,通过传统的宗族组织模式吸纳资源,以填补农村公共领域的缺失;合作化型民间组织的构成大多出于利益的驱动,部分是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与当地政府之间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上述两种类型组织在农村治理模式变迁时,各自面临不同的发展瓶颈.在调查湖南省四县的农村民间组织的基础上,运用社会资本理论,通过分析这两类不同组织的社会资本构成,可知这种发展上的瓶颈来源于它们自身社会资本构成方式所导致的先天缺陷.传统型民间组织通过社会资本的叠加能很好地增益组织社会资本,对成员个体社会资本的增益较少;合作型民间组织虽可以更好地增益个人的社会资本,但在组织社会资本的聚合与增益方面有欠缺.     

“农家乐”旅游企业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沙为例

“农家乐”旅游企业地处市郊或乡村,属于乡村旅游企业,农家乐的发展给当地带来了很多好处的同时也对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构建“农家乐”旅游企业环境行为评价体系,参照该体系对长沙范围内的“农家乐”旅游企业环境行为进行评估,分析“农家乐”旅游企业环境行为的主要驱动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街政治理创新的公民参与机制——以北京市为例

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速度的加快,我国城市街道事务管理的任务量和复杂性急剧增加,街政治理变革与创新势在必行。本文以公民参与和街道行政之间的生态互动关系为主线,依据"决策—实施—监督"的街政流程,对2007年北京市委社会工委成立以来街政治理的公民参与机制进行了案例分析。本研究发现,社区的公民参与及其组织形式塑造了街道公共决策的民主化机制,扮演着社区居民自组织服务或为其增能的角色,开辟了街政监督的公民社会路径,其在推动街政由低分权、封闭性、单向度管理,向开放式、参与型的公民治理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对策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

随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建设的有效载体,也是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和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途径。本文以哈尔滨市为例,分析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必要性,对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进行总结,从而归纳出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对策。     

农村凋敝与家庭秩序变迁——以中部某村为例

中国农村发展到如今,产生了空心化、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社会问题,这与家庭秩序的变迁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家庭秩序变迁一方面使传统的道德主体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经济伦理,另一方面使人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宗法制度走向衰弱,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使得农村基本社会秩序动摇。     

善治:中国的思考——以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研究范式

人类发展理念与全球化进程的整合产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但是,社会资本与善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制约与依赖的关系。随着我国不断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善治也终将成为我国公共管理的基本取向。目前,我国现代社会资本还相当缺失,制约了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必须发展公民社会的现代公民意识,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必须发展公民社会的公共精神,提高公民社会的认同、信任、合作和互助水平;必须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形成现代社会资本的组织网络。社会资本的发展是推动我国“善治”型公共管理模式形成的必然选择。     

试探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构建的中国路径——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背景

中国共产党建党已满90周年,追忆过去,展望未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排除万难,不断前行。回顾市民社会发展的西方路径,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不断深入到当今中国发展的各个角落的背景下,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在社会生活中的其他领域,都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按照立足于本国的中国路径,作出积极回应。     

农民社会资本的嬗变及其对农民公民身份的塑构——以山东农村X村为例

在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背景下,随着农民流动性的增强,农民的社交关系网络、信任关系和行为规范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国农民的社会资本正由内生型社会资本逐步嬗变为建构型社会资本。这一嬗变过程,培养和激发了农民的自主性、权利意识和公共利益关怀,有助于农民公民身份的塑构。     

人民公社时期队干部政策执行中“变通”问题研究——以河北省部分地区包产到户为中心的考察

人民公社时期,队干部虽不是国家行政系统中的组成人员,却是贯彻和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神经末梢,因此,在“变通”执行政策问题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尽管上级的教育和整训比较严格,实践中广大队干部与农民一起,采取多种应对策略,对集体经营等比较硬性的农村政策进行了修改“变通”.探究原委,维护村庄稳定与社员生活是“变通”的主要原因;疲于应付十分棘手的经营管理是“变通”的主观原因;费力不讨好、经常被问责是“变通”的社会心理动因;乡土村落中重人情往来的传统文化使队干部尽可能地向农民靠拢.总之,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反思集体化时期的乡域治理,同时也对理解现今农村基层干部“有选择性”地执行政策问题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简析建构农村公民社会的制约因素——以豫西南某县前村为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建立公民社会成为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方向所在。而目前,农村公民社会发展相对缓慢。鉴于我国大部分农村情形的相似性,本文试以豫西南某县前村为例简析建构农村公民社会的制约因素。     

“两新”党组织发展公民福利的社会效应研究——兼以江西赣州浙江商会为例

“两新”党组织发展公民福利的社会效应,主要体现在解决两新组织内部党员的发展所需,使党组织获得归属感;提升“两新”组织领导人的政治地位,使党组织获得使命感;发挥“两新”组织扶贫帮困的社会功能,使党组织获得认同感.“两新”党组织发展公民福利为基层党组织寻求了进行党建的长效机制,拓宽了公民福利发展的社会内涵,增加了“两新”组织本身发展的社会资本.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创新实践——以芜湖市的探索为例

为了吸引和扩大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各地政府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但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芜湖市的做法是:通过开办市民心声,完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机制,建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监督机制,搭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平台,持续加大对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专项投入,有效提升了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水平。其经验告诉我们,提升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水平,要加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建设,推动公民教育与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融合,加大政府投入。     

第三部门的发展与公民社会的前景——以温州商会为例

我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导致越来越多的权力要素流入社会,如温州商会这样的第三部门有效地匡正了市场失灵等现象,也成为地方政府的必要助手。由于研究者们还经常赋予第三部门以公民社会结构要素的意义,就导致了我国第三部门研究中两种“国家—社会观”的矛盾。对温州商会的考察表明,我国第三部门的实际状况更接近合作主义框架,而合作主义也是第三部门未来最为可能的发展路径,在合作中,公民社会发展才成为可能。     

城市青少年公民意识的觉醒与引导——以广州为例

近年来,在以广州为代表的许多大城市出现了一批80后、90后为代表的青少年公民发起的公民行动,这些行动涉及的主题涵盖了文化保育、公益环保、个人权利和公共事务等各个方面。这批青少年公民意识的觉醒表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征,在肯定和支持城市青少年社会参与意识发展的同时,考虑到青少年自身的不足和局限,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做好引导工作也十分必要。     

撬动对话与秩序生产：草根NGO何以提升环境风险沟通效能——以“垃圾焚烧风险沟通”为视窗

进行“多向-交互式”沟通是防范和化解环境风险的关键环节。在中国治理场景中,草根NGO能否以及如何促进沟通效能提升？本研究以垃圾焚烧风险沟通为视窗,基于对六家草根NGO的长期追踪,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法揭示了其提升环境风险沟通效能的“环式理论逻辑”,即：认知引导机制、政策保障机制、能力支撑机制及反馈激励机制促使NGO选择“撬动对话”这一沟通策略,通过平衡主体、激发意愿、优化内容、拓展空间四个维度的努力推动利益相关方坦诚对话,进而生产出情感、组织、言说、合作四类秩序。秩序的稳定运转将促使风险沟通效能在信息展示、意见交换、弥合分歧、推进合作等四个层次获得提升,并反哺于策略塑成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情境拓展进一步凝练四个理论命题,实现对逻辑框架的深度解读。本研究一方面推动了“对话理论”的本土化和操作化,丰富风险沟通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刻理解风险场景中草根NGO的角色及政社关系,为构建环境风险治理共同体奠定基础。     

探索建立三位一体良性的民主互动机制——以执政党、国家与公民社会三位一体

民主是人类最古老、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时至今日,民主都是一个极富争议、内容丰富、有待研究的课题.但民主制度及其民主理论是一个不断被发展的过程,而民主的体验过程也是因人而异的利益博弈过程,在全面构建社会主义新时期,重新解读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显得尤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