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能动主义的历史演进与论争

司法能动主义产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它是伴随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而产生并发展的一种司法哲学。司法能动主义是指一种允许法院在不遵循先例的情况下,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发现立法的违宪行为,以司法判决的方式来保障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一种司法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司法能动主义就饱受争议,即便如此,在这种司法哲学观指导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权的运用,保障了社会公民之权利,维护了市民社会之正义,促进了政治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然而,对司法能动主义的运用,必须自觉保持司法克制,防止司法能动主义滥用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这样才能实现司法能动主义保障社会正义之职能。     

从选择性司法谈司法公信力的建设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机关本身具有的且又必须通过一贯的公正司法行为证明的其实际依法行使司法权并被社会公众认同的社会效力。其形成基础包括公正的司法行为、公开的司法裁判和公众的社会认同。选择性司法因破坏了司法公信力的形成基础而损害司法公信力。基于此,从选择性司法视角来看,司法公信力的建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以依法司法原则保证司法合法性、以司法平等原则控制司法能动性和以司法公开原则确保社会公众认同的广泛性。     

司法裁量中法官的道德情感

司法裁量中法官的道德情感不可避免,且可在社会契约理论中寻找到其正当性根据。司法裁量中,法官通过判决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情感可作为正义冲突时的价值导向,引领公众的生活目标。但司法裁量中法官的道德情感也存在消极性,我们似乎只能寄希望于法官个人素质的提高,以保证法官的道德情感的发挥是在遵守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运用。     

论扒窃案件的控制对策

扒窃行为的防控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根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犯罪控制基本方针,可以把扒窃行为的控制概括为道德控制、社会控制、司法控制三个基本方面。文章从道德控制、社会控制、司法控制三个方面,论述了扒窃行为的控制对策。     

道德判断何以导入司法裁判

“江歌案”的民事判决揭示了“道德导入司法”的可能性，但其采用的导入方法仍待检视。从实然角度而言，既有的司法实践主要通过“转译”方法实现道德导入，即当法官意识到个案的法律判断与道德判断存在冲突时，其会遵从道德判断的指向而修正法律判断之发现，并对修正后的法律判断加以证立，使得道德判断可被社会公众间接地接受。但是，“道德转译”具有明显的内隐性特征，可能出现法官专断的风险，有必要进行外显化改造，为转译下的司法裁判提供公开阐释的场所。从应然角度而言，理想的司法裁判需依据“议论”方法进行道德导入：一是道德判断应在社会场景下完成“生成性议论”；二是道德判断要在法庭场域内展开“司法化议论”。在此意义上，基于法律议论的程序规范便是“道德导入司法”的制度化装置，其可补强道德判断在司法场域下的“合理可接受性”，进而为个案裁判的规范效果与社会效果提供调适契机。     

论司法精神的人本关怀

司法的目标是和平、和谐、公平与正义,而实现的手段却是斗争,是司法的公信力与拘束力。司法的生命是以人为本的,即国民的、国家权力的、阶级的、个人的人本关怀。而司法之公信力和拘束力是司法权威获得普遍服从的两大资源,失去了这两大资源,也就等于失去了法精神,失去了法精神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整个社会人本关怀与法道德和谐的基础,故司法精神的人本关怀便是司法权威的核心要素之所在。     

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及其价值构成

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在现代司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关于司法职能、司法制度、司法实践的基本观念和根本原理的总和,是我国依法治国条件下需要确立的司法理念。它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相统一、相对性和绝对性相统一、多元性和共同性相统一、抽象性和具体性相统一的特点。从价值构成上分析,现代司法理念包含司法中立、司法平等、司法透明、司法公正、司法高效、司法独立、司法文明七个方面的内容。七个方面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按照司法正义的内在逻辑依次展开,从不同角度体现着正义的终极价值追求,共同统一于法官以司法审判活动释证社会正义的行为中。     

现代消费视阈中道德危机的理性思考

由物品、符号和传媒构建起的现代消费,对传统的消费道德形成了巨大冲击。个人主义消费倾向与传统道德思维,贫富间的“消费差”与社会公平和正义,消费方式与道德限度之间呈现出多重的矛盾关联。理性分析现代消费道德危机,对于矫正消费的社会意义,建立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型消费道德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卡多佐司法均衡方法论——辅以孔子的中庸方法论为参照系

本文试图围绕法官在适用法律时是尽力维护现有司法的稳定性还是顺应时代革新而积极推动司法的变动性问题从方法论角度展开论述.而对于此美国著名大法官卡多佐有着创设性的见解,他研究问题的方法在一定层面上与孔子的"中庸方法"相似,即从思维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在诸多矛盾中研究什么是事物所处的最好状态以及如何达致这种最好的状态.这种方法能帮助我们在司法过程中寻求法律正义与社会道德规律之间的妥协,实现法律社会秩序的和谐发展.     

法院调解要坚持司法公信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对司法机关及其司法行为的信服度和对其公正性、法律权威性的评价。通俗地说，就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及其司法行为的信任程度。司法公信力越强，人民对司法的信任程度就越高。     

公众司法参与视角下我国司法公信力的生成探析

司法公信力的生成与社会公众对司法运作过程及结果的普遍认同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它是社会公众对司法具有的信任感和认同感的程度反映。具有公信力的司法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应有的信任和尊重,体现着司法作为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所应当具有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要准确把握司法公信力的生成的规律,须从公众司法参与这一视角进行思考。司法公信力的生成不仅依靠在司法运行中社会公众的有效参与,还有赖于完善的司法公信力评价体系的构建,以及公众司法参与模式的创新,这是由司法公信力的交互性、开放性特征所决定的一个有机联系和相互协调的综合机制。     

立法的道德代价 ——中国当前立法取向的犯罪学思索

人类的一般正义和人的良善情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立法有时不得不付出一定的道德代价或流失一定的社会资本,但这种道德代价的付出或社会资本的流失并不是越多越好。一部良法,应当是人类一般正义和社会基本道德的守护者。如果一部立法破坏了正义原则或者触及了社会道德底线,是不智的和极为危险的,它最终可能成为对不义和违法犯罪的纵容。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机动车无过错责任的规定以及其他几项立法中的某些条款,可能犯了这种错误。     

论司法裁判中的道德话语

司法裁判中经常出现法官运用道德话语来说服或谴责当事人,这既体现了法律实际运行的需要,也体现了法律和道德共同调整社会生活的需要;但道德话语是一把双刃剑,在司法中,将道德话语作为法律话语的辅助性工具来使用,把握好道德话语使用的度,不走极端,才能使裁判获得较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司法亚文化的生成基础

与主流司法文化相对应,存在一种司法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有其固有的特性和本身的功能,深刻影响着司法机关及司法工作人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我国司法亚文化的生成基础既有司法行政化、错案追究等体制因素,又有面子与人情、实质正义等文化因素,还有职业压力、角色冲突等职业因素。     

公众意愿与压力型司法——基于李昌奎案的延伸思考

在司法不断转型的场域中,基于公众对社会热点案件的期待和评价,形成了蕴含社会整体诉求的公众意愿.在政治裹挟、道德浸染及传媒误导等多重维度影响下,司法的独立审判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司法机关在多重压力夹击之下,有时候不得不做出妥协的判决,形成畸形的司法样态--压力型司法.要消解司法面临的压力,需要构建科学的司法理念,正确回应公众意愿,进而实现司法的独立审判.     

司法正义实现的要件探析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引起的法律纠纷也必然是层出不穷。在所有的解决机制中,司法救济是最终的救济,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中,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前提,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正义的保障,精英化的司法人员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基础。     

借鉴恢复性司法重构刑事司法正义

刑事司法正义应当是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但是现行刑事司法却在实现实质正义上存在阙如。“恢复性司法”是作为在刑事司法领域推行的一项新理念,既能弥补现行司法在实质正义上的缺陷,同时也能和形式正义相契合。基于现行刑事司法的不足和恢复性司法在实现司法正义上的优越性,我国需借鉴恢复性司法思想,重构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刑事司法公正理念。     

微言博语

@译赋人生:"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公开不仅能彰显正义、震慑犯罪,还有助于形成舆论监督来规范司法行为,改进司法工作。防止截留、歪曲、变味,通过一件一件让群众"看得见"的案件审理,才能做实社会公正底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法制日报评论部:在一个不断推进司法民主和积极倡导依法办事的国度里,法院裁决依据的公开、透明和裁判理由的充分说理极其重要。这是破除司法擅断和刑罚适用神秘     

论道德自律、道德他律、法律他律——精神文明的三种实现形式

道德自律是精神文明的最高实现形式。道德自律即道德主体借助于对自然、生活规律的认识和对道德规范的认同，自己为自己立法，把被动的服从变为主动，自觉地指导和约束自己。道德包括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形态，也包括与这种观念相对应的伦理行为规范。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     

数字正义视域下数字司法建设面临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数字正义是在网络信息化背景下对传统正义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社会赋予公平正义的更高需求,应当成为新时代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数字司法建设尚处在初期阶段,存在“数字鸿沟”导致司法触达不全面“、算法黑箱”造成司法推论不透明“、技术机械”致使司法审判不合理等诸多问题,阻碍了司法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在通往数字技术嵌入司法领域的新一轮变革中,还需要从健全数字司法法治化规范体系、强化数字司法系统的安全实用、优化数字司法建设的人才支撑、改进数字司法应用的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加强数字司法法治建设,从而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的美好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