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

2008年大部制改革方案的出台,拉开了我国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帷幕.大部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这一点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都如此.搞好大部制改革,不能局限于大部制本身,而应该从更广的视野出发,在行政体制改革的整体框架下设定新思路,解决大部门的协调机制、行政区划层级及政府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等全局性问题.     

预解“大部制”改革

第六次行政体制改革,已是风雨欲来;大部制改革2008年将会先选择试点部委;能源部相对明确,其他仍存悬疑。中国政府又将对自己庞大的行政体系进行改革,这一次的行动代号是"大部制"。     

预解“大部制”改革

第六次行政体制改革，已是风雨欲来；大部制改革2008年将会先选择试点部委；能源部相对明确，其他仍存悬疑。     

通过大部制改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大部制是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大部制改革是中国政府为适应新形势下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当前大部制改革面临权力和利益难以整合、部门内部难以协调、人员难以分流、权力难以监督等诸多阻力。在当前形势下,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注重民生、努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加强政府职责和机构设置的法制化建设等,是大部制改革突破阻力、走出困境的重要路径选择,也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具体方法。     

大部制改革:理性定位与战略设计

准确定位与科学规划是大部制改革尚待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大部制改革是以结构优化并精简机构为目标的机构重组行为,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进行大部制改革应从内外两个维度制定战略设计,即以机构重组为中心优化部门结构、职能结构、层级结构,以调整政府与社会职能关系为主线理顺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和政事关系.     

行政生态学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我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目前面临机构对接、条块协调、人员分流、权力监督等方面的共性困境。从行政生态学视角分析,大部制改革的困境主要源于当前我国处于过渡社会阶段的特有行政生态环境,具体可归因于纵向权力配置中行政高度政治化的权力异质性、社会保障力度弱导致的改革基础脆弱性,以及法治政府建设滞后造成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形式主义。因此,为使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深入推进,必须改善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面临的行政生态环境,主要是层级政府间应科学划分政治性权力与行政性权力的边界;各级政府应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夯实改革的物质基础;中央政府应改革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体制,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公私伙伴关系与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

公私伙伴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初诞生于英国的一种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它在历史上有着多种形态。公私伙伴关系经历了几种形态的演变,即传统的公私伙伴关系、经济—财政型公私伙伴关系、管理型公私伙伴关系和行政改革型公私伙伴关系。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正面临着来自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心、官僚制结构弊端、公共利益部门化与部门利益个人化的挑战。对此,应从创新公私伙伴关系的概念外延角度,力图以决策与执行职能的分离及协调职能的良性运转实现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     

基于大部制模式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刍议

推行大部制是地方机构改革的重要创新举措。但作为一场深刻的政府自我革命,地方政府在推行大部制的进程中面临着职责同构、部门利益、机构磨合、代理缺位等诸多困境。为使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顺利推进,应采取的策略是:进行政府职责和机构的再设计;科学平衡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构建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加快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改革。     

“简政”更要“精兵”

201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在地方上，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浙江富阳市实践的“大部制”改革颇引关注。其中，顺德将41个党政部门合并减少到16个，被媒体与学者以“最大胆大部制”来形容……     

论“大部制改革”的纵深策略——决策、执行与监督制约与协调的视角

"大部制改革"是我国目前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制度亮点,同时也是国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政府管理模式,但是结合国情,"大部制改革"在我国向纵深进行也存在着诸多难点.针对现存的难点,有必要在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上从决策、执行与监督相互制约与协调的框架内提出相应对策,以保证"大部制改革"向纵深进行的力度和持续度.     

大部制改革整合评估框架：要素、理念与效用

大部制改革研究的缺憾之一是缺乏一个整合评估框架。框架构建的学术价值在于推动研究的系统性、相关性和持续深入，实践意义主要在于体现责任政府理念。项目评估的相关研究是框架构建的理论基础，新西兰大部制改革则提供了经验借鉴。整合评估框架围绕大部制改革的三大环节设计，包括12个要素或考察维度，体现了结果导向、责任政府等现代理念。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及其重点

当前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政务公开、政府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政府工作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公正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改革、公车制度改革、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反腐倡廉等十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推及未来“,十三五”期间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将重点围绕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推进事业单位制度改革,加快和加大力度建设“四个政府”,推进政府廉洁履职和反腐败斗争,坚决处理为官不为、克服庸政懒政怠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加快各项行政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等十个任务展开。     

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一把手”腐败、用人腐败、司法腐败、公贿和行政腐败等政治领域腐败现象日益突出。制度反腐败的重点应当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通过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其中,党政领导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府间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遏止政治和行政腐败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国“大部门体制”的理论内涵和改革路径

建立职能整合、机构协调的大部门体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大部门体制是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各项改革不断深化的结果,它围绕政府职能的整合与重组,贯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立协调,有利于政府流程再造和现阶段诸多问题的解决。由于国情不同,大部制在我国的顺利推进需要选择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改革路径。     

西方“整体政府”改革：理论、实践及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各国进行了以"整体政府"为内容的第二轮政府改革运动。在理论上,西方"整体政府"改革既是对新公共管理反思与批判的结果,又是一定意识形态作用的产物,还与各种协作理论密切相关;"整体政府"已成为当代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新趋向,并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新型政府改革模式,即"整体政府"模式。该模式具有深刻的内涵、鲜明的特征和独特的治理结构。在实践上,"整体政府"改革具有丰富的内容,既有改革模式上的共性,又有具体操作中的国别特色,并形成了一种最佳实践模式。这一最佳实践模式具有独特的文化与哲学、新的工作方式、新的责任和激励机制,以及制定政策、设计方案和提供服务的新方式。西方"整体政府"改革对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路具有三点启示:一是建立"内联"治理结构;二是发展"外协"合作关系;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和谐行政文化。     

市管县实践的反思:"复合行政"的视角

从制度演变的轨迹看,我国曾经三次大规模地推行市管县体制.由于制度背景的差异,市管县体制所取得的绩效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到各种弊端日益突出.分析市管县体制的各种影响因素,可以看出行政区划变革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局限性.要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问题,就应该从治理的角度,寻求有效的地方治理之道,复合行政的理念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新思路.     

重塑政府文化: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

政府是政治权力主体的承载者,政府自身的文明程度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行政体制改革,可以使人关注那些行政规制背后的主观制约因素,并有助于清理那些影响着政府官员"行政行为"的内在动因.可以说,重塑政府文化对于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行政监察体制改革审视我国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的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监察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有行政监察体制的缺陷和不足也日渐凸显。根据国外行政监察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建立行政监察专员制度,是完善我国行政监察体制、加强行政权力监督的路径选择。     

韩国政府绩效评估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启动了以创建廉价、高效和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改革。为推动行政改革和提高政府绩效,韩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绩效评估的实践,包括成立政府经营诊断委员会、加强政府绩效审计、推行制度评估和以目标管理为基础的公务员绩效评估制度以及制定实施政府绩效评估框架法案等。韩国政府绩效评估对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要把政府绩效评估与行政改革结合起来;提高公民对绩效评估的参与度;要重视对公务员个人的绩效评估;绩效评估要与管理模式相适应;绩效评估要制度化和规范化。     

Rural development management in Nepal,Part I: Coordination in the Rasuwa-Nuwakot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Rural development management in Nepal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now on the grounds of the country's weak aid-absorbing capacity, administrative slowness and poor project management. Though several reforms of the rural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s have been staged, at present coordination in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projects remains weak. The paper reports on the empirical findings of research on mechanisms, procedures,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 and problems of coordination. Although the country's environment, and its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straints, may negatively influence smooth operations in implementing integrated programmes, several policy considerations for improvement may be formulated. Among these, organizational reform with decentralization and reduction of the number of offices involved, strengthening the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especially budget release and personnel motivation, and a more integrated method of policy, programme and project formulation are the issues considered most important by the government officers themselves. Part II will appear in vol. 7, no. 3 of this journal, and examine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Karnali and Bheri districts of the Mid-Western Development Region of Nep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