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现状、话语演变和异质的声音——90年代以来的同性恋研究

90年代末以来,在酷儿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同性恋从疾病、变态、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关系转变成非病理化和非罪化的主体间人格关系。作为现代性后果的中国同性恋话语在20世纪经历了从包容-抑制-重新包容的演变过程。然而,当前的同性恋叙述存在话语垄断现象,主体自主性的话语、知识和声音被总体化的宏大叙事所压制,这种压制不仅来自异性恋社会,也来自同性恋社区本身。近20年的同性恋研究大致经历了从行为到身份、从本质论到建构论的转变。     

同性恋话语与中国城市青年异性恋男性特质建构

"搞基"本意指男同性恋行为,带有强烈的恐同色彩和贬损意涵,但现在却越来越频繁地用于形容异性恋男性青年间的亲密友谊。从围绕语言、恐同主义与建构(异性恋)男性特质三者互动关系的现有文献出发,本文认为,"搞基"话语的流行展现了男性同性社交的新形式,形塑了当代中国异性恋男性特质及其新的边界。在呈现了"搞基"话语在中国互联网文化中兴起的脉络之后,文章重点考察了"搞基"话语在日常生活的运用,揭示了其具有的两项隐性功能:一方面,扩展了异性恋男性特质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异性恋男性特质的身份认同,从而为具有同性恋含义的"搞基"话语出人意料的流行,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大学生同性恋取向及对同性恋认知态度调查

为了了解大学生同性恋取向及对同性恋的认知态度,选择常州市某高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用自编性健康调查问卷及心理卫生自评量表(SCL-90)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中同性恋取向占1.3%,超过50%的学生对同性恋持认同态度,躯体化症状、强迫症状等10个分量表得分同性恋倾向者明显高于异性恋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明大学生中存在同性恋现象,大学生对同性恋现象越来越持宽容与认同态度。     

亲密关系的变革:“基友”的现实表现及其理论蕴含

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基友"这一称谓不再特指男同性恋,而是泛指异性恋语境下的一类青年亚文化群体。作为男性互动的特殊类型,"基友"承载了社会发展的具体场景。青年男性之间的"基友"互动方式区别于以往以"革命主义"为主轴的"同志"关系和以"英雄主义"为内核的"哥们"关系。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过程赋予了"基友"出场的时代背景;同性恋群体的去污名化实践、弥合时空分离的网络技术发展以及网络亚文化群体身份认同的巩固,又为虚拟世界中"基友"群体的生成提供了相应的社会条件。虚拟空间中的"基友"现象还蕴含了男性亲密关系的变革与个体民主化的未来前景,这也为社会理论的更新和青年工作的改进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     

西方社会的“后青年”

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说法,70年代初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形态已经由传统的核心家庭(指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向多样化的家庭结构发展,比如“混合家庭”、“独户家庭”、“合伙家庭”、“同性恋家庭”等等。这一情况似乎表明西方年轻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淡化了,传统的家庭结构正趋解体。但是,最近西方一些人口研究机构的调查结果却表明,这种情况已发生变化,现在西方青年在成年后离开家庭的年龄越来越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同性恋婚姻立法模式及典型国家的立法例

随着同性恋权利运动和人权运动的发展,世界对于同性恋者的态度愈加宽容。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同性恋婚姻都成为了现实。在世界立法趋势下,中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是必然,但却肯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等级中构建秩序——儒家礼教思想发展演变研究

在几千年的等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为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维系社会秩序稳定,极力维护等级秩序。但是由于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不同,人们用以维护等级秩序的方法、学说也各不相同。沿着儒家思想发展的大致脉络,根据原著文献的阐述,梳理不同时代对于用以维护等级制度的思想演变。从儒家礼教的等级秩序形成发展阶段、成为正统阶段、理论深化阶段、受到挑战阶段四个阶段来考察,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来分析理论产生、发展、灭亡的原因、规律。     

企业党委书记也需要得到理解和支持

我们企业的党委书记,虽然在厂里做下级的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有不少苦闷和惆怅,尤其在当前飞速发展的改革形势面前,我多么想从自己的经历中,向大家吐吐自己的心里话啊!现在企业实行了厂长负责制,从改革的需要来看,这是大势所趋.但是怎样摆好书记与厂长之间的关系;怎样协调好党与政之间的关系,却     

韦伯论中国社会与宗教

自秦统一以来，中国形成了家产官僚制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使统辖理性化和形式正义的法律秩序因故未能形成。但韦伯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却表明：在传统主义占优势的家产它像制社会中，并非不存在产生统辖理性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诸多社会条件，问题在于儒教熏陶出来的君子秉有一种适应现世的精神气质，从不会追问此世秩序的合法性。相反，清教的超越秩序总是与世俗秩序处于紧张对立之中，这种紧张提供了对世俗秩序进行理性化改革的持续的精神动力。对中国宗教精神气质与理性化改革精神动力之间关系的探究形成了韦伯独特的问题视角。     

大学生关于同性恋群体态度的实证研究

研究旨在探讨大学生关于同性恋群体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为进一步改善同性恋生存现状奠定理论基础。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257名大学生进行外显态度的调查,采用内隐联想测验对内隐态度进行测验。结果显示大学生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态度在外显态度上表现得更为接纳,而在内隐态度方面人们较为排斥,即实际上人们对于这一群体仍持有负性态度。     

规范等级体系中的宪法与民法

考察宪法与民法之间的关系,可以有多个角度,但是从规范等级体系理论考察,对于一国的法律实践更有现实意义。在规范等级体系中,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民法作为普通法律从属于宪法,其效力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但是民法作为调整私法领域的基本法,也有自己的个性,两者只有互相配合才能实现对私的领域的完整保护。     

固守、批判与创新:近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三维度分析

在传统宗法伦理秩序的主导下,近代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具有等级秩序优先的特点,但社会的变迁和民众认知的提升,使得近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呈现固守、批判与创新并存的局面。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对近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进行研究,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是兼具宗法身份特征与契约规则意识的二元社会,近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变迁在本质上是传统宗法伦理秩序解构和近代契约规则秩序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终结了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唯等级秩序论,转而注重国家的多维度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以德治国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几个关系

一、在治的地位上 ,要正确认识法治和德治的关系经 过多年的实践探索 ,我党在十五大上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 ,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目标。这表明我党的执政方式已经开始从过去的主要依靠政策 ,转变到今天的主要依靠法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是万能的 ,社会主义法治的建立还需要多种因素 ,特别是德治的支持和配合。这是因为 :第一 ,从法治和德治的价值来看 ,它们不仅存在着部分重合的关系 ,而且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我们知道 ,法治的主要价值有公平、秩序、自由、人权、效益等等 ;道德的主要价值有和谐、公平、秩序等等。这里很…     

习近平国际秩序观论析

习近平国际秩序观主要表明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立场与态度,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国家身份与角色定位,以及对未来国际秩序的理想追求。习近平认为现行国际秩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但是依然存在强权政治及不公正不合理问题,国际社会应当共同努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习近平把中国定位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习近平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他所主张的理想国际秩序方案、主要国际秩序理念及理想国际秩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是具有全球视野与历史担当的国际秩序方案,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治理工具创新:激活内生型社会信用秩序

对于新工具的应用可以看作是对于社会秩序发展的一种回应。在网格式的社会治理结构中,传统的等级式关系的治理工具经常显示出其不适应性。市场经济社会信用供给的两种形式有内生型供给和外生型供给,内生型社会信用秩序是市场经济依靠市场主体自身的能动性来形成牢固的利益、市场、权利和法律体系。基于内生型秩序在建构社会和谐稳定性方面优于外发型秩序的特性,所以结合我国转型社会发展特点,通过开发与创新社会治理工具为重构社会信用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中国乡村协商民主治理框架中的权利秩序、法律关系及法制建构

中国乡村四十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不但人们彼此之间的生产关系及生活关系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而且人们用以调整诸多社会关系的方式及路径等也大不同于以前。不论是内地以劳务输出为主的乡村,还是沿海以劳务输入为主的乡村,生产关系及生活关系的主要内容已经普遍权利化了,乡村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秩序。人们各自权利的实现程度依赖于不同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完善与合理的程度,而这又取决于其治理框架的合理程度及其法制化的建构水平。中国乡村治理已经形成了多元协商民主治理的框架,处理好这个治理框架内的权利秩序安排、法律关系调整及框架本身的法制建构,是中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试论正义的四重维度

正义 ,作为表达人之恰当关系的价值范畴和行为准则 ,被广泛的应用于政治哲学、价值哲学、伦理学、法哲学、经济哲学等诸领域。虽然人们对正义的看法不尽一致 ,甚至存有较大的分歧 ,但是透过纷繁芜杂的正义观念背后 ,我们可以发现 ,正义却根本地指证着自由、平等、秩序和共生的向度。     

对法治和人治的再认识

从古至今,法治与人治之争的问题由来已久。在古代,统治者利用人治思想统治中国数千年,如今的中国把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追求自由、平等的统治秩序必然需要法治,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人治、法治有各自的优缺点,应当辩证地看待法治和人治之间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亨廷顿政治秩序模型的逻辑、内在困境及其启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亨廷顿的政治秩序模型构建的逻辑基础可以概括为三句话,那就是:社会变迁是根源,稳定政治秩序是目标,权威与制度化是保障。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深入分析他的政治秩序理论模型,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与内在困境,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社会变迁与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秩序与自由之间的选择、政体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关系。亨廷顿的政治秩序模型存在的内在困境,本质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困境。亨廷顿的政治秩序模型及其困境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启示在于: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平衡与良性互动,是中国政治稳定和顺利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条件,"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理想目标之一。     

政治秩序的理论基础:涵义、要素与特征

政治秩序是指各政治实体之间的政治关系的规范化过程及其所呈现的状态.政治实体是政治秩序的能动性要素,政治规则是政治秩序的生长性要素,政治控制是政治秩序的实现性要素.政治秩序具有政治性、有限性、关联性和建构性等四项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