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交待的特殊任务

１９６５年春节前的一天，周总理老家所在生产队的社员们集中到队部，执行县委布置的一项特殊任务———平周总理家的祖坟，把所有棺材沉到地下一米以下。“什么？平总理家祖坟。”上了年纪的魏金成、李正东等老汉瞪起眼睛，胡须都抖了起来，大声地问道：“这是谁的主意？”“是周总理自己的嘱咐。”大队干部回答说。正当大伙议论纷纷时，周总理的侄媳孙桂云告诉大家：“总理说，我们周家祖坟在这许多年了，得到了你们的爱护，感谢大家。但是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平掉土坟，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也是破旧…     

我的一次“特殊任务”

<正>2021年10月至12月,受单位委派,我全程参加了广东省委第九轮常规巡视。犹记得出发时,广州天气还有些炙热,在局处领导同样炽热的目光中,带着为我省保密工作纳入党委巡视监督内容探索具体路径的“特殊任务”,开始了我为期两个月的巡视之旅、探索之旅。一次全新的探索实践在“进组”之前,我对被巡单位的保密管理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尽可能充分占有材料、做足准备,但内心深处总有一丝忐忑。这次的“特殊任务”,省内没有先例可循,没有成熟经验借鉴,     

家庭党支部的“特殊任务”

<正>孝老爱幼、济弱扶困、化解矛盾……13年来,苍溪县浙水乡小浙村五组李盛培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以家庭党支部凝聚爱、温暖家人、服务感化群众。父以爱为镜,子以父为鉴"服务好小家才能建好大家。"对于家庭党支部的诞生,李盛培大女婿、县农业局机关党委书记韩金先至今记忆犹新。2001年中秋,在岳父李盛培70寿辰家庭聚会上,岳父表露了心结:儿子李朝明、李朝新远在部队服役,上     

特殊任务:他为周总理摄影

受命１９５５年４月８日深夜，漆黑的夜幕为昆明这座春城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昆明军区文化部里，忽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正在睡梦中的昆明军区摄影记者刘醒民惊醒，他连忙拿起电话：“喂，你是哪里？”“我是秦基伟，请通知刘醒民同志接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严肃的声音。“首长，我就是，有什么指示？”刘醒民用手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是副司令员的电话。“明天上午九点到司令部找我，有绝密任务。”没等刘醒民问完，电话便挂断了。放下电话后，刘醒民心里既激动，又忐忑不安。他想，这绝对不是一般的任务，因为在平时的摄影报…     

执行特殊任务的勇士——记赵中枢

1 在阎锡山集团内部,有两位身居要职的人物,一是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二是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阎锡山政府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赵丕廉。此二人都是阎锡山的同乡,尤其赵戴文,是同阎锡山共事数十年的老搭档,阎自吹他们“亲密无间”,他要使“阎、赵情谊世代长存”。然而,事物偏偏不按他     

东方共产主义者的“特殊任务”与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列宁曾经预见东方国家无产阶级将面临与西方国家无产阶级不同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任务的解决是任何共产主义的书本上所没有的,也是欧美国家的革命经验不可能提示的,因而是一项“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94年的战斗历程,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道路,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并为继续完成自己“困难而特殊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     

刘伯承在伏龙芝军事学院读书时曾执行“特殊任务”

正1927年秋,为了配合和支援中共的武装斗争路线,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特意开设了专为中共培养高级军事干部的"特别班"。当时在"特别班"就读的学员有6位,分别是刘伯承、刘云、屈武、陈启科、黄第洪、左权。然而,无论是在1929年12月31日伏龙芝军事学院给中国学员的评语还是学员名单上,都只有5人,均找不到刘伯承的名字。刘伯承怎么会平白消失了呢?几份尘封的历史档案以及中国学员的回忆录,为我们揭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论民族自治地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特殊任务

民族自治地方由于所面临的问题、任务和所处的环境条件都具有突出的特殊性,因而加强民族自治地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别于其它地方。所以,必须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进一步促进自治权的行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理顺党的领导机关和自治机关的关系,实现党政关系规范化;加快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其全面发展。     

打通到中央的交通干线——回忆抗战时期的一次特殊任务

正2013年1月8日,在上海邮政公司年会上,山东省临沂市邮政局受邀演出了根据我的真实经历创作的情景剧《红色邮包》。听到演出成功的消息,抗战时期那次奔波几个月、跋涉几千里,打通山东到中央的交通干线的经历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飞毛腿"领受任务1942年,山东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寇碉堡林立,哨卡遍布,对我各组织之间的交通联系造成了很大困难。面对这种严酷的斗争形势,中共山东分     

他们是人民的好儿子!”——忆我执行的一项特殊任务

1949年春,当时,我在松江省政府(驻哈尔滨市)警卫部队当警卫战士。一天上午,松江省政府秘书处总务科科长庞焜同志把我和马伕苏玉林同志一起叫到他的办公室。庞科长郑重地对我俩说:“交给你们一项任务,马上出发,去取一件东西。注意保密,要保证安全,取回后直接送到冯主席办公室。”说完,他又把接头地点的街路名称和门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