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国政府信任的主要因素及其对策研究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众间一种良性互动的政治关系,政府的良性运作,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及不断扩大,民众对政府产生极大的信任危机,因此提升政府信任迫在眉睫。     

网络公关:地方政府与社会关系和谐的新探索

地方政府网络公关指的是地方政府以争取公众信任和支持为目标,通过运用网络沟通和传播手段发布信忠,影响舆论,塑造良好政府形象的活动,是实现政府与社会关系和谐的新探索.地方政府网络公关受到网络舆论环境、政治体系内压力以及地方政府利益等三个因素的影响.其中,外部舆论环境只有通过政治体系内自上而下的政治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在此情况下的地方政府利益因素也是可以改变的.     

关于政府信任危机问题的伦理学思考

政府有效运行的基础和保障是源于公众的信任。当前,各种涉及政府公信力问题的群体事件屡屡发生,我国政府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的考验。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人浮于事,官僚作风;浮夸造假,谎话连篇;假公济私,贪污腐败;漠视法律,权大于法。而今要解决信任危机,强化政府及公务员必须遵循的责任、服务、廉洁、公正和信用等道德准则势在必行。     

论政府信任的复合结构

政府信任是由知、情、意、行四种逻辑要素依次递进、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复杂的心理结构,是一种和谐的政治关系.政府信任包括微观或个人层面的信任、中观或制度层面的信任与宏观或价值层面的信任,构成多元客体共存的复合性政府信任结构.不同层级政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角色构成不同,表现为不同的行政能力、行为作风、权威性、亲和力,导致产生一种非均衡性分布的“差序政府信任格局”.通过政府信任的解构性分析,可以较为深刻地把握政府信任的合法性来源,正确调整和评估政府的行政行为和政策,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     

数字中国背景下算法决策的社会信任机制研究

算法决策已成为建设数字中国的一项基础性技术。由于算法决策系统的复杂性和科技依赖性等特征,在决策过程中容易引发隐私泄露风险、算法决策错误风险、算法偏见风险和声誉风险等算法风险,使用户面临不确定的算法决策环境。算法风险会引发公众对算法决策的信任危机,产生算法恐慌情绪并可能导致算法污名化,进而阻碍数字中国的进程。应对算法决策的信任危机,理念层面,要明确算法决策的技术理性;规制层面,要提前规避算法决策的风险;声誉层面,要为算法决策正名,实现算法"去污名化";用户层面,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算法用户环境,以构建算法决策的社会信任机制。     

当前中国地方政府信任危机事件的型态类别、形成机理与治理思路

当前中国地方政府信任危机包括负面特征信任危机、不当行为信任危机和制度不公信任危机三类。宏观上,政府信任危机与社会信任水平整体下降、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绩效与公众期望存在较大反差、制度倾斜与不公正现象大量存在等社会背景密切相关。防止和治理地方政府信任危机必须着眼宏观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我国足球运动信任缺失的形成机理分析

由球迷对我国足球运动信任缺失而引发的信任危机,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足球运动的发展。通过对我国足球运动信任缺失类型、发生机制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演变趋势的分析,提出我国足球运动信任缺失的治理思路:通过治理模式"转型"促进球迷对我国足球运动信任关系转型,提高我国足球运动的内在品质,健全政务公开与监督制约机制等。     

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

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政府治理活动开展的简化机制,是衡量政府公共政策实施成效的基本标尺。人民获得感是衡量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和共享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人民群众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收益、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总体感受。利用CGSS(2015)调查数据,通过模型建构与分析工具使用,探讨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一是反映人民获得感的三个代表性指标——经济获得感、民生获得感和政治获得感作为解释变量与政府信任因变量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具有积极影响,人民获得感的提升可以促进政府信任水平的提高;二是反映人民获得感的三个代表性指标对政府信任解释力的排名依次是民生获得感、经济获得感和政治获得感。为此,政府需要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导下,以经济绩效、民生绩效与政治绩效的有效实现为基础,通过人民获得感的提升,不断增进政府信任。     

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从政治信任类型、政治信任稳定性、政治信任来源等方面全方位考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样态,以期从一个侧面回应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理论论争。为此,以期望和风险为核心理论视角,以东亚民主化调查中关于中国大陆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于政治体系执政能力的信任要高于其为民执政意愿与品质的信任,存在着"中央-地方"与"能力-意愿"双重差序信任格局;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更多倚重于政治体系的过往声誉与当下的表现,而不是依据是否存在对政治主体的失信惩罚机制的判断,公众的政治信任稳定性不高,比较容易因为社会事件和思想风潮而出现波动;在政治信任来源方面,公众对政治体系治理绩效的感知和儒家文化传统会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但是,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更大,是公众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基于上述统计结果,发现学界对政治信任的粗线条或"省略式"测量是造成政治信任水平测量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表征探析

政治怀疑、政治冷漠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主要表征,它不仅折射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渐趋增强,而且对我党执政基础的破坏性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为此,地方政府唯有在未来的执政过程中建设一个高效廉洁、关注民生、诚信守责、民主法治的政府,有针对性地化解公众信任弱化危机,才能赢得并巩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可持续信任。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表征探析

政治怀疑、政治冷漠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主要表征,它不仅折射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渐趋增强,而且对我党执政基础的破坏性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为此,地方政府唯有在未来的执政过程中建设一个高效廉洁、关注民生、诚信守责、民主法治的政府,有针对性地化解公众信任弱化危机,才能赢得并巩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可持续信任。     

我国社会转型期政府信用缺失的体制原因及其改革路径

政府信用是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恪守并有效履行其法定职责或对公众的承诺而赢得公众的信任。政府信用之本质在于政府恪守职责,以有限的公共权力谋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用堪忧,政府职能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屡见不鲜。这与政府集权化、政府系统内部权力配置失衡、制约与监督的缺失与低效有着重要关系。转型期政府信用重塑,必须注重加强民主制度建设,通过建立以制约为主、监督为辅的权力约束机制和完善政府及官员的责任追究机制等来规范权力,从而确保权力为民所用,服务人民。     

电子政务背景下政府透明度与社会公平感对公众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已经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电子政务则被当作扭转政府信任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被提出,因此,辨析中国情境中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探寻背后的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着重研究了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影响过程中政府透明度感知的中介作用及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机制。通过对2629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电子政务的使用和推广可以有效提升社会公众的政府透明度感知水平,而政府透明度感知对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形塑效应正逐渐显现;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提升作用部分归因于政府透明度感知的增加;就政府透明度感知对政府信任的促进作用而言,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具有放大效应。     

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

现代社会的媒体已成为公共领域信任关系的中介。公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复杂、多元的影响。本文总结出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果,并分析互联网作为公众政治认知、互动、表达和参与的媒介,对其政治信任水平的可能影响。对一项2010—2011年全国性公众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和电视与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具有不同的政治涵义。当控制住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在网上接触海外"另类媒介"越多、网上公共事务参与越频繁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但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政治互动和表达与政治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研究还发现,传统媒体在"涵化"公众政治信任方面的功效极其微弱,体现出新媒体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挤迫效应"。本研究的结果提请相关管理部门以互联网为平台展开有效的政府-公众沟通,以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随机样本,同时需要对政治信任概念的测量更加精细化。     

非营利组织与公众信任关系研究——基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

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程度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它是承担着大量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但是随着非营利组织迅速发展的同时,其滥用公共权力的现象越来越突出,造成了公众信任危机,阻滞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指出,只有基于信任的合作关系的非营利组织和公众才是理想的理性选择,并提出了发展非营利组织与公众信任关系的路径:树立积极的信任意愿;非营利组织活动透明化和公众参与监督相结合,创建长远的战略信任关系,加强组织间的良性竞争。     

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对策研究

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在行政实践中汲取公众信任与支持的能力。人民的信任是政府顺利执政的强大支持,拥有人民信任的政府可以无往不胜,失掉人民信任的政府必然举步维艰。政府的民主化程度、依法行政程度、负责程度、服务程度、透明程度、廉洁程度等都关系到政府公信力。总结失信原因,提出全面提升公务人员素质,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危机管理能力,正确处理危机事件;提高科学决策水平,保证政策质量;严格问责,建设责任政府;推进信息公开,提高沟通质量;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公众发言权等对策建议。     

关于“党的利益”的几个理论问题

党的利益是以党为主体的利益,是党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它包括三个层面:党的政治利益,党的组织利益,党员个人利益。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之间的区别:党的利益的暂时性与人民利益的长期性;党的利益的工具性与人民利益的终极性;党的利益的有限性与人民利益的广泛性。二者之间的联系是理论上的一致性与实践上的潜在矛盾性。对不同层面的党的利益作区别对待的三个思路:坚持民主执政,维护党的政治利益;坚持科学执政,控制党的组织利益;坚持依法执政,规范党员个人利益。     

理性选择制度下的我国政府信任度的建构过程

政府信任度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理性选择过程,制度结构首先提供了公众与政府产生信任关系的背景,公众以"理性人"的角色出现,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遵循信任成本与信任收益的基本规律,进而对政府产生合理的预期希望,一旦这种预期希望与实际结果相吻合,公众的信任收益得到最大化满足,则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就被建构起来。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治信任建构

从公共政策视角探讨政治信任,对于提升政治信任具有重要意义。在公共政策视角下,政治信任主要包括政策问题建构信任、政策规划信任、政策执行信任、政策评估信任以及政策终结信任五个方面。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公共政策动态运行的各个环节中。提升政治信任的途径主要有:建立和完善政策利益诉求表达回应机制;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政策决策机制;厘清府际关系和完善执行监督机制;培育和发展第三方评估等。     

建构信任合作的府际关系：总体性治理根基

我国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模式导致政府间缺乏理解、信任、对话、互动。多元行政主体受制于科层制窠臼而难以建构合作机制,行政层级的位势差导致了中央及部委、地方政府及地方部门之间信任度较低。总体性治理尊重行政主体的个体独立性,破除信任危机和营造诚信原则方法,建构起多元县市、省市及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部门之间平等信任的伙伴关系;对府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趋向予以引导,在共同的语境下将共识转换成多元主体皆可接受的符号,建构符合发展规律的自生自发秩序;立基于公义建构宪政秩序和法律规则,主动协调多元政府和社团间关系,破除行政层级的束缚,全方位实现政府层面的跨界相互依赖和社团层面的多元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