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自由裁量的“自由”与“不自由”

尽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断扩张为有识之士所担忧,但迅速发展的社会要求赋予行政机关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当然,这种裁量的自由是法律控制下的自由,超出法律界限的自由将不复自由因此,为保证法律赋予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初衷,自由权力的行使应受到权力和权利的制约.     

“皮筋”变“钢尺”：对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思考

在行政执法中如何克服随意性,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增强行政处罚透明度,提高行政执法效能,是所有行政机关一直深入研讨的课题。现实的自由裁量权是＂皮筋＂,期望中的自由裁量权是＂钢尺＂,＂皮筋＂变为＂钢尺＂的过程,是漫长的,需要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自身监督、舆论监督等的共同努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制约、压缩执法人员手中的＂弹性空间＂来实现的。     

行政自由裁量基准质疑

行政自由裁量基准是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和行政法治实践关注的热点,其在理论和实践中似乎都已趋于成熟.然而,这一命题存在重大理论误区和实践困惑:作为基准的规则将裁量行为变为羁束行为,将外部行为内部化,将行政个案处置抽象化,将行政权利变为行政义务.基于此,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还是应当回归到法律原则中来.传统的自由裁量权控制原则如比例原则、重大事实的误认无效原则、正当目的原则和平等原则等都是有用的.在此基础上我们亦可以建构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裁量原则.     

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的探索——“自由”裁量之另一视角

鉴于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外部控制的理论研究已趋向成熟,故对其内部控制的探讨日趋必要。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基本目标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与个体利益的合理分配。在这一目标的引导下,须创制一套以促进公益与诚信服务规则为核心的执法自由裁量权内部适用规则体系,以期为自由裁量权合理、高效地输出进行系统规范。     

比例原则视域下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

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定和实施虽然是行政机关主导的,是行政自制理论的体现,但仍需遵循立法者的授权本意以及接受法院对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定以及法院在对行政裁量性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比例原则的作用不可或缺。     

完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切实推进财政依法行政

太原市财政局着力优化发展环境，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依法行政，确保行政处罚客观、公正、公平，起草并实施了《太原市财政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试行）》。     

浅议裁量基准在我国公安边防执法中的适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我国口岸出入境旅客流量也在相应地不断攀升。同时,实践中采取各种形式进行的违法违规出入境活动也在逐年增加。于是,对于公安边防执法队伍来说,如何正确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地处理每一个出入境违法违规案件就成为值得每一名公安边防执法人员认真研究思索的问题。本文中,本文将就如何在边防执法中正确适用自由裁量权和裁量基准这些问题作一简要的探讨,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自由裁量权基准：技术的创新还是误用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推行，在其目标期待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意义，对于现实中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行使，也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该制度所提供的手段和技术，对于所期待目标的实现却远非充分。而且，实践中试图大规模地制定裁量基准并通过基准的普遍适用来控制自由裁量的做法，除了可能带来裁量的格式化甚至僵化，也存在着合法性方面的问题。行政法治原则下的裁量权控制，应以程序控制模式为核心，综合运用事前的规则控制和事后的监督控制等多种技术，引入将自由裁量权理性化的结构和机制。     

论裁量基准的制约因素及建构路径

实证的考量表明,裁量基准的制定抽象化程度越高,则越背离其本身的目标价值。跨地域幅度的大小、违法情节要件的多寡、基准"格线"设置的优劣、例外条款的有无,决定了裁量基准在个案衡量与一般规范之间达至平衡的程度。应借鉴管制行政领域普遍采用的自我规制技术,建构"自下而上"的裁量基准运行机制,从而为经受基层执法实践历练所形成的裁量基准制度提供正当化路径。     

论公安电子政务与自由裁量的控制——以治安处罚为例

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政执法中运用广泛,引发争议较多。传统的控制裁量权模式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和内生动力,未能发挥有效控权作用。针对当前制度存在的缺陷,引入电子信息技术新模式,建立公开的网络平台,赋予其实体的基准,构建整套控制程序,从实体和程序上确保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解决警察行政自由裁量的滥用问题,实现个案正义,减少行政纠纷,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专利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和谐服务理念”下的专利行政执法

“和谐服务理念”要求专利行政执法既要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又要服务于专利相关权益人的利益.要在专利行政执法的过程中贯彻和实施“和谐”服务理念,一方面要严格遵循依法行政的前提,彰显合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一方面还要通过若干途径对专利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科学控制,以体现合理行政原则,最终实现利益各方客观上的“利益平衡”与主观上的“幸福感受”之间的“和谐”.     

裁量何以不自由——对我国酌定不起诉的现实性解析

我国自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正式确定酌定不起诉制度以来,酌定不起诉在实践中的适用率一直很低。而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犯罪率激增,诉讼资源却略显稀缺的今天,酌定不起诉作为一项能够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实现案件分流的制度,何以在司法实践中受此冷遇?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笔者秉着法尽其用的想法,在本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多角度解析。     

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构建——以海关行政处罚为例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从法律的层面对裁量基准作出了明确规定，海关领域随后启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研究工作。从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现状来看，面临着制定技术有待完善、制定主体范围不清和程序缺乏规范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具有代表性。欲构建系统完备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其具体性与能动性相协调、动态性与稳定性相协调、规范性与实践性相协调的基本要求应得到满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构建应从制定技术的选择、制定主体与制定程序的确立入手。在制定技术的选择上，行政机关应摆脱传统“情节细化”与“效果格化”分格技术的路径依赖，引入动态调整技术作为控权技术的补充。在规范确定性与妥当性存在冲突时，动态调整技术选择牺牲部分规则的确定性来换取规则的妥当性，其在裁量基准制度中的直接载体是逸脱条款与定期更新程序。行政机关还应分别从“复合主义”与“程序正义”立场实现制定主体与制定程序的规范构造。     

“烟民被拘案”呼唤理性对待裁量基准

"烟民被拘案"为澄清实践中存在的行政裁量基准认识误区提供了难得的鲜活素材。裁量基准的制度功能在于追求个案尤其是典型个案的正义,其要义是限制而非消灭一线行政执法机关的裁量空间。为了实现这些基本功能,应当倡导一种理性的裁量基准运作模式,通过主体间权限分工、智识资源整合、程序制度设计等方式提升基准对裁量滥用的遏制作用。     

从黄宗羲“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谈规则与自由裁量

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一文中认为：＂先王之法＂是秉持民本主义推行仁政的良法,良法容许法理、道德、原则等因素列入考虑,以弥补法规律例之不足,只有在法律良好的前提下,贤人方能施展才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规则与自由裁量权的均衡原理。规则与裁量权同时并存于任何一个法律体系中,共同为社会正义服务。它们的正面价值是法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法治的使命是提升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动态均衡层次,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两者的优越性。     

行政执法裁量权不再“自由”

2012年7月，四川省遂宁市将一项旨在推动依法行政、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重要举措置于公众面前——出台《遂宁市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力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思考

合法、合理地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是从行政执法的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有效措施，对公平公正执法、规范行政管理，理顺执法机关与执法对象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大的现实性和必要性。近年来，河南省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嵊州：用信息化规范自由裁量权

自今年3月1日起,浙江省嵊州市开发的阳光政务行政处罚业务系统已在全市各行政执法单位正式运行。该系统的应用,实现了职权网上明确、案件网上流转、监管网上实施、信息网上公开,是以信息化推进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工作取得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