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城市社区 同享发展成果——解读民政部《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

2011年12月21日,民政部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中央有关部门就农民工融入社区问题下发的第一个专门性政策文件。《意见》从国家层面描绘了农民工参与社区生活的＂路线图＂,为充分发挥社区功能作用,健全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实现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的目标提供了制度依据和保障。     

城市社区: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共存空间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融入城市既是城镇化推进的动力,同时也是城镇化的最终目的。而现阶段城乡隔离二元社会体制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导致了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居民相互隔离,形成了"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子"的现象,进而在城市中形成了"二元社区"。因此有必要在引导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以社区这一"共存空间"为依托,开展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的"社区行动",进而引导其在"共建共享"的社区文化中实现城市融入。     

熟悉中的陌生:一位80后返乡农民工的社区体验

基于实践社会学视角的个案考察,80后农民工返乡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回流,返乡使得他们走进一个被农村与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境地,城市排斥与乡土认同排斥的双重排斥感充斥着他们的生活与认知世界,在如此熟悉而又陌生的社区体验过程中,他们以一种策略性适应的实践逻辑去实现社区的融入。透过80后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实践轨迹分析,研究最后认为,返乡农民工是一种单向度的城市化宿命。     

四川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制度障碍及其政策创新

农民工融入城镇是当前城镇化发展的重点核心问题。四川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发展进程不仅带有自身特色,同时也包含了全国的共性。本文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出发,对阻碍四川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制度障碍进行分析解读,充分借鉴了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有益经验,在提出四川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相关政策建议的同时,也为全国城镇化发展提供研究和决策的相关依据。     

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劳动就业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但二元就业制度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歧视和不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的提升造成了不利影响,弱化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动就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和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职业融入问题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活跃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却难以实现从"民工"到"产业工人"城市职业融入的特殊群体。相对于其父辈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具备了更多实现职业融入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但仍面临诸多障碍性因素的困扰。只有构建一个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突破重围的多元支撑体系,依靠政府引导、与企业的互动、主体自身的努力、工会的积极协调、社会的充分包容等五种合力的共同作用,才能不断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职业融入。     

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子女社会规范行为的探讨——基于广州市一城中村的青少年社会工作实践

农民工子女是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群体,由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缺失、社区居民的污名化和排斥、社会支持网络的缺位与乏力等,农民工子女不良的社会规范行为问题容易出现和凸显,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又会影响他们的社区适应和社区融入。此研究以在某城中村的实践经历为基础,从能力建设、心理调适、社会支持三个维度的综合发展策略介入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规范行为问题,社工在能力建设中发掘促进农民工子女行为改变的积极因素,在心理调适中强化他们改变的愿望和意识,在社会支持中巩固他们改变了的效果。这能增强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及自信心,顺利地融入社区,健康成长。     

农民工市民化:构建和谐社会之必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分配格局面临重构,社会资源和社会阶层正在重新整合,社会矛盾凸显,农民工群体的"权益困境"地位亟待改善。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然会惠及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群体。积极探索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新途径、新方式,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必然选择。     

标签理论视域下的“农民工”称谓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和城镇化、工业化的加快",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的主要社会群体。"农民工"这一称谓的出现便带有一定的"贴标签"色彩。追溯"农民工"群体的历史,基于社会学中的标签理论,对"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及其社会标签的形成原因,如制度因素、外出动机、大众传媒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进行深入剖析,从政府、农民工及城市社区等角度入手寻求"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去标签"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继续社会化的问题及其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继续社会化是新生代农民工面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发展的"合理化选择行为",而融入城市是这一选择行为的根本目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价值观状态的"夹缝"式、行为模式的形式现代性、职业技能水平的低层次性、社会角色转换的边缘化等方面继续社会化问题日益凸显,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适应城市生活。城市与政府应积极协调社会力量,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这些障碍。     

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及对城市感知关系的影响——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是当前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了研究文化融合、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和社会融合等诸方面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感知关系水平的,基于2010年在沪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城市融合诸因素对城市感知关系(生活满意度、认同度、未来发展意愿)的影响。发现:文化融合程度越高,农民工对上海的认同程度就越高,也会更愿意留在上海发展,但其生活满意度未必越高;经济融合程度越高,城市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度和未来留在上海发展的意愿都越高;政治融合只对未来发展意愿有影响;社会融合越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越高,对生活也越满意。研究为政府引导和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提供了新的视角。     

心理压力、城市适应、倾诉渠道与性别差异——女性并不比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更严重

基于调研数据分析发现,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显著大于男性;但透过调研中大量个案访谈却发现,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比男性更少出现过激行为,更适应城市生活。回归分析亦证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大,但城市适应力却更强。通过机制解释分析则发现,导致这一悖论的原因主要在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诉说和社会帮助两方面显著优于男性,拥有较好的心理疏导机制。     

农民工的进城方式与职业流动——两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

利用社会关系网络结伴外出、依靠"亲友介绍"工作是两代农民工初次外出与求职的共同特点,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代农民工进城主要追求经济利益,新生代农民工则主要追求个人发展,农民工外出倾向于低龄化,童工现象比较严重。农民工进城之后,"跳槽"频繁,就业层次低,多数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只是一种"平移",并没有带来职业地位的提升。相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层次比第一代农民工高。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中的断裂现象

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中存在三种断裂现象:乡村社会信息系统与城市社会信息系统之间、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城市社会关系网络之间、农民工管理组织和大众媒介信息传播之间。由此笔者还提出了信息洞这一概念。     

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

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大批农民工再次涌入城市,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农民工群体不断壮大,他们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自身的生活、工作条件却极为艰苦。应当通过广泛的社会保障解决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From Being a Problem to Having Problems: Discourse,Governmentality and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new discourse on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that emerged in the 2000s, and how this discourse is contested by an alternative discourse.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the new discourse has facilitated socialist-liberal governance by transforming migrant workers into self-governing individuals. Moreover,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socialist-liberal governmentality is based on a post-political understanding that promotes a society without structural differences and reformulates social problems as individual deficiencies. Based on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Chinese newspaper coverage, the article analyzes how this post-political myth is contested by a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that repoliticizes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problems. In conclusion, the analysis points to how media discourses can contest governmental projects.     

农民工媒介形象嬗变:从“边缘人”到“新市民”

运用再现理论对《人民日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的历史研究发现,媒体建构的农民工群体正在蜕去早期的形象,经历着从都市"边缘人"到成长中的"新市民"的时代嬗变。这对于正确认识真实的农民工群体,正确认识城市化过程中的客观表象及背后的社会心理变迁,揭示大众传媒助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规划性变迁视角下的农民工走向与对策

社会作为一切人和社会关系的总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迁。农民工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期的产物,反映了社会变迁的特性。社会变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放任主义的自然变迁,一种是体现人的意志的规划性变迁。将农民工纳入规划性变迁中,有助于改善其生存状况,使之成为社会变迁的有机组成部分。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五年规划/计划,农民工在规划性社会变迁中由消极限制到积极保障,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要求通过国家规划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有的过渡性社会群体最终趋于消失。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知现状调查与分析——以杭州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在自我身份认知上,一方面表现出对融入城市的期盼;另一方面,出现自我对身份认知迷茫、困惑,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认知失调及行为的选择性差异。其群体内部日趋显著的分化也逐渐引起社会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这种分化所产生的个体对身份认知的不同应引起社会高度重视。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知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探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知相关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