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组织环境的组织模式重建

从既有的组织来看,都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组织的建构本身就是为了在具体的环境之中去开展集体行动,环境决定了组织的形式以及性质,反过来,组织的职能也体现在环境控制方面。迄今为止的所有组织都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其环境控制之所以可能,也是由组织环境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所决定的。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既有的组织在这一条件下已经无法实现环境控制,以至于我们的社会呈现出危机事件频发的态势。在风险社会中,在危机事件频发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谋求组织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所以,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将是历史的必然。合作制组织拥有面对环境的充分开放性,特别是因为其开放性而获得的流动性,将使组织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显示出超强的能力,而且,也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下开展集体行动的最佳途径。     

论合作行动的条件:历史背景与人的追求

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共同行动所采取的是协作行动模式,当我们的社会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协作已经不再能够成为共同行动的有效模式,而是需要去建构起一种合作行动模式。特别是面对频发的危机事件和在风险社会中去开展行动时,共同行动中的随机性行为选择和灵活性的反应机制都要求人的共同行动必须是合作行动,而不能恪守协作行动的模式。在此情况下,作为行动者的人需要重新定义。虽然语言、劳动依然是人作为人的必要条件,但更需要从人的行动的角度去定义人。合作行动中的人是有道德的人,反映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信任。正是信任,构成了合作的前提。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是服务和从属于人的共生共在的,每一个行动者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指向人的共生共在,也只有以人的共生共在为目标的行动才是真正的合作行动。     

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的社会治理--读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突出了制度主义的逻辑，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制度的框架下开展的。制度主义逻辑中的社会治理依附于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政府位于社会治理的中心，通过制度对社会进行普遍性的统一的治理，结果却在对技术理性的追求中把社会治理导向了精英治理的格局。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局面受到了挑战，依靠制度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失灵，因而需要谋求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就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来看，由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行动与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被重置。民主的内涵从制度转向行动，专注于行动会把社会治理引向合作治理的方向。张康之教授的《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为我们展示了社会治理从制度主义到行动主义的转向，并创造性地描述了走向合作治理的图景。     

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变革政府模式

在创造性技术不断涌现的当今社会,技术的应用正在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治理变革浪潮,而在这些变革浪潮中,社会系统自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在迅速增长。传统上认为的复杂系统必然是等级结构的思维受到了创造性技术兴起的冲击,我们越来越发现复杂系统正在打破原有的线性结构而呈现出一种网络结构,为此可以断定,人类正处在社会结构网络化的进程中。如果说既有的管理型政府模式是与线性的、等级制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并基于这一结构去开展社会治理行动的,那么,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则呼唤一种与管理型政府模式不同的全新的政府模式来与之相契合,而这一政府模式正是服务型政府。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产生于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是出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要求而产生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中产生的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它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需要实现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以及公共行政的继承与超越。     

“舆论倒逼”的形成条件、影响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公众意见在微博、微信、论坛等新媒体平台上凝结为高度统一、与官方期待不相协调的"和声",迫使官方做出回应或调整政策行为的舆论现象时有发生,学界将其定名为"舆论倒逼"。"舆论倒逼"是社会利益分配、政治文化环境、媒介技术发展等多元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它既可以作为政府改革的外部动力,也可能发展成为舆论危机。摸清其性质、探究其形成机理,对提升我国政府的舆论引导水平、能力,推动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活动

工业社会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生成的组织,都只能满足这一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组织功能.然而,人类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正在进入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已有的组织很难满足要求,从而使许多社会问题被积累起来而演化成危机事件.考虑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条件,需要建构起合作制组织,在合作的理念下赋予组织成员更多的自主活动空间.通过组织成员创造性的发挥去应对不确定性.     

政治稳定治理模式革新的秩序力重组与疏浚

要使政治秩序达到最佳的运行状态,必须对政治稳定的治理模式进行不断地调适,而秩序力是驱动政治秩序发展和运转的最直接力量,因此,对秩序力进行适时的优化重组,对其运行的阻力给予及时的疏浚排解,是推动政治稳定治理模式革新的一条重要路径。根据社会秩序原理和治理现代化的愿景,对秩序力的优化路径要秉持和采用三种理念及策略。(1)政治暴力上,追求霸道与王道悖论性矛盾的现代性和解与功能互补,即适度消减"霸道",适时增加"王道",实现二者的包容性、现代性和解与融合。(2)政治权力上,保持党和政府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持续性、阶段性强势交叉互动并动态调适,即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适度推行"大政府—大社会"的阶段性双强治理模式;在政党与社会关系上,保持"强政党—强社会"的持续性双强治理模式。(3)政治权威上,推进从法理型权威到生态型权威的更高阶升级,重点厘清几点认识:多中心治理不是去中心;权威的形塑不仅限于党内也不仅依靠历史合法性资源;维护权威不仅限于单向度交往;包容性治理不仅仅是政府对民众的仁爱。     

嬗变与重构: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分析

公共服务是国家与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服务模式经历了从"集权熔合—公平至上"型模式向"解制分立—效率优先"型模式,并最终向"多元竞合—均等共享"型模式嬗变的历程。模式转型意味着其内在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以及技术选择的革新。回溯中国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历程,有助于在中国语境下解析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型,探寻其进一步创新的现实路径,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边界的重塑、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构。     

在风险社会中看任务承担方式

组织的动态表现形式就是承担任务,但以什么方式承担任务,则是由组织的性质决定的。或者说,以什么方式承担任务反过来决定了组织的性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官僚制组织是以分工-协作的方式承担任务的,而在人类走进了风险社会,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这种任务承担方式陷入了失灵状态。我们所谈论的风险社会亦如贝克说的是"全球风险社会",它把人类转变成了命运共同体。在这个社会中,行动的任务就是人的共生共在,所采取的方式是合作而不再是分工-协作。合作是自由的和自主的,合作制组织是开放的和具有流动性的,我们也将这种组织形态说成"液态化"。合作制组织是适宜于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承担任务的组织。     

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再审视——基于A市“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2013-2016）的实证研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作为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与突出亮点,不仅体现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更在深层意义上反映了政府与社会关系格局的动态变化。基于2013-2016年A市政府使用“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短面板数据,对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重新进行了审视。实证结果表明,包括替代型关系与合作型关系在内的两类理论假设都得到了经验数据的部分支持,在功能替代、功能吸纳以及功能嵌入等不同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现阶段中国的政社关系表现为一种兼有替代与合作的复合形态。在对未来政社关系的展望上,认为政社关系的理想状态应当是在双向赋权和利益共容的基础上走向共生,但目前尚无充分理由认为政社关系已实现了从替代到共生的演化。     

政府边界问题及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研究--基于政府权力边界、职责边界、效率边界与能力边界分析

政府边界问题对于理解什么是政府，以及政府的合适规模。应该承担的职能以及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极为重要。政府边界问题实际上有两个层面，在显性层面体现为政府的实际规模和所支配的资源；在隐性层面体现为政府的权力边界、职责边界、效率边界和能力边界，其中权力边界界定了政府所拥有的权力运行范围，职责边界界定了政府应该要做什么和发挥什么作用，效率边界反映的是在哪个范围内政府的行为有效率的，能力边界体现的是政府所能够发挥作用的最大范围。这四种隐性边界共同界定并外化为政府显性边界，从而规范和塑造了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可以将政府职能按照权力-职责维度以及效率-能力维度的高中低程度划分为九个区域，认为政府职能优化的基本原则是集中于高权力-职责维度和高效率-能力维度的区域，而退出低权力-职责维度和低效率-能力区域，对于中权力维度-职责的效率则应根据市场、社会的能力给予酌情考虑，适度涉足。     

政府定位——行政改革分析的新角度

如何摆正社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何者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这两个问题时时刻刻在影响着中国行政改革的进程。为促使中国行政改革能够自觉、稳妥地进行，本文从中国20余年间起伏的改革历程出发，结合国际社会政府定位的基本理论观点、经验和教训，在否定政府决定论和市场决定论的基础上，断定采取国家社会组合模式，尽管会阻力重重，但这可能是中国政府定位惟一正确的形式，也是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     

危机状态下政府行为重整——对抗击SARS中政府行为的个案分析

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政府将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以我国政府抗击SARS过程作为分析个案,从组织设置的视角,探讨政府在面对不确定境况时,如何进行组织安排和思维转换,将个体行为与集体效率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化解各种危机和缓解不确定性;同时如何处理危机状态下政府决策中的科学发现与社会控制的关系,从而达到寻求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行政体制改革与阿什比定律——关于我国政府管理模式变迁的控制论解释

阿什比的“必要的多样性”定律指出,管理系统的复杂性需要与管理对象系统的复杂性相适应。运用这一客观定律,可以对建国以来我国政府社会管理的演变做出新的诠释,并揭示出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与完善市场体制、发展第三部门和培育公民社会,是应对社会管理复杂性的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Political Trust and Compliant Social Behaviour: The Politics of Covid-19 in Britain

It is commonly said that the lockdowns and social distancing necessary to control coronavirus pandemics will only work i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trusts its government, believes the information it provides, and has confidence in its policies.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record in 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its policies and performance, and compares this with the public’s use of the mainstream news media. It then considers how these two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ffected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public compliance with social distancing and lockdown rules. Lastly, it compares Covid-19 with Brexit and draws conclusions about how beliefs and behaviour are formed when individuals are personally faced with a serious threat.     

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指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状态决定了政府角色的基本特征。一般来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是一体化的,政府是万能的、权力是无限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是二元化的结构,政府的能力和作用是有限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小政府大社会”。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Reconciliation Arguments in John Rawl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bstract

Recently debates about the worth of “ideal theory” have directed attention to the functions that an account of a perfectly just society can serve. One function is that of “reconciliation”: learning that a seemingly undesirable feature of the social world would exist even in the perfectly just society can show us the value that it has in the present as well. John Rawls has emphasized reconciliation as among the role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instance, Rawls claims that his theory of justice can reconcile us to the pluralism of liberal democracies. In this essay, I argue that Rawls’s political theory also can reconcile the inhabitants of liberal democratic societies to the fact that such societies may be cognitively confusing on account of their complexity. Then I contend that Rawls’s work offers valuable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analysing a society’s transparency or lack there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