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建构性正义——当代中国建构性特征的政治哲学表达

建构性正义旨在为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提供一种事实上可行和价值上应该的正义原则,强调以渐进性的方式来推动人类的正义实践和正义追求不断走向更加完善的状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应该走向建构性正义,这种判断的逻辑依据在于: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建构性特征及其所面临的公平正义挑战呼唤着一种建构性正义理论;另一方面,学界对正义问题的研究缺乏一种建构性取向,与当代中国的建构性特征发生了"脱嵌"。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凸显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建构性正义的逻辑起点;以"贡献原则"为主体、"平等原则"和"权利原则"为两翼的"协同正义"是建构性正义的基本原则;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建构性正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空间正义的理论流向及其经验性哲学适用

空间正义是社会正义的空间维度,更是空间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正义"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20世纪70年代西方"空间转向"思潮的出现将正义与空间相契合,空间正义走入了学届的视野。把握空间正义的理论流向和基本内涵是研究空间正义理论的基本维度。寻找空间正义的理论出路和适用领域是我们进行空间哲学研究和实践的根本方法和最终目的。经历了近40年的高速演变,中国的经济发展、空间面貌、产业布局得到极大优化。但经济领域的空前发展并不是我国空间发展的全部景观,我们也遭遇了一些空间非正义问题,应该运用哲学思维加以研究和矫治。     

和谐社会之制度正义诉求

一个和谐的社会,其制度必然是具有正义性的。制度正义包括制度本身的正义和制度运行的正义两个层次。在现实历史进程中,对制度正义的诉求,必然要求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同时,对制度正义的诉求也会对制度创新产生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在制度本身的正义和制度运行的正义的指引下,以制度创新为动力,通过深化改革,切实克服影响社会和谐的体制弊端,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规范,为和谐社会提供新的制度保障。     

错案频发的制度分析——以赵作海案为样板

从佘祥林到赵作海,"奇迹"惊人相似,成为现代司法不断复制的"耻辱"。错案频发,痛定思痛,除却表面的原因,制度设计、司法权力配置及运作中的弊端,都是导致错案的元凶。而坚守存弊的制度、变通规范的程序、践踏公民的权利及法律的尊严,根源则在于与现代司法格格不入的理念。     

全面小康社会的制度正义价值论析

全面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特定阶段,公平正义是其重要蕴含,而制度正义是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石和根本保证。伴随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制度正义的价值将得到进一步彰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就是彰显制度正义的过程。在此进程中,制度正义的价值将更加显性化,主要通过促进社会和谐、规制和管控非正义现象和问题来实现,而"后全面小康社会"将通过制度正义体现对全面小康社会的超越。     

警察伦理学中正义观的构建及现实意义

"正义"问题应当成为警察伦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从中西方思想传统中挖掘关于正义观念的思想实质,对于警察正义观念的澄清及警察伦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警察正义观是指警察对与警察职业活动相关的正义问题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主要包括:警察对正义和警察正义的一般认识,对警察权力的性质、来源和正当性的认识,对警察制度正义的认识,对警察执法正义的认识,以及对警察个体的正义感的认识等。构建警察正义观,为警察制度及警察在制度中的道德行为提供支持和评价标准,有利于培育警察正义感,树立警察正义的形象,和谐警民关系,实现人民警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想。     

马克思政治正义及当代价值探究

马克思政治正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政治正义理论与价值指向。结合马克思文本研究与精神本质,提出了以权利平等、分配正义、自由解放和人民民主四个维度为核心的政治正义内涵。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际,提出了"基于权利与义务对应的制度正义"、"基于自由与平等均衡的分配正义"、"基于仁爱与美德统一的和谐正义"三位一体的政治正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死缓适用条件的分析

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对死缓制度的特征以及死缓适用的条件做详细分析,得出死缓制度具有"双特征"的结论。基于"双特征"的特点,死缓实质条件的细化可分成体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考量因素两大类。     

苏格拉底与梭罗的不同坚持——由实体正义的不可靠性认识程序正义的价值

从"苏格拉底"到"梭罗",我们看到了对待程序正义的不同的态度。然而这个话题即使延续千年,在现实社会运行中,道德直觉的实体正义与理性求证的程序正义仍然争议不断。因此,我们认为需要通过对实体正义不可靠性的分析,达到对程序正义的价值的认识。     

环境正义视域下的气候变化问题——评哥本哈根峰会中的博弈

气候变化问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也关系到各国的利益,关系到全世界的环境正义。从环境正义角度看,哥本哈根峰会给予我们以典型的启示。我们要坚持环境程序正义,协调好环境议题和发展议题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坚持环境分配正义,实行发达国家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自主减缓行动;我们要坚持环境补偿正义,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应该自觉增加减排透明度。     

论当代中西方文化“正义”交流

文化交流发生于两个或多个具有文化源差异显著的关系之间。没有文化差异,就不会产生文化交流的势差,也就难以产生文化交流。但这种文化势差,不应该影响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不应该影响文化的"正义"交流。论文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然性,认为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呼唤着中西文化的"正义"交流,提出在正确认识自我、加强中国文化内在建设的基础上,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加强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正义"交流。     

制度背离:基于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关系的学理阐释

"制度背离"本质上是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冲突的政治现象,具体指制度运行过程中发生与制度设定目标、制度基本功能、制度核心价值等相违背、相冲突、相偏离的现象。制度背离是一种"生活世界"普遍发生的政治现象。通过还原制度背离发生的现实环境和场景,并在制度结构系统中对其何以呈现、何以存在、何以发生等要素进行渐进分析,我们能够深入地厘清其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外在形态和内在成因,解释和阐明制度背离现象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为寻求防范化解制度背离、调适优化制度程序提供参考借鉴。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制度背离现象尤其需要引起制度执行者、改革者的重视和反思,防止任由其负面影响泛滥,使好的制度走向反面。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女性主义审视

1971年,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罗尔斯发表了其传世之作<正义论>.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认为家庭属于正义原则的范围,并肯定了家庭在培养正义道德中的作用,但是,当将正义原则运用于具体制度时,罗尔斯认为家庭不应该属于正义的领域,女性主义认为,这是政治理论传统中割裂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结果,只有克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对立,才能实现社会的正义.     

社会选择、公共理性与民主制度建设

民主制度的成功运行与主体人在利用机会和制度实现个人合理目标上的行为密切相关,因此,社会公正同时依赖于有效的社会制度和人们理性的行为方式。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将制度方案的设计与运行同人们的行为实际结合起来,这是制度建设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我们通过分析罗尔斯正义原则对民主制度的理想设想,讨论社会选择理论对特定社会结构中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冲突、协调与均衡的分析,力图说明制度建设不能"为制度而制度",而应该着眼现实,从解决那些很多人都关注但缺乏强有力的见解和解决方案的问题入手,寻求建立合理制度的具体方法和现实途径。     

生态正义之理论建构 ——以"生产性正义"和"生产关系正义"为切入点

生态正义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重要生态哲学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当前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之路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条,即"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前者主要从"人与自然"层面表达正义诉求,后者则主要从"人与人"层面表达正义诉求。这两条建构之路对于人们把握生态正义虽有一定的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正义"建构之路的出场则能弥补其相关缺陷,理由在于:一是"生产方式"内蕴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维度;二是正义的话语基础必然根植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三是生态问题的产生根源可归结于某种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应该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为基础,坚持"大自然-人-实践活动"的有机整体性、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的内在统一性以及从"自然的解放"到"人的解放"的目标指向性,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和整体性地把握生态正义的本质内涵。     

“分配正义”视角下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创新

关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学界存在三种争论:涨价归公、涨价归私、公私兼顾。"分配正义"理论要求把土地增值收益放到城市化过程中考虑,其制度创新应关注以下三个方面:政府公益性征地要处理好公益界定问题、公平补偿问题以及补偿落实问题;政府非公益性用地要引入谈判机制,允许农民与用地单位进行收益补偿谈判;非政府用地则应该允许土地"同地同权",并结合各地的实践创新进行分析。只有坚持"分配正义"才能保护农民分享城市化收益,以及为城市化、工业化提供土地资源。     

实践性正义观与立法实践——阿马蒂亚·森对约翰·罗尔斯理论的重构与启迪

社会正义问题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具有紧密关联。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2009年出版了《正义的理念》(The Idea of Justice)一书。在这本著作中,森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展开了批判,并利用相关的理论资源建立了实践面向的正义观。森认为罗尔斯的理论存在理论面向、理论工具、衡量尺度、实现路径四个基础层面的错误。首先,应该将对完美正义制度的构建转向对非正义现象的消除;其次,应使用社会选择理论代替契约理论作为研究正义问题的工具;再次,可以使用基于可行能力的能力观,取代单一的基本品作为衡量福利和正义的尺度,以体现正义的实质;最后,社会正义的实现路径应该是通过协商对话与投票选举的民主方式完成的。     

德性政治与秩序正义——柏拉图正义理念解读

在《国家篇》中,柏拉图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选择从城邦的起源出发探寻城邦正义的路径,寻求构筑城邦正义的伦理基础,然后通过阶层正义的有机结合来践行理想的城邦正义,凸显出其鲜明独特的正义品性,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什么是正义、怎样实现正义"的认识。     

分配正义视角下的代际利益伦理原则研究

分配正义视角下的代际利益伦理原则有三个:一是从权利平等到代际平等的价值基础原则,包括人格平等与利益共享;二是从制度设计正义到制度实施正义的制度建构原则,前者要求社会制度建构以对老龄弱势群体的利益补偿为切入点,以代际正义推进社会公正;后者要求在遵循制度普适性的前提下,公共权力机关应给予老龄群体更多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三是从帕累托改进到帕累托最优的分配优效原则,具体体现为"两手"结合、两个层次相统一以及物质条件的优化与主观幸福的一致性。     

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概念的重构——基于布坎南—伍德正义问题争论的分析

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艾伦·布坎南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代表。他通过对艾伦·伍德"交易正义""先定和谐""虚假的意识形态"以及"偷换概念"的批判,重新建构了马克思正义问题的逻辑结构,并提出马克思的"正义"是"共产主义的非法权评价视角"。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因为这种制度是"不正义"的,人失去了社会生存的"权利"。而共产主义是最符合"正义",最能够满足人类生存"权利"的社会。然而,在布坎南看来,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是一种超越法权框架的评价视角,共产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优越,不是因为它实现了正义和权利。共产主义社会作为阶级消亡、国家消亡的理想生存方式,根本没有"正义的环境",言外之意,根本不需要提出"正义"和"权利"的要求。因此,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正义和权利不再是问题的社会。这样,自然就变成了"非法权"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