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是当前国际人权领域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弄清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坚持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对于我们加强国内人权建设，促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人权的普遍性和人权的特殊性人权的普遍性是指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对人权的共同要求和理想。《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其他国际人权文书肯定的基本人权和重要原则，就是人权普遍性的体现。人权的普遍性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享有人权的主体…     

论意识形态工作的世界普遍性和中国特殊性

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世界的普遍现象,中国也不例外。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决定了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面临诸多特殊的困难和挑战: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进攻的众矢之的;中国正处在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期,过渡性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失序和道德失范等问题,容易造成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误解;作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将受到削弱;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面临着祖国统一的历史性难题,也必须跨越国际社会接纳中国的世界性鸿沟等。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中国道路的普遍性意义

<正>中国道路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普遍性意义:一方面是中国道路选择的自主立场,另一方面是中国道路实践的高效原则不久前,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访华期间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如果阿富汗有机会重新选择的话,一定会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因为它行动高效,决策果断,以结果为导向,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为所有人带来积极的结果"。不管对中国道路持有何种看法,在听了这段话后,相信都不会无动于衷。中国道路是近年来国内外一直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其     

统一市场监管的法治道路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施统一的市场监管”。整合市场监管机构成为推动实施统一市场监管的先手棋。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改革和理顺市场监管体制,整合监管职能,加强监管协同,形成市场监管合力”。同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话语权:社会科学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的焦点

19世纪末发生的经济学方法论大战,在一定意义上是德国和英国的话语权之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社会科学是民族国家的知识生产建制并为其服务。霸权国家的社会科学强调普遍性,认为其现存的制度和政策适合所有国家,并通过不断地净化历史,虚构一条普适性的发展道路。而力图摆脱边缘地位的国家的社会科学则强调特殊性,为本国的发展道路争夺话语权。如果不加批判地承认西方霸权国家社会科学的普遍性,就会落入其话语陷阱。     

理性的抉择: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

在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已为实践所证实的历史结论,时至今日仍不为不少人所接受,甚至受到猛烈的攻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本文试图作一些分析。     

“中国模式”的普遍性、特殊性及启示

注重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稳定的维护,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保障和必要条件。中国模式具有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表现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考价值。中国模式又具有特殊性,因为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意识,中国将经济与政治强强联合,并建立了以责任为本位的政府,走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对中国模式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分析得出启示:不照搬任何一种模式,选择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现代司法理念的法理建构

我国司法理念的构建必须理清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司法定位的社会性和权利性,司法立场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司法过程的程序性和经济性,司法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法治建设的中国道路

葛洪义在《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载文《法治建设的中国道路——自地方法制视角的观察》认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展开的,经济建设中的计划与市场、政治建设中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利益分配上的国家与社会等三个问题是决定中国法治道路的关键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区别从政治的角度看,首先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权力制约体制不是在西方三权分立基础上推进的,而是在中央层面的党政之间以及通过制度化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推进的。     

法治道路的中国化探索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充分表明我党依法治国的坚强决心。举国上下，法治，正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法治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新名词，百年前的中国，法治就是学术界、政治界的热门话题。回顾历史，从 1840年鸦片战争到今天依法治国，从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到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邓小平的加强法制，中国法治道路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历程。 一、变法图强：百年法治梦未圆 　　不可否认，我们今天所说的法治理论源于西方。 　　遗憾的是，追求公正的西方法治理论，是随着殖民扩张的…     

中国法治的行政法治化道路

多维面向的中国法治道路理论有自身的缺陷。基于法治的核心要义和适度的建构立场,可以从权力分解的角度探寻具体的法治道路。借助司法权威确立规则之治和经由法律人之治实现法律之治,是＂司法中心主义＂的法治进路构想;规则之治与社会治理的冲突,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矛盾,是其内在缺陷。行政法治化,有助于推动公民启蒙、控制权力膨胀、促进规则之治,从而化解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矛盾,是中国走向法治的先导和必由之路。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第六讲)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一般与个别、绝对和相对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0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和矛盾的普遍存在性

本文对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和矛盾的普遍存在性四个概念作了论述,同时对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作了内在和外在之区分,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普遍存在性之间的关系。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中法治建设与改革的双轮驱动

法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的法治历程有力印证了法治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法治现代化建设与全面深化改革的统一实现了法治建设与改革的双轮驱动。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全面依法治国应坚持顶层设计和法治实践相结合,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法治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通过先行先试发挥试点在法治建设与改革中的价值,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自我完善,实现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人性与法治——中国法治道路的构建

人性与法治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中西文化人性论的根本差异是中西文化分别走向人治和法治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要实现法治就必须对传统文化的人性立场进行深刻反思;走出人性预设理想化的误区,借鉴西方人性论的合理因素,从人兼善恶双得属性、人的主体性、人的世俗性等人性立场出发建构中国法治之路.     

从WTO法价值探寻中国法治的未来

在考察多边贸易理论与实践发展时 ,应注意WTO规则背后所蕴含的法价值及其对我国未来法治的影响。     

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石

金秋10月,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七大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次盛会贯穿着一个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回首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无数志士仁人为中华之崛起上下求索,力挽狂澜,在艰难、曲折、奋进的历史长河中,终于寻到了一条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先进潮流的现代化航程,那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历史的选择。恩格斯曾云,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就是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向全世界宣告了我们的伟大旗帜,展示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前景。这面旗帜犹如光芒四射的一轮红日,千舟竞发的广阔大海,令众多青年学者激情澎湃,意气风发,对建设伟大祖国的壮丽明天充满信心。本期,我们特选择7位青年学者的笔谈,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意义。     

统一和分裂: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在中共11届3中全会召开10周年、中国的改革进入了第二个10年的今天,为什么要研究统一与分裂的问题呢? 这是无可回避的历史,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时间统一,多少时间分裂?这要看用什么标准,还要看是讲形式还是讲实际。如果我们承认王朝不等于中国、王朝的起迄不是统一的始终、名义上的归属不等于实际上的统一、王朝统治范围之外的政权和地区是自治或分治而不是分裂,那末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以历史上中国的最大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只有     

习近平法治思维的核心: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高度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提出了很多具有创造性的思想观点,逐渐形成了一套体系完整、内容丰富、逻辑严密、注重实际的法治理论体系。其中,特别是对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之间关系的论述,及其一些重要的安排部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形成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奠定了稳固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中高举旗帜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将会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坚持马列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是高举旗帜最厚重的理论底蕴,也是使党的旗帜永远保持鲜活色彩的根本保证。 (一)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高举旗帜,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所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875年3月,恩格斯在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奥·倍倍尔的信中,就德国当时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阐述了他与马克思的意见。他指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