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官员与“省管县”改革(Ⅰ)——基于能动者的研究路径

文章从能动者的角度,分析了县级官员,尤其是以县委书记为代表的领导干部在省以下分权改革中的作用。首先勾画县级领导干部的结构性特征,分析他们在市管县、省管县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分析表明,县级领导干部对于这两次分权改革,尤其是省管县改革的影响力之所以提高,主要在于县在整个政治体制中的战略意义提升了。最后简要讨论了海贝勒和舒耕德提出的战略群体概念,指出县级官员内部的分层,以及县级官员的地方化管理,决定了要将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县级官员视为一个战略群体,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县级政府决策制度化建设研究——基于“省管县”改革的视角

"省管县"改革的推行旨在改变县级政府受制于"市"的旧状,通过"扩权强县"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但在"省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决策将可能衍生决策失误、权力滥用、矛盾激化、区域摩擦、盲目逐利求绩等问题,综合分析这些问题进而探讨县级政府决策制度化建设的机制走向、制度走向、法律走向、绩效评估走向,将益于"省管县"改革的顺利推行及县级政府决策制度化建设的思路拓展。     

省管县体制变迁的浙江模式:渐进改革与制度路径

浙江的省市县政府层级体制是一种接近于省直管县的体制模式,其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的繁荣发展。该模式是通过不断完善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从连续多轮的强县扩权到扩权强县等一系列改革实践逐步形成。而浙江市场化改革的先发优势、较为合理的区域面积和行政区划、以块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空间结构以及市县平衡的发展战略构成了省管县体制浙江模式的制度条件。同时,当前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着法律、制度、观念和利益上的多重障碍,必须从整体上统筹谋划、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体制,合理划分省市县政府间的职责权限。     

省管县体制变迁的浙江模式:渐进改革与制度路径北大核心CSSCI

浙江的省市县政府层级体制是一种接近于省直管县的体制模式,其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的繁荣发展。该模式是通过不断完善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从连续多轮的强县扩权到扩权强县等一系列改革实践逐步形成。而浙江市场化改革的先发优势、较为合理的区域面积和行政区划、以块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空间结构以及市县平衡的发展战略构成了省管县体制浙江模式的制度条件。同时,当前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着法律、制度、观念和利益上的多重障碍,必须从整体上统筹谋划、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体制,合理划分省市县政府间的职责权限。     

"省管县"改革的维度与进度: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省管县"改革是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战略,具体可分为财权维度的改革、事权维度(包括经济管理权限和社会管理权限)的改革和人事权维度的改革.我国已有22个省(区)开展了各种实践形态的"省管县"改革.根据各省的改革政策文本分析,当前的"省管县"改革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从三个维度来看,当前的"省管县"改革呈现出明显的非同步性.进一步深化和推进"省管县"改革,应着重推进人事权维度的省直管改革.     

关于县级综合改革与发展创新——基于榆社县的调查

榆社县是位于山西省晋中市的一个山区小县.近年来,榆社县委、县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传播与时俱进的先进理念、营造谋事创业的工作氛围、构建科学高效的行政机制、培育勤奋敬业的干部队伍"为发展前提,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为发展动力,把握县情,自加压力,全力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健康、快速发展.2007年,全县生产总值达到21.3亿元,同比增长14.9%;财政总收入达到4.48亿元,同比增长24.86%,五年间连续突破1亿、2亿、3亿和4亿元四个大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121元,同比增长19.6%;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74元,同比增长8.8%.全县还投资388万元解决了农村人畜饮水困难,对全县68所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在校生全部免除学杂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从31元提高到50元,为农村特困群众发放医疗救助金28万元,覆盖全县城乡的交通网络基本建成,实现了村村通移动电话、村村通宽带网络、村村通数字电视的"新三通".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与县委、县政府的三方面改革创新思路分不开.     

国家与社会视角下县级剧团改革的路径及未来

县级剧团作为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载体,政治伦理、市场经营、艺术传承等角色的有机统一,是其理想角色定位。县级剧团在经历了"游民社会"的戏班、"泛政治化"时代的剧团及市场化改革时期的"企业"的体制变迁后,其中的大部分在市场化改革中逐渐陷入了困境。科学合理分析县级剧团市场化改革困境所产生的原因,非盈利性组织的定位应是当前其改革的理想目标和路径指向。     

“供给侧改革”面面观(上)

正"供给侧",作为一个经济学名词,在2015年岁末中央高层重磅提出后,一跃成为"热词"。而提出"供给侧改革",被认为是中国宏观政策的重大分水岭,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其成功与否,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何谓"供给侧改革"?如何领会其精神实质?迅即成了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权威人士、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政策性解读与学术性阐释。而推进"供给侧     

论“省管县”体制实施的困境与障碍及其消解

"省管县"业已成为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大势所趋。然而,现有的理论研究多以克服市管县体制的弊端作为出发点和视角,鲜有对"省管县"体制实施的障碍进行研究,因而缺乏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为了使我国的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从而陷入"省管县——地(市)管县——省管县——地(市)管县"的怪圈循环,本文从心理层面、操作层面和体制层面等三个不同的视角对"省管县"体制实施的困境与障碍作出全面的梳理,并进而提出改革我国地方政府体制的基本思路。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路径

“大部制”改革是中央确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目前，国务院已经在“大部制”改革中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并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与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在问责制已成为我国政府运行的一种常态的情况下,对于被问责官员的制度安排却存在缺失。被问责官员何种情况下可以复出、复出到何种职位、以何种程序复出等缺少明确的规定,各地操作的随意性较大。这种相关制度的缺失不仅削弱了问责制的功能,而且可能会引发新的腐败行为,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完善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可以从完善相关制度、增加透明度、强化人大的监督和扩大公众参与入手。     

基于互联网的政治沟通机制的创新研究——以“官员微博”为个案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疏通利益诉求渠道,增强政府机构政务公开,促进政府与公民的沟通交流,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络。自1994年我国成为互联网的一员起,逐渐衍生了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政治沟通,并以其便捷性、自由性、广泛性,很快成为公民利益诉求的主要渠道之一。2007年中国第一个微博产品——饭否诞生,成为中国进入微博时代的开端。接踵而来的便是微博问政、微博政治沟通等新兴的政治沟通方式,立足于政治沟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官员微博来探讨微博对网络政治沟通机制的启发意义。     

超越“保障权”与“财产权”：宅基地改革的治理路径探析——基于江西“余江宅改”的案例分析

当前宅基地一户多宅、面积超标、违规占地等问题,本质上是村社集体土地管理能力落后所产生的土地资源低效配置问题。既有保障权视角和财产权视角下的宅基地改革研究,难以有效回应当前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绝大多数农户生产生活痛点问题。基于江西余江宅改的案例分析表明:通过宅改,组建村民理事会,发挥乡贤带头示范效应,充分利用熟人社会内部的群众动员机制,并围绕项目竞争有效构筑利益激励机制,可有效激发宅基地的社会属性,在嵌入乡村振兴战略框架的过程中提升土地管理能力、充分激活村民自治、有效整治空心村、实现乡村规划引领和促进乡村有效治理,并最终回应新时代广大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适用于广大中西部传统农区的余江宅改,为当前我国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了超越"保障权"和"财产权"的第三条道路。     

省直管县改革与县级政府财政解困——基于6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全国各地普遍试点并推广的省直管县改革被认为是实现县域经济盘活和县级政府财政解困的重要手段,但关于该问题的大样本实证证据却尚未发现。基于6省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自然实验的倍差法模型估计,本文实证分析了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省直管县改革的财政政策效应明显,显著提高了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率,但其政策效应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研究还发现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市、富裕县和规模较大的县的政策效应最明显。本文对上述发现进行了讨论,并据此提出省直管县改革通过提高财政自给率而对县级政府财政解困产生积极作用,但在稳步推进省直管县改革的同时需要采取配套措施;省直管县改革在不同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行政单位性质的县产生的政策效应不尽相同,各地在推行省直管县改革时应因地制宜,结合县域经济和财力情况,制定适宜的政策并采取合适的策略。     

论法心理学视域下司法的“能动”与“克制”价值平衡

心理学作为一门与法学有密切联系的基础学科,其着眼于人性本身,是反应司法过程中民意的走向的工具,为司法体制改革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与科研视角。司法模式中能动与克制的价值平衡一直是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研究的重点,从心理学这样一个全新的角度,结合马斯洛的整体动力理论,剖析与解读两者的取舍与平衡,体现法心理学在司法实践领域实际应用中发挥的突出作用。     

改革“顶层设计”的路径期成

随着改革进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渐次展开,以往局部性的改革模式日益显现出弊端和不足,亟需从顶层设计来统揽全局。顶层设计这一全新的理念和方式,要求着眼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与一般问题,在总体规划、全局意识和战略思维的指导下,在机构创新和共识构建的基础上,以政治体制领域为改革顶层设计的重点指涉对象,以人大制度改革为路径选择,整体地推进改革事业有序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     

“放管服”改革的理性与价值——基于政府改革进程的梳理

"放管服"改革作为当前政府改革的重头戏和先手棋,学界对它的研究较多地停留在具体方法技术的问题与改进上。从政府改革的价值与理性的历史梳理着手,对"放管服"的价值和理性的内涵、关联及导向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放管服"改革的目的和导向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公平与效率及其衍生价值的兼顾与平衡。     

“目标管理”与“政治评价”：县域官员二元评价体系研究

围绕影响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主要因素这一问题,学界形成了“绩效论”和“关系论”两种主要解释路径。这两种解释路径都存在偏颇。基于田野调查研究发现,县域治理存在目标管理与政治评价两种考评方式。目标管理具有周期性、流程化、数量化等特征,由于考核结果的均平化、失准化,使得该项制度难以真正发挥识别、选拔有能力的领导干部的功能。政治评价具有政治性、模糊性和个体性等特征,它体现了“以事评人”“依任务提拔人”的价值取向,契合党选拔干部“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选人用人导向。目标管理与政治评价共同构成了县域治理中的二元评价体系,与县域治理中的事务属性、干部结构和干部选拔要求相匹配,契合了中国治理体制和干部选拔培养的需求。     

“三产”:亦苦亦乐一条路——对“精神生产者”创收的采访札记(上)

一切仿佛都是顺理成章地发生的。当物质生产部门的改革为彻底打破“企业办社会”模式,竭尽全力“剥离”所有生活服务性“拖累”以使企业变得“纯粹”时,“精神生产”——科学、文化、教育、艺术、新闻、出版诸事业单位在十数年的改革中却逆向走了一条全面力、“三产”的路——小单位少则几家公司几个“实体”,没办实体的也至少有几个创收项目,而有的较大的机构竟办出了几百家公司和实体。一点不夸张地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已经找不到一个依然存在却无创收行为的“精神生产者”了。这种“母生子”式地“生”出“三产”,不言自明地是要一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精神生产者”,学会用自己的“肩”自己的“手”为国家分担“社会”责任——也就是养活他们自己。“圈”中有人士描述此种经历的感受时,几分无奈几分戏谑地说:“真有点儿‘养儿防老’的味道。”     

“三产”:亦苦亦乐一条路——对“精神生产者”创收的采访札记(下)

只要放得下“臭架子”,不再羞涩,就见处处有“点子”处处可挣钱。就这样于“薄弱”处向人们的“成见”挑战,也用实绩给世界一个惊奇。 故宫博物院靠着“祖宗”遗产一直是国人经久不衰的“景仰”地,去年仅门票收入就高达近1.7亿元。与国家从财政“蛋糕”上切给全国“文博”事业的全部经费基本相当。当然,这是“故宫”的正常业务收入,不算本文论及的创收。但这笔钱,除留一部分给故宫“抵拨经费”外,绝大部分得如数上交给国家文物局。从更宏观一点的立场去分析,是否也可以把这笔钱当作文物局的“创收”呢?因为文物局用它弥补全国“文博”经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