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协商民主的成长轨迹及障碍研究

在经历了技术互联网向政治互联网的变迁后,网络之于协商民主也由早期的工具辅助作用转为更深刻的政治价值建构,呈现出从最初的协商中嵌入网络技术到发展网络公共领域协商民主的趋势。但是,与这一进程相伴随的还有困难与阻碍,既包括信息超载、信息异化、信息鸿沟等技术性障碍,还包括政治参与有限与失序、协商遗失与"巴尔干化"、公共责任与激励匮乏等政治性障碍。鉴于此,至少可以从技术发展、制度建构与文化养成等三个递进的层面来推动未来网络协商民主之良性发展。     

反腐败三大趋向

以2004年为标志,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在战略上将出现"三个转向",即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由事后监督转向事前监督。     

“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学术研讨会暨‘协商民主研究丛书’出版座谈会”在杭州召开

2015年2月9 U,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了我国协商民主的本质属性和苺本内涵,阐述了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屯要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为认离学习贯彻和宣传中央文件精神,中央编译局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课题组与杭州市政协合作,集中推出了一套"协商民主研宄丛书"(丛书主编:俞可平、叶明),并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正式     

协商民主发展的中国智慧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政治文化,发源于中国对民主制度的创新,镶嵌于中国现实民主政治生活之中,是世界上独特、独有、独到的民主形式。在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输入与中国化转变,促使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得以迅速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建设成就,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展现出自身的优越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人类民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方案,也为西方协商民主朝着经验化转向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思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沟通手段,从而为人类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尊重“差异”与“包容”的交往民主——艾利斯·扬对协商民主的批评与超越

协商民主理论家将民主视为通过理性的公共讨论来决定公共目标的过程,来代替以利益为基础的聚合式民主。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艾利斯·扬认为,主流的协商民主理论存在一些内在缺陷。首先,协商民主过程预设了一种基于文化偏见的理性讨论,导致某些人或群体遭受贬低和排斥。其次,协商民主将共识或公共利益设想为公共讨论的目标,这同样会导致对特殊群体或特殊视角的排斥。在批判和修正协商民主理论的基础上,扬提出了"交往民主"理论,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了升华,认为协商民主不应该试图消除"差异",而应尊重"差异"和"包容"。厘清扬的理论和主张,有助于丰富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     

互联网时代的民主重构: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对当代民主的影响日益凸显。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协商民主的视角探讨互联网时代的民主重构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对网络民主的既有构想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论证了协商民主对于建构网络民主的重要价值,继而在检视网络协商的相关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就"网络协商的具体评价指标"、"不同的网络技术制度的影响"、"多元化的网络民主规范与协商民主的限度"等三个关键问题予以了深入阐述,以期为推进中国的网络协商研究及实践提供借鉴。     

“毛泽东信仰”的现象解读

"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说是事关中国变迁、权力民主、民族强大、精神关怀、社会正义,甚至涉及对改革开放的价值评价诸问题,使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正襟危坐。     

协商民主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吉登斯悖论”

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突破全球气候治理的"吉登斯悖论"的主要作用可以总结为对"绿色公共领域"的激活。作为一种公众参与方式,协商民主有利于为普通公众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营造参与平台;作为一种民意收集和聚合的方法,协商民意测验方法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应用有利于克服传统民意测量方法中民众消极被动的角色;作为一种社会学习模式,公共协商讨论平台(小组)可以成为气候变化话语和知识的一种互动式传播方式,破除气候变化科学专业知识的壁垒。因此,协商民主可以为突破全球气候治理的"吉登斯悖论"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的范式选择。     

从民族的民主到后民族民主——哈贝马斯民主理论析论

如何在多民族国家和地区建设一种民主政治,这是一个难题。哈贝马斯以欧盟为场域,探讨了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建设民主政治的机制和路径。民主需要认同,但后民族民主的认同不可能通过特定的民族文化来培养,而只能通过宪政文化,通过公民参与权利和交往权利的实践来培养。哈贝马斯"双轨制"协商民主制度一是通过公共领域建立起公民的跨国联系,二是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互动把公民与超国家决策中心联系起来,然后,通过法律和制度把在公共领域形成的"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权力,其实质是要建立起所谓的"欧盟人民的民主"。     

共商: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正>2019年全国两会隆重召开,来自各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齐聚北京,共商国是,再次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协商民主是一种"共识型民主",具有公开性、平等性、广泛性和包容性,既尊重大多数人的共同意愿,也关注少数人的合理诉求;既能凝聚各方力量,也能激发民主活力。作为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商理念具有"贵和尚中""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鲜明底色,倡导"和而不同""求同存异",通过协商让各方面的意见和愿望得到充分表达,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共商理念是中国为     

民主十说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需要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自觉性"和"自发性"的关系,坚持和贯彻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切实地将社会主义民主程序和形式落到实处,坚持民主决策,把改善民生作为首要任务。反腐必须重在建立权力制约机制,必须同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特权阶层进行长期和坚韧的斗争。民主集中制不可丢,权威主义不可取,必须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运作,实行有限的集权、有序的民主。民主社会主义可以借鉴但不可照搬。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健全和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政治衰败概念的分析与重构——基于“三层次”概念建构法的尝试

亨廷顿和福山提出的"政治衰败"概念存在着结构欠缺的问题,应当进行重构。概念结构应当由基本层次、第二层次和操作层次构成,三个层次分别对应实在论、本体论和因果论的理论。"政治衰败"以"权力失序"为本质属性,是一种不同权力之间可以随意且无障碍地进行相互转化的政治变迁形态;其基本层次存在结构性的"政体隐患"和过程性的"权力互斗"两个原因变量;其第二层次分别由政治权力内部失衡、政经关系失序、社会政治参与失控,以及权力主体高能动、公共规则失灵两组维度构成;其操作层次由16个有助于展示和分析因果机制的定性指标构成。     

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生性要素

统一战线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密切相关,二者有着共同的理论来源和价值诉求,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坚持共产党领导和人民主权原则。统一战线实践推动着我国协商民主建设不断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奠定了我国政治生活领域多元政治主体之间合作、协商与联合的合法性基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多党合作奠定了我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爱国统一战线丰富了我国协商民主的主体结构;统一战线的协商理念、组织形式和制度架构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丰富的政治与制度资源。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模式示范与制度引领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协商民主中处于核心地位,构成了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根基。在长期的发展中,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形成了参政协商、资政协商、议政协商、问政协商四种模式,这对中国的其他协商民主起到了示范作用。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引领下,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不断发展。这种制度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民政协不仅善于利用自身组织平台推动协商民主发展,而且还善于对协商民主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并不断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正是有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模式示范与制度引领,协商民主才不断拓展,逐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制度。     

人民主体: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核心理念

中央苏区廉政建设之所以能创建历史上"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最根本原因就在于秉持了"人民主体"这一核心理念:政权归人民所有,权力由人民赋予、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这一理念深刻启示我们:廉政建设必须依靠人民民主,真正实现权力由人民赋予;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民主化的含义及拓展空间

民主具有三种使用语境,即作为价值观念的民主(民主精神)、作为实现形式的民主(民主制度)、作为实现过程的民主(民主运动)。民主化理论不是鼓动人民起来造反的理论,而是规制民意的制度化改革和建设理论。推进民主化,不应该成为敏感的禁忌,而应该成为一种积极改革的战略。民主化意味着"双边进程":一方面要让公民尽可能做自己的主人,另一方面要让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成为国家主人。公民要做自己的主人,意味着公民自主和社会自治作为民主拓展的空间是有价值的;公民要做国家的主人,意味着政治权力来源和行使要受到约束和限制是必要的。中国民主建设具有广阔的空间,如何让既有的正式的制度发挥有效作用;如何贯彻协商民主的精神,开拓民主参与或沟通民意的新渠道或新方式;如何管束党政公权力,使其能够依法施政;如何确保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受侵害,这是中国民主建设的重点议题。     

民主化的社会条件及机制——查尔斯·蒂利的民主理论

蒂利以政府行为与公民要求之间的一致性定义民主,把"将信任网络整合于公共政治之中、实现类型不平等与公共政治的分离以及削减自治权力群体的自治能力"三个方面规定为民主化的关键社会基础。他认为,当且仅当这三个方面交互发生的时候,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才能达至广泛的、平等的、有保护的和相互协商的要求,有效的、持久的民主才会出现。     

重新认识代表制在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

协商民主的核心诉求是通过协商达成有理性基础的共识,在制度设计上,它往往强调参与以及参与过程中的平等、理性和互相理解。因此,传统的协商民主理论一般不强调"代表"的重要性,代表制一般被认为是公民人数众多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但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出现了对这一观念进行反思的倾向,从最初对代表制的否定和贬低,到现在出现一种向代表制的回归,代表制在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获得了重新认识。斯特凡·卢曼斯等人的理论贡献指向这样一种可能性:代表制在协商民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与政治参与并不矛盾,对它的合理运用也能修正协商民主可能带来的以理性为名义的独断。     

从单向赋权到二元交互:再论刑事协商的内涵

厘清"协商"这一基础性概念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实施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协商在不同语境下被赋予的内涵各不相同,但协商总是包含了一系列的交互过程。自协商引入刑事诉讼后,便捷性与高效性成为了刑事协商的首要特征,但其更蕴含了刑事诉讼构造的嬗变,不仅对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是标志着刑事诉讼领域人权意识的觉醒与深化。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刑事协商之形成具有深厚的刑事法学理论基础。由单向赋权到二元交互是刑事协商的发展方向,应以保障"权力—权利"的实质交互为目标,构建平等理性的法律商谈情境,通过司法实践诠释刑事协商之本质内涵。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

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之一,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则是推进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取得很大成效,同时也面临一些困境,应当加强立法、提高认识、健全制度、完善界别设置、提升政协委员自身协商能力,分别从国家层面、理念、程序、功能、素质上保障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的权威性、自觉性、有效性、合理性和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