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会泳“文革”中的“戏剧”人生

在"文革"期间,出现了许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坛"新贵",其中上海尤为突出.如王洪文由一名保卫干部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徐景贤由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而于会泳则由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窜升到了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的高位.然而升得快,跌得也快.当"文革"结束之后,对于前途失望的于会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戏剧"人生.     

邓小平关于干部年轻化的一个重要思想

一　　邓小平关于注意选拔四十岁左右干部的思想 ,是其干部队伍年轻化和接班人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邓小平一贯重视提拔优秀的青年干部。 1 975年他在《各方面都要整顿》一文中明确指出 :“挑选领导干部……老中青 ,现在要着重注意中。这里所说的中 ,就是现在四十岁多一点的干部”。①邓小平关于着重挑选四十岁左右干部的思想集中在 80年代左右。从历史角度看 ,这主要是由于“文革”结束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时期的政治路线 ,全党工作着重点 ,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而当时我们的干部队伍状况却难以适应党所面临…     

李德伦主张为贝多芬“平反”

正在"文革"时期,对包括贝多芬在内的西方古典音乐家的批判成为"反修防修"斗争的一部分,他们遭到长期批判。1971年基辛格来华访问时,指挥家李德伦与江青、于会泳一起讨论曲目,《命运》被于会泳认为宣扬"宿命论"而否定。李德伦提出演奏《英雄》,又被以"歌颂拿破仑"之名否定。1977年3月26日是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音乐界都将举行纪念活动。李德伦因此向一位他认识的文化部副部长建议中国也在当日举行纪念贝多芬的演出,以示"平反"。文化部向中宣部再至主     

让“带病”干部止步于动议关

上医治未病。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坚持源头治理,是最为关键的一招。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提出加强动议审查、强化任前把关等针对性举措,为坚持正确用人导向、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砌上了又一制度“防火墙”。     

“祼官”可以被列入干部选拔任用的考察对象吗？

我单位有名干部,据说很有背景,最近听说上级又要准备提拔他了。单位里的人都知道他的老婆、孩子已移居国外了。请问,这样的“裸官”能被列入干部选拔任用的对象吗？——读者郑天培     

治治“马桶干部”

“马桶干部”,是群众对那些在此地作官时即有问题,但因捂着未暴露尚“香”,提拔异地交流后东窗事发便“臭”的腐败分子的谑称。“马桶干部”的产生,除了他们使尽手段掩其劣迹之外,也与干部管理部门弱化和放松监督管理有关。从中原某市近三年提拔后被查处有问题的干部情况看,有10.9％在提拔前就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严防干部“带病提拔”

最近一段时间,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防止和纠正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拔”。中央组织部专门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六条措施。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一定要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和《意见》的要求,采取切实措施,坚决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干部“带病提拔”虽然是个别现象,但影响恶劣,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个别地方或部门的领导干部用人凭个人好恶,不坚持原则,千方百计提拔群众早有议论和反映的干部;有的是…     

一位副厅级县委书记的“权力观”——湖南省湘潭县委书记陈忠红自述

2009年8月，湖南省委对包括我在内的16名县委书记“原地提拔”，从正处级干部提升为副厅级干部。作为副厅级干部在湘潭县也已干了4个月了。我就说说我当县委书记以来特别是这4个月内的感受。     

洣江作证——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随笔

“五七干校”是“文革”的产物。在“文革”的高潮中,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在农村开办了“五七干校”,把原党政军机关、高等院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接受“再教育”。1969年11月,外交部1200多名干部、家属千里迢迢来到湖南攸县,开始了近3年的湖南干校生活。那些艰辛、那些奋斗,以及那些泪中的苦笑,让——北京至长沙的专列1969年11月11日,北京至长沙专列载着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1200多名干部及其家属,于次日抵达长沙。我于大队人马抵达前一周,陪同王国权大使等先期到那里。其实更早的先遣组早已在那儿忙碌起来,并为1200多…     

动乱中的“磨合”——“文化大革命”中的陈先瑞将军

“文革”伊始,陈先瑞被点将任北京军区文革组长.面对骤然兴起的“红色风暴”,将军被推到风口浪尖……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随后,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也成立了.1967年1月初,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被斥责为军队中“刘邓路线的代表”而被撤职.12日,德高望重的徐向前元帅被任命为新的全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一天下午,夕阳带着落日的余辉洒满柳荫街一所僻静的庭院.徐帅坐在藤椅上正在沉思,秘书报     

“卖官”书记，漫漫刑期伴终老

花钱向县委书记“买官”,曾是湖南省株洲县官场的一条“潜规则”。原县委书记龙国华在即将调离之际,突击提拔调整100多名干部,因此被当地群众称为“卖官”书记。     

中共“十大”错失历史机遇探析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和“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成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重大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从而为结束这场运动“提供了一次历史转机——一次纠正极‘左’错误的转机”。1973年9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有所好转的形势下召开的。但是，这次大会却错失了结束“文革”和“左”倾错误的绝好时机，最终也只能是一次“十分仓促和草率的”、     

李德生的三度“意外”任职

在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的千余名开国将军中,李德生有着相当不平凡的履历。他14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年代,九死一生,战功卓著。从开国少将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恢复军衔制后的上将,他在人民军队度过了整整六十年的戎马生涯。“文革”岁月中,短短数载时间,竟由一名野战军军长走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岗位。其中的三度“意外”任职,更彰显了他一生的非凡经历。     

“赶考”路上要坚持“自我革命”

1949年3月,毛泽东离开西柏坡的时候,说是“进京赶考”,他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的伟大胜利,认为要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经历一场“赶考”。2013年,习近平来到西柏坡的时候,强调“赶考”还远远没有结束,之后他在许多场合多次重提“赶考”。     

“火线提拔”只看“火线”表现吗?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考察识别干部,是“火线提拔”的主要考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干部只在疫情防控期间表现优异就足以获得提拔重用。对此,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戴焰军表示,“火线提拔”虽然与正常晋升不同,但两者观察识别干部的要求是一致的——既要联系干部一贯的表现和各方面品质。     

强化“带病提拔”责任追究的对策探讨

自2002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颁布以来，各级党委（党组）认真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质量明显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但是，少数地方和单位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行为和“带病提拔”的问题。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切实防止和纠正考察失责、‘带病提拔’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解决“带病提拔”是强化“带病提拔”责任追究。分析目前“带病提拔”责任追究存在的难点及其原因，寻求强化“带病提拔”责任追究的有效对策。     

周福坤：“剪”出农民致富路

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艾头坪乡党委副书记、武装部长周福坤,20多年来,以坚忍的毅力、无私的奉献,在崎岖的山路上留下了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坚韧足迹;以精湛的技术、热忱的服务,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起了一名农村基层干部的崭新形象。群众亲切地称他为“剪刀书记”。1986年春,刚刚3     

刘志坚回忆“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运动初期,党政军不少领导同志都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历史动乱。他们当时对发动“文革”的决定没有怀疑,以“反修防修”为出发点,去参加这场运动。然而,他们后来在实践中发现许多现象不正常,许多做法越来越不对头,逐渐对“文革”产生怀疑,进而发展到抵触。以至最终背离“文革”的“大方向”,成为运动的“阻力”,纷纷被林彪、江青一伙所打倒,成了“革命”的对象。“文革”之初,刘志坚同志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主管总政的宣传、文化部门的工作,也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到这一历史内乱的漩涡之中的一个。他当     

“中顾委”的设置及其历史作用

从 198 2年党的十二大决定设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到 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 ,“中顾委”存在了 10年。从“中顾委”的设置和撤销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的历史时期干部新老交替的演化进程。一　　十年内乱结束后 ,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 ,一批曾经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又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这一举措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 ,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有错必改的精神。但从反右到“文革”结束这中间大体历经了 2 0年 ,原来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中年 ,中年人也变成了老人 ,面对着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繁重历史使命 ,干部队伍严重…     

“文革”后，外交部“呐喊”第一人

文革”时期,中国外交受到很大破坏。“文革”后,如何打破外交僵局?程瑞声,一位普通的外交工作者,时任驻印度参赞,经过深刻思索,在外交务虚会上“放了一炮”,并呈给胡耀邦一封“万言书”。他的“呐喊”,犹如重磅炸弹,促使中国政治高层新的思考,并逐步调整外交政策,从此中国外交呈现多元化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