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地区旅游业全要素生产效率研究

文章通过引入扩展的索洛剩余模型,利用2000—2009年中国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旅游经济发展的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效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1） 旅游业固定资产投入、人力资本投入、旅游基础设施投入和旅游服务设施投入共同促进了西部地区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2） 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规模报酬系数为1.4278,旅游要素投入仍将促进旅游经济发展;（3） 但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旅游业TFP较低,考察期内年均进步速率仅为2.98%。今后,需在加强旅游要素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充分重视旅游业TFP的提高。     

广东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时空演化分析

基于广东2009—2013年间基础设施投资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及其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法,分析了全省及其区域市际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时空差异。研究表明,广东基础设施投资综合效率有待提高,市际相对较为均衡;区域分布上,表现为由北、东、西向珠三角依次降低。2009—2013年投资综合效率总体呈下降趋势、非均衡程度总体呈扩大趋势;沿海地带投资效率呈下降趋势、非均衡程度呈扩大趋势。全省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水平不高。深圳、东莞、珠海、潮州、茂名、云浮6市提高TFP的关键是提高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现有技术利用能力;其余15市提高TFP的关键是促进技术进步效率和规模效率双重提高。与此同时,要积极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区域"一体化"发展,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合作效率,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整体提高。     

广州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

广州服务业总量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广州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通过广州市1990—2016年的统计数据对广州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广州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明显,但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尽理想。因此,广州应继续促进服务业总量增长,同时调整内部产业结构;发挥总部经济优势。发展新兴服务业;发挥区位优势,促进珠三角地区服务业协调发展;加大科研投入,提高服务业人力资源结构。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经济增长一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二靠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随着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谋求抢占高科技和新兴产业的制高点,把加速技术进步,降低消耗、提高产品质量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越来越重视技术进步或总和要素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要保持我国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必须把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粗放型     

深圳市工业增长的源泉:基于DEA的经验分析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成技术效率的变化、技术进步和要素积累等三大部分。深圳市工业在2000～2007年间的经验分析结论表明:经济中普遍存在着技术无效率现象,工业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变化和要素积累都阻碍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深圳在将来的发展过程中,应不断促进资本深化、提高技术能力和选择适宜的先进技术。     

我国能源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借助麦氏指数将2000~2007年我国能源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变化,并且以2000~200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多种因素对我国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显示,技术进步、对外开放、产业结构等均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     

改革20年和今后2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改革 2 0年来 ,高储蓄和高投入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但更重要的因素是改革带来的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由于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投资效率继续提高的潜力仍然很大。加之技术进步的加快和外资投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今后 2 0年我国仍然可能保持 6% -7%的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韩资企业对青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和变量的选取。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一是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由于制度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使得相同的要素投入获得了更大的产出。由此可以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也是通过这两种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我们将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的内部因素进行分解: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要素投入数量的集聚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要素质量或效率增进而     

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结构优化路径的选择

本文基于内生增长理论阐明了现代服务部门是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密集的行业,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基于主导产业选择理论阐明了现代服务业需求收入弹性大、相对劳动生产率高、产业关联度高,具有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效应,因此,本文认为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将有助于我国摆脱对高投入、低收益、高污染的粗放式经济发展路径的依赖,实现稳定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经济目标。     

关于加快成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思考

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独立发展起来为生产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性产业,具有中间投入性、产业关联性、知识密集性三大特征,对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提高效率等具有重要作用。成都市生产性服务业己经取得较大发展,对促进本市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有显著贡献,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加快成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必须加强生产性服务业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主辅分离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建设。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