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阔步迈进“文化时代”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文化时代的来临既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面对经过了十年的文化改革，中国正尝试回答：我们的文化品格是什么，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     

把论文写在希望的田野上

10月9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研究推进中国农村改革发展问题。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改革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今天,统筹城乡,科学发展,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     

新农村建设“湖州模式” ——“湖州模式” 为新农村建设探索新路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10月9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研究推进中国农村改革发展问题。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改革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今天,统筹城乡,科学发展,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湖州模式＂备受瞩目。     

两次历史性判断与30年改革发展——关于初级阶段与党的历史方位判断的深刻启迪

经历30年改革发展之后，人们经常会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引发当代中国改革骤然而起，推动当代中国改革不断深化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无疑就是这样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有在社会对这种需要的认识达到完满一致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实际行动。换言之，当改革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时，是否产生改革发展的实际行动，就需要有对这种必然性的深刻认识。     

政治改革也要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中国改革》2011年1-2期合刊中载文指出:政治改革也要抓住这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他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再一次肯定,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时代主题和潮流,我们仍然处于一个难得的战略机     

“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意义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对于当今的法治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实际上是对改革与法治关系的重新确认,是其新近形成的法治改革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理解"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什么是重大改革?二是于法有据之法究竟是指什么?前者是政治学的问题,而后者是作为法学问题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作为改革依据之法的理解不能过于狭窄,不能把"于法有据"之法简单地认定为现行的法律条款,而应该运用法律思维或法律方法进行符合法治方式的确定,只有这样才能使法治中国建设沿着法治方式向前迈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律方法论的积极作用。     

今后我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不久前就“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召开了“双周学术讨论会”,王小鲁研究员作了主题发言。以下是讨论会的主要观点。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十分引人注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 １９７９年到 １９９８年的 ２０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９．７％。国外认为统计局的数字偏高,比如世界银行提供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５年期间的数字是８．２％。不管怎么讲,过去２０年改革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起码提高了３个多百分点,这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即便是８％的增长率,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自然就提出二个问…     

封面

<正>《时代》1月13日2014关注什么2014年该关注什么?最新一期《时代》盘点了新的一年美国国内、国际政治大事件及关系民众生活的重要事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扎卡里亚撰文说,2014年中国面临历史性转折点:中国是否能实现经济改革,解决不断加剧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为经济繁荣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下一个10年打下基础。扎卡里亚进一步阐述了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包括民众强烈抱怨的空气污染问题,人们对腐败问题越来越深恶痛绝。     

论邓小平理论的主题特色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是中国乃至前苏联长期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 ,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需要回答的基本理论问题。邓小平理论就是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研究、探索得出的科学结论 ,形成的理论成果。它既概括了社会主义本质 ,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又选择了道路、制定了路线、提出了纲领 ,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性课题 ,因而具有极鲜明的主题特色。     

透露出的三个重要信号——专访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

我认为三中全会的主题透露出三个重要的信号:第一,改革的信号。30年前中国的改革就是从农村起步,30年后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继续推进农村改革与发展,其重大的意义不在于农村改革的     

民生发展时代的改革逻辑与改革框架

中国已经开始进入现代化的一个新阶段,即民生发展时代。与经济发展时代相比,民生发展时代有自己特定的体制需求,这种特定的体制需求决定了民生发展时代特殊的改革逻辑和和特定的改革框架。民生发展时代为中国未来改革奠定新的基点,只有基于民生发展时代的体制需求和改革逻辑,中国才能跳出前30年形成的＂窠臼＂,不断拓展新的改革空间,获取新的改革动能,开创新的改革局面。     

体系与能力再造：新时代十年国家治理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改革的核心主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表述提出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国家治理改革尤为必要。本文基于国家现代化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历史比较分析的视角，概括新时代十年中国国家治理改革呈现出的若干新趋势和新特征：从发展导向到治理驱动、从聚焦政府机构和职能调整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升、从分布式改革到系统化设计、从“部门化”行动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总体来看，十年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明显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得到了系统化的再造与重塑，但仍需要继续改革和不断调适。     

时代课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就是不断解决中国时代课题的历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正是在不断定位每个时代的历史方位,解决时代突出矛盾,破解时代痼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围绕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课题,不断探索和解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四大基本问题。     

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明时代特色的方法论思考

实践发展与时代进步的张力关系,内在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方向,预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代结合的具体路径,即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回应时代要求、解决时代问题。科学判断时代主题需要结合主客观因素的双重考虑,其关键在于培育执政党的理论自觉意识,即培育理论创新的品质、培育勇于实践的精神、培育敢于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当下,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时代特色的着力点,在于科学回应若干重要时代问题,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问题和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中国行政改革“三步走”发展模式探析

本文提出并分析了中国行政改革的“三步走”发展模式,即“解放市场”、“重塑政府”、“培育非政府组织”。自1978年以来,中国行政改革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的行政改革,其核心使命是解放和培育市场;自2003年以来,中国行政改革进入了历史新阶段,其核心使命是重塑政府;展望未来,中国行政改革需要重组事业单位,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只有依赖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三驾马车的联合驱动,才能打造更好的公共治理。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双重主题及体系架构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立足科学把握历史方位续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双重主题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什么样的民族复兴、怎样实现民族复兴两大问题,架构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两个理论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双重主题及两个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主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升到了新境界。     

改革从利益追求转向权利保障

2010年以后的中国改革不应忘记过去,但也不再能重复昨日的故事。30年的改革带给中国的活力不再湮灭,但需要规范;30年的改革留给中国的财富不能流失,但需要共享。2010年及以后的改革必须从鼓励利益     

中国改革该向何处去

<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闭幕。虽然决定是否改、如何改本来是政府的事情,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一个健康社会,民间理应对未来的改革走向发表自己的主见,而不能坐等中央的"顶层设计"。事实上,在经过三十年改革之后,中国民间社会已经就改革的基本方向达成初步共识。中国改革应向何处去?答案取决于当今改革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前,中国亟需在经济、政治与法治三个向度上推进改革,而民间改革共识则分别体现为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与执政权力的法治化。     

司法公正的标准探析

司法公正是中国21世纪司法工作的主题,是司法改革的目标.司法公正的标准,是衡量司法过程和结果所需要达到的程度,达到了所需要的程度,司法就是公正的,没有达到所需要的程度就是不公正的.科学地确定司法公正的标准是司法改革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司法公正标准的确立是需要认真探讨的.     

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尽职尽责

费孝通先生说过,一个政党,在一个历史时期要做什么,不是自己定位,是时代定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懂大局,识大势,知情明政,是履行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的前提.目前的大局、大势是什么呢？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读懂改革这篇大文章,围绕深化改革参政议政,是民盟当前的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