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立“省直管县”体制的探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市管县"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对此,本文认为逐步取消现行的"市管县"体制、建立"省直管县"体制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对建立"省直管县"体制的可行性进行了初步探讨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适当缩小省区管辖范围、增设若干省或者直辖市的具体构想.     

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省直管县改革——兼评《中国省直管县改革研究》一书

针对市管县行政体制存在的问题,我国从1992年起开始省直管县改革试点。截止2010年末,中央批复8个省37个县进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加上一些省份强县扩权和扩权强县的改革试点,两项合计超过1000个县。对于是否进行省直管县改革、怎样进行改革,人们有不同的认识,但多数人希望把改革推进下去,并提出加强顶     

对财政“省直管县”的调查与思考

“省直管县”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突破。目前，海南、重庆已经完全实行了“县市分治”，浙江、湖北、广东、安徽等省正在逐步推行。我省从2005年起，对2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试点，并将在“十一五”期间推广到全省，我市上犹、赣县、兴国、宁都、于都、会昌、安远、寻乌八个“贫困县”位列其中。这项重要改革试行一年多来，效果到底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我们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调研。     

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迈向“省直管县行政改革”——安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调查与思考

安徽等地实行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和扩权强县改革,在创新财政体制、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与市管县行政体制并存也产生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继续放大财政改革和扩权改革的体制能量与制度功效,必须适时启动和稳步推进省直管县行政改革,构建扁平化的省直管县公共行政体制。     

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要跳出市县财力之争北大核心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要跳出市县财力之争,在合理界定各级地方政府事权、财力、财权的基础之上进行。不管选择什么样的省以下财政体制。     

“省管县”政策分析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市管县"体制已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其各种弊端,与此同时,"省管县"模式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在不少地方开始试行。那么"市管县"与"省管县"体制究竟孰优孰劣,运行效果如何,本文对此作一探讨。     

“省直管县”改革背景下的地级市:定位、职能及其匹配

省直管县是我国十二五期间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学术界对改革后地级市的角色定位和职能转变研究较少,这与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本文认为,应将省直管县后的地级市定位为城乡分治、市县并置格局下的区域增长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逐步裁撤涉农职能,强化宏观调控职能,重视文化教育职能,突出公共服务职能,通过行政区划的渐进调整、省级政府的职能转变以及市县关系的重新建构体现其定位与职能的匹配性。     

“传统官僚制”:我国行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重要制约因素

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日益成为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历史必然。实践表明,在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过程中,"传统官僚制"对其制约作用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区划改革特别是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更多的是在结构层面对整个国家官僚制系统的一种优化,也是"传统官僚制"的一次自我救赎。为此,我们试图通过对"传统官僚制"进行理论剖析,以问题为导向,探求"传统官僚制"对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具体制约方面,以期达到破除"传统官僚制"的流弊,改造并超越为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祛除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障碍点,从而顺妥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规范省市县财政体制和在35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实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厅，各直属机构： 自2002年我省调整财政体制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收入增幅连创新高，财政支出稳定增长。为全省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入。现行财政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突出表现在，财权、事权不统一，市对县财政体制不规范，上级集中较多、县级收入留成过小等等。上述问题影响了县乡政府培植财源、组织收入的积极性，不利于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保持财政收入的稳定快速增长，不利于建立公共财政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利于缓解县乡财政困难。根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国发[2002]26号）以及《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要求，省人民政府决定。从2007年1月起，调整规范省市县财政体制，并在35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实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以下简称“财政体制调整”）。     

检察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思考——基于对广东检察改革的考察

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正逐步开展,成为法治中国建设最令人瞩目的领域。我国广东省、福建省已对司法体制改革进行了试点运行,其中包括人员分类管理情况、检察工作责权划分及财务管理等。在改革试点过程中也突显一些问题,如检察官、主任检察官员额比例少及人员思想波动等。针对这些问题一方面要积极争取员额比例,扩大检察官、主任检察官人数,同时通过理性宣传和正确疏导,确保检察改革平稳开展。     

治理空间、权力监控与政府层级的制度选择——对“省直管县”的冷思考

"市管县"体制在宪法和法律上的困境是法律与实践脱节的写照。对宪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政府层级制度的解读必须围绕规范同时超越规范并从现实需求出发反思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地方政府层级制度的设置受制于治理空间、人口分布和权力分配机制。因地制宜地推行省直管县改革,完善市管县体制,以自治为导向推进地方制度改革,改善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是实现地方善治的根本之道。     

“大部制”改革的难点及阻力——为什么一个局有19个副局长

“大部制”改革遇到“官僚制顽症”我国改革起步的上世纪80年代初,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已大力推行了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起步甚至比经改更早。邓小平早在1981年1月就说过：“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放管服”改革中地方政府主动优化改革的行动逻辑——基于对S省A市改革案例的考察

“放管服”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革命,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关键举措。与一些理论预设和实践经验形成反差,不少地方政府在“刀刃向内”的改革中选择了主动优化改革的举措,很少有研究解释这一有趣且矛盾的现象。以压力型体制为理论原型构建分析框架,结合S省A市“放管服”改革的案例实证发现,完成政治任务、争取潜在激励和应对多重压力是“放管服”改革中地方政府主动优化改革的关键动因,“放管服”改革充当了化解来自多主体和多任务压力的“综合解压阀”,在不同改革阶段“关键行动者”的变化塑造了不同形式的解压模式。     

改革体制与创新机制并举——对北京地区中央级出版社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我国的出版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出版社的设立依照的是主办部门的地区的行政级次,而不是市场的需要.     

我国行政类事业单位改革探索——基于对三个试点省(市)的调研思考

行政类事业单位是事业单位改革的重点之一,重庆、广东、上海三个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省(市)进行了有益的改革探索,但同时面临从严认定与科学归类、职能回归与两不突破、人浮于事与人员不足的三大问题。本文认为,从政府职能入手、理顺改革逻辑,结合大部制改革、增设行政执行机构类型,借鉴国外经验、创新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将是我国行政类事业单位改革的长远出路。     

“后税费时代”农村伦理危机初探——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点思考

国家取消农业税改革以来,过去农村社会广泛存在的治理性危机已逐渐转变为伦理性危机,即家庭伦理危机、公共伦理危机与环境伦理危机。从20世纪下半叶农业集体化时代以来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方面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即振兴宗族文化、组建农民组织与改变二元体制。     

唐代三省制对当前行政改革的借鉴——兼评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

将决策、执行、监督三者分离的唐代三省制对我国当前行政改革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通过对机构权力的重新分配和界定达到权力制衡与协调;通过严密、反复的决策过程保证决策质量;通过大归口、大系统的行政管理促进相近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新的政府职能定位,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而唐代三省制本身及现今的政府改革实践——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的教训都给当前行政改革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民有所呼 必有所应——记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缙云县行政审批中心主任柯国华

柯国华，缙云县府办副主任、县行政审批中心主任，分管县府办文字和督查工作，主持县行政审批中心工作。他以县行政审批中心为平台，开拓创新、鞠躬尽瘁，在方便群众办事、提高办事效率、建立服务型政府、加快行政审批服务制度改革、完善为民办事新体制、改革传统办事流程等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在全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吕祖善省长称为“缙云模式”。     

服务就是方向——闸北区彭浦镇“三全十送”活动的观察与思考

彭浦镇1994年撤乡建镇，是闸北区唯一的镇。地处中心城区，离完全城市化只差临门一脚。未来，彭浦镇7．88平方公里辖区、10多万人口、40个居委会，将成为闸北最大的城市社区，完全实现从乡镇治理模式到城市管理模式的转变。     

行政机构改革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放管服”改革成效为例

行政机构改革是否和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是行政机构改革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在前期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部门整合-技术赋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并借助面板数据中介效应模型,以全国294个地级市2011-2018年数据为样本,验证行政机构改革与经济发展影响的相关性及联结机制。研究发现：行政机构改革能够推动经济发展。但单项进行部门间整合或者技术赋能的行政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中介效应并不明显;如果同时完成了部门间整合和技术赋能改革并有两者的互动融合时,改革的中介效应明显。研究表明,在行政机构改革中,只有部门间整合和技术赋能同时存在且互动融合,实现了制度与技术的双重赋能,才能有效推动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