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供、逼供与沉默权的法理性透视

翻供 ,是近年来刑事司法活动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翻供与逼供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沉默权制度的设立 ,无疑能够有力地根治逼供、消除翻供     

难题：被告人“翻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４２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系刑事证据之一种。在刑事证据学理论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同属于言词证据。言词证据是言词主体即有作证能力（正常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自然人基于对已经发生过的案件事实或者与案件有关的事实的亲身感受（亲历的、接触到的、看到的、听到的等），根据记忆，通过书面的、口头的或者其他方便的表达方式如聋哑人采取手语等语言形式进行描绘和叙述，以使法庭或者警察、检察官、律师、陪审员等在意识中再现案件事…     

刑事取证合法性公证：是否只有现实必要——从李某强奸案律师调查取证行为谈起

相关案例:2002年11月29日18时40分左右,被害人郎某某被强奸.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认定:犯罪嫌疑人为李某某,其收集的能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是刘某、郭某、陈某、程某等四人的证人证言.2003年9月10日,山西省某检察院向某法院以李某某涉嫌强奸罪提起公诉.在检察院提起公诉以后、法院开庭审判以前,被告人李某某的辩护律师及其家属申请山西省第二公证处对证人刘某、郭某、陈某、程某四人向其提供的证言进行公证.在山西省第二公证处公证员面前,这四名证人各自提供证言并签名按手印,证言的基本内容是:由于我受不了某某刑警大队的残酷毒打,在侦查机关面前违心地对此案件做了伪证,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现在我将我知道的真实情况反映如下……(后面的具体内容是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无作案时间).随后,山西省第二公证处分别出具了四份公证书,其主要内容是:"兹证明某某(男,某年某月某日生,身份证号:XXX),于某年某月某日,来到我处,在我的面前,在前面的<证明>上签名、按手印."     

论电子证据对刑事搜查的挑战

随着信息网络等现代化科技的发展,涉及信息网络等高科技的犯罪案件日益增多,与此同时,电子证据在刑事司法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电子证据由于存在于虚拟空间,因而具有特殊性,必然会给刑事搜查带来全新的挑战.刑事搜查具有强制性、特定性、扩展性、公开性的特征,从刑事搜查的特征出发来考量电子证据,对于完善我国的刑事搜查体系尤其是对电子证据的刑事搜查具有重要意义.     

被告人翻供时口供的审查判断

案情回放1993年12月23日,黑龙江某市公安局接到报案,该市黑天鹅录像厅的工作人员孙某某被杀。案发现场门锁大开,录像厅女主人于某某反映一台东芝94型录像机失窃。经初步勘查,警方发现,这很可能是一起抢劫杀人案。在案发现场,史延生的一句话引起了警方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刍论

最高人民检察院1998年12月16日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也规定了凡经查证确属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然而,从以上两个司法解释在我们司法实践中的实施情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落实不尽人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有传统的重打击轻保护的思想作祟的因素,有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认识上的误区,有证据合法与非法的界限难以掌握的困难等等,还有立法本身的内在缺陷和重要制     

关于翻供及其应对的几点思考

翻供,简言之,即为部分或全部推翻原先的口供。翻供作为一种诉讼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出现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和阶段。翻供具有动态和静态两个层面的内涵。前者是指推翻原供的行为,后者是指推翻原供后的口供。有的翻供是确有可翻之处,翻了才符合事实真相,有的翻供则是基于侥幸和求生、求自由的本能的不实翻供。翻供的原因主要有:畏罪心理、侥幸心理、刑讯逼供、诱供、指供、案件证据不够扎实等等。无论翻供是出于何种原因、表现为何种形式,如何正确应     

严格执行刑事证据制度 依法公正准确惩罚犯罪 访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戴长林

承载着社会各界对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推进公正审判的热切期待,两个证据规定自2010年7月1日实施以来一直引人瞩目。本刊日前就其实施状况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庭室负责人及部分专家学者。     

保障律师会见权，提高刑辩效果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一项重大改革即是增加了侦查阶段的“律师提前介入”的规定，适不仅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而且赋予了律师了解罪名权、会见权、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等多项权利，这无疑是立法上的一大追步。但是由于规定律师会见权的条款不够具体、细化，操作性不强，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导致律师会见权形同虚设，不仅直接影响律师在刑事诉讼申作用的发挥，更有损刑事案件的辩护效果。     

刑事证据若干问题及立法完善

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以来，由于缺少与其配套的证据立法，致使司法实践中滋生出不少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诉法的实施，主要表现为：     

刑辩效果差的症结何在

律师刑辩难,侧重于揭示中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如履薄冰、举步维艰的处境。在立法层面,直指《刑法》第306条、《刑事诉讼法》第38条以及《律师法》的部分条款;在司法实践方面,则披露和检讨刑辩律师执业的外部环境,感喟在刑辩中遇到的种种困惑。     

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应考虑之要素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利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达到的程度”。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是否达到证明要求的基本准则，是刑事诉讼证据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更是每一个司法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研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完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对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重点关注的相关问题探讨

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列入了立法规划,可见刑事诉讼法确实远远落后于当今时代对司法的要求。本文通过司法实践就刑事诉讼法若修改应重点关注七个方面的问题作了简要的论述,以期刑事诉讼法能够日趋完善。     

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其所指的是实物证据而非言词证据,应包括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这些证据材料欲成为定案证据,需经过关联性、客观性和可采性的审查,尤其是证据的鉴真审查。判断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程序的合法性,应与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程序适用不同标准,审慎适用排除规则,对由此带来的侦查机关通过行政机关借壳取证的可能性也应有充分的警惕。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对侦查行为的影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规则之一,它对规范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状况进行整理,根据现代刑事诉讼的特点分析非法证据排除的必要性,并结合其对侦查行为的影响提出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建议。     

质疑与回应：秘密侦查的正当性分析

秘密侦查，是指为了对付危害大且侦破难度高的某些特殊犯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侦查机关针对特定案件的侦查对象，暗中收集犯罪证据和情报，以揭露和证实犯罪的一种具有隐蔽性和强制性的侦查措施。由于秘密侦查的秘密性和强制性，天然地潜在着易侵权性，也正因为这一点，秘密侦查遭到了许多人的责难与非议，认为其使用是不正当的。秘密侦查的使用虽然存在着瑕疵，但也并不如有些人所说其使用是非正当的。因此，总结当前人们对秘密侦查使用正当性的各种质疑，针对质疑作出相应的回应，分析、阐述秘密侦查使用的正当性，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当前“律师会见难”的现状剖析

一、引言 律师会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指定之后,依法与其面谈,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及有关案件情况,或者听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指控犯罪的意见和理由,从而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为辩护作好准备而进行的诉讼活动.     

论我国侦查结构的完善

侦查结构一词，从语义学上看，是由“侦查”与“结构”这两个词组成的偏正式短语，即侦查的结构。对于侦查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96)第八十二条第(一)项做出了明文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结构，又可称作形式、模式、构造等，是指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安排、组织及相互关系，即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组织、组合的形式。     

浅析域外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发展经验及沿革

我国自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关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引入的呼声日益强烈,并且随着山东、北京、黑龙江等地证据开示试验点地不断推广,对其域外经验引介的可行性探索也开始从学术研究领域步入司法实践当中。并且,对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植入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必然趋势在学界和实务界已达成共识,本文试从分析刑事证据开示发展的相关理论出发,对域外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发展经验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对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所裨益。